Sound of Dragon

2007-11-01T21:27:00.000+08:00

你不认同我的看法不要紧，但是希望你誓死都要捍卫我说出看法的权利。我很怕每个人都出自同一个模，不敢说出看法，不敢有异议、有主张，不敢面对自己的真性情，不敢担当，不敢作理性的颠覆，在应该说话的时候，突然失语。这样的失语，是一种罪，他们是良心的叛徒！

用心感触生命

2007-10-31T19:03:00.000+08:00

　　　　　　　　　　　　30米长的临时小桥　　　　　　　　　　　　　Ulu Telom 的原住民村　　　　　步行了一个小时半之后，放了学的小朋友终于回到家。

你的心灵，多久没有洗涤了呢？

临时搭建的桥，把原住民跟外面的世界重新有了连接……

商业化阴影下的媒体操守

2007-09-22T22:50:00.000+08:00

离职后的这些日子，我决定让自己慢慢沉淀，好好梳理过去六年多来在媒体工作的获得与失去。即便是离职后的这段时期，我偶尔还是会接到一些观众的来电，向我提供情报，诉说社会的不平事，要求媒体报道他们的心声。看来，还是有很多人相信媒体能够帮他们伸张一点正义，所以如果媒体工作者能够维护新闻的真实性，捍卫大众的福利，当人民的传声筒，发挥社会公器特殊的影响力，那么，媒体才不会辜负大众的期待和信任。

在转介个案之余，我也常思考，记者到底是为了什么，或为谁从事新闻工作？他／她必须遵守什么样的职业纪律和操守？

上个月，我有机会到菲律宾去和亚洲其他国家的媒体工作者一起学习。在“媒体伦理”这堂课上，我们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我们报出了各自国家传媒所出现的许多不正当行为，这包括媒体制造了严重失实的报道，对新闻进行别有企图的炒作、追求趣味低下的卖点，出卖版面或新闻时段换取利润、在报道中强化旧有价值的明显偏额、记者收取金钱为新闻“买家”说谎或利用职权谋取私利、不择手段采集新闻、不考虑公众利益，不保护消息来源等等。

在道出大马部分媒体高层利用权力出卖视听时段，和商家一起误导阅听人，我的心情特别激动。我的菲律宾和越南同学则感慨地告诉我，在他们的国家，受访单位和机构甚至已经公然把一大笔钱放进信封或直接存入记者的银行户口来贿赂他们，他们称之为“envelope journalism”或“ATM journalism”。由于当地记者的薪水都很低，这是他们的额外津贴，媒体机构也不会反对记者这么做。

于是，我们对媒体操守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并逐层分析了传媒操守各个层面所面对的问题进行列述剖析。讨论当中，我们都认同传媒控制了公众的舆论，足以影响社会风气，扮演捍卫民众的知情权、监督政府的重要角色。因此，媒体操守，在某种意义上比个人操守更为重要。媒体工作者无论如何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献身于公共利益，保持清正廉洁的作风。

这几个月来，我一直在想：如何把媒体人格化，让我们的媒体更像一个人，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如何提醒记者不要忘记他们服务的对象是广大的群众，而非迎合老板的需求，只顾公司利益，未能为公众提供公正持平，客观中立的报道，而沦为公司的宣传喉舌？

我不得不承认，现时的媒体环境，根本不可能要求记者坚持专业操守。因为问题根源不在记者，而在媒体的老板，和代表老板在编采部执行决策的编采高层。要让编采部独立自主，让记者这个职业有尊严，就得提升整个专业的水平和操守。媒体老板必须尊重媒体专业，不要把记者看成是“打工仔”，要求他们凡事顺从，为五斗米折腰。

换句话说，媒体老板必须在利和义的矛盾冲突中间，取得平衡。媒体机构应当使用各种正当的手段，提高新闻或节目的素质，增强自身的公信力，借此吸引广告客户，以获取丰厚的回报。而非在获取利益的当而，不再捍卫社会公义。

我曾经一厢情愿的相信，媒体工作者必须仗义执言，“咬定青山不放松”，不向权威低头，哪怕遭受再大的磨难也在所不辞。可是现实中，我却发现，要公正报道新闻，客观分析事件，要报道真相需要很大的勇气，偶尔还要抵抗权威，真要做到“威武不能屈”，并不容易。

在一些欧洲国家如挪威，瑞士，法国的新闻编采部可以寻求跟媒体老板签订协议，老板同意交出编采权，让编辑部自主的根据新闻专业要求运作。但是大马媒体并没有享有新闻自由，媒体的操纵权都落在媒体老板、政党和财团手上，编采部受到当权派的干预，一旦触及“上头”的利益，记者将被要求置新闻专业操守于不理。

媒体前辈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向下属反映他们效忠于“老板”的心态，他们在做任何决定时都较关心媒体老板的利益而非公众利益。也因为这样的奉承心态和打工仔心态作祟，记者都会被指示做些“不惹麻烦”的报道，被教育在黑白之间的一大片灰色地带游离。记者务必要着眼公司利益，完全接受上层意旨行事，媒体机构里面根本没有内部民主和自由可言。

而那些不听指示怀疑上层决定的记者自然被排挤，被贴上种种负面的标签。新入行的记者看着编采高层公开被老板“修理”，自然变成唯唯诺诺，不敢轻举妄动。记者工作的目标也就慢慢转到保住饭碗，追求加薪，升职和更丰厚的花红。编采高层也就不惜放弃编辑自主权，不做会触及老板利益或会得罪权贵的报道，尽量避开地雷，以求保住自己的饭碗。

结果，调查报道、触动当权派神经的敏感报道已不再受到主流媒体的重视。媒体不会保障公众得到正确足够讯息，参与社会讨论，实践公民权和享用新闻自由的权利。在着眼销量、收视率和广告收益的过程当中，我们似乎已经把受众当成消费者，而非一个公民。

“我们是商业媒体机构，凡是要看盈利，上层评估编采高层的标准以他们能够为公司招徕多少利润为考量。”一资深媒体人一语道破其公司制度的缺点。

可我始终认为，不管是国营或私营媒体，它依旧占用了公家相当宝贵的频道资源。跟大众切身利益无关的广告都不应该占用新闻报道的时段。新闻主播更不可公然为商家财团做宣传，刻意混淆广告和新闻的界限，或者将广告包装成新闻，在新闻时段堂而皇之地登场。

看见在屈服于金钱和权势的媒体机构里服务的记者经常不被允许报该报的新闻、说该说的话，坚持该坚持的理，我的心都隐隐作痛。再看见一些还有些许挣扎的媒体前辈选择忍辱负重，继续对违反媒体伦理的行为而抗争时，我常会激动得夜不能眠。我想，这种敢于挑战权威，纠正媒体不正当行为的行为本身甚至已经不再可以用功利和效用来衡量，而成为了对媒体沉沦，一种绝望中的信仰。

客观理解这些前辈的痛苦和行为逻辑固然可以在更宽大的制度框架中解读他们在主流媒体工作的两难，但是却无法合理化所有的新闻犯规。要知道，当媒体工作者只为想获利而出卖媒体专业，而将正义、公德、操守置于脑后的时候，也是阅听人对“舍义取利”的媒体感到厌倦和失望的时候。那也正是造就另类媒体通过无疆界网络蓬勃发展、挑战主流媒体公信力的时候。

作者注: 本文原刊于9月17日<独立新闻在线> 的独立专栏.

被出卖的媒体专业

2007-04-08T03:44:00.001+08:00

近年来的媒体生态，处于弱肉强食的高度竞争，为了抢食有限的市场，各家媒体使出浑身解数在收视率和广告收益上你争我夺。“置入性行销”大行其道，在追求商业利益的时候，媒体只会想到用最廉价、速成的手段，来博取最大量的阅听人。

“置入性行销”（Placement marketing）是指刻意将行销事物以巧妙的手法置入媒体版位或新闻及节目时段，以期借由既存媒体的曝光率来达到广告效果。“置入性行销”试图在观众不经意、低涉入的情况下，建构意识知觉（subliminal perception），降低阅听人对广告的抗拒心理。

国内媒体因为收视率的压力，充斥着耸动的琐碎事件，报道内容的煽情低俗导致外在形象滑落已经叫人不敢恭维，将新闻当成商品售卖的“新闻广告化”现象，则更从内部腐蚀了媒体的道德价值与公信力。

理论上，广告不应以新闻的呈现方式鱼目混珠，媒体机构决策者和记者不应该接受消息来源的任何利益，以免影响报道的公正与客观。

话虽如此，对于一个商业媒体机构来说，广告收益就是它们的衣食父母。媒体报道内容如果无法捉紧有着过动惯性的观众注意力，那就是“赔钱货”，广告收益大幅减少的话，媒体机构如何赚钱？

结果，一些媒体掌权人就教育记者：要在提高收视率的同时，也请帮忙想想赚钱的单元,　至少在收视率不理想的情况下，还有广告费稳稳入口袋。听起来匪夷所思，这样的思维却实实在在造成媒体机构的腐化堕落。

就因为商业利益上的考量，使得新闻广告化现象大刺刺以“编业合作”（编辑和业务）之名成为媒体政策。原本应该中立客观不受制于商家左右的记者，恐怕要暂时放下“无冕皇帝”的监督角色，放下身段、态度卑微地去和广告商打交道，促销商家财团的产品与服务，以达到协助媒体机构创业绩的目标。

如果记者这个时候还义正词严的辩驳新闻报道理应“求真求实”，媒体的编辑理应自主，应该和广告、业务、行销等部门彼此分开，那么，他的上层恐怕会群策群力，狠狠把他／她从飘摇的理想中拉回现实世界来，要他马上不要动用脑袋，只要安分写出可以赚钱的广告新闻就好，不然薪水花红哪里来？

结果，阅听人不难在每天接触的新闻报道中发现有极大比例是由活动单位出钱的“置入性新闻”。从购物，美容，保健，房地产，旅游展览，体育用品，活动标案等都无所不包，媒体的版面成为商家财团宣传的园地，严重伤害了报道的公正性，造成媒体专业自主、专业知能的沦丧，新闻伦理也因而瓦解。

最可悲的是：媒体成为广告商的代言人，而不是把关者，监督者。任何严肃的专题分析和调查性报道或中肯而可信赖的评论报导渐渐少了存在空间。

今天的新闻报道里面，阅听人常很难分辨究竟产业界的新产品研发成果，医药上或科技上的新突破，关于消费人健康的消费资讯或保健方法，究竟是真的具有报道价值的“事实”，还是已经被广告主花钱买来的“假新闻”和“真广告”？

更可悲的是：类似的媒体“编业合作”出卖了记者的独立性。记者工作时受到外界干扰，无法以其专业的态度来决定报道的角度或采访对象。最终成为被动的采访工具，一个编业合作政策的“执行者”。

更叫媒体工作者气愤地是，一些花钱买新闻的委托单位（商家／财团／政客）甚至还会越俎代庖，要求改稿审查，确保记者“扬善隐恶”，在报道中达到肯定与吹捧委托主的最终目标。久而久之，阅听人不再相信媒体，媒体短期内营收爆增，长期来看，却失去了长期建立起来、金钱也买不回的“公信力”。

媒体工作者渐渐抛掉所谓的专业坚持和伦理考量，冲盈利成为共同迈进的方向。这背后的驱策力量，其实来自越来越悲观的媒体前景。

一个前同事在看见媒体新闻时段被广告劫持的怪像时曾遗憾的对我发出这样的感叹：“我们的新闻像娼妓！谁有钱，谁就可以插入！ ”。

犹记得，我当时觉得他这比喻无比粗俗。但随即又不得不认同这位前辈的看法，因为它贴切的反映了媒体机构普遍向钱看，“典当”媒体专业和尊严的悲哀。

在这种变相的资助和置入性行销严重违反专业伦理的情况下，记者该如何自处？如何力捍“公众知情权”，履行公众信托的责任？

如果媒体掌权人无法拒绝任何置入性的买卖交易，记者该怎么坚定维护新闻或节目专业与尊严？

阅听人又如何不轻易被媒体讯息所操控洗脑？

真相。专业

2007-02-06T18:10:00.000+08:00

每一张照片都是历史，能将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的记忆留存。

感人的、撼人的镜头，都存在着摄影者和被摄影对象微妙的互动。

以苦难为取材对象的摄影师，在面对冲突场面时没有发抖的权利。

哪儿出现状况，传来喧闹声，摄影师和记者就往那里冲去，拍下发生，记录历史。

这不纯粹是日常生活的留影，一份列常公事的执行，而是每一个活生生的历史记载的真实呈现。

那是一份责任的履行，一份荣誉。

然而，摄影师面对冲突场面时，该如何与被摄影者互动？要摄取一张充满张力的照片时，如何让被摄影对象感到被尊重？究竟要如何拿捏分际，才能做到对被摄影者有所帮助？

此外，记者如果同时是社运的参与者，是否可以和受访的苦难者同歌同泣？他该如何抽离，控制情绪，维持超然地位，表现自己的专业工作态度？记者或摄影师如何在第一时间放下个人情绪，做“最有力”最符合身份和专业要求的事儿？

演谁像谁，各就其位，就是专业。记录客观事实证据，表现维护专业的勇气和人性的力量，才能对所关切的人们和事件产生最实际的声援。

记者应该效忠于谁？

2007-01-09T17:31:00.000+08:00

休假两周回来，上班第一天同事就问我：“如果你是一个战地记者，代表你的国家去敌国采访新闻，而后发现不利于祖国的情报，但是这个情报对捍卫世界公众知情权很重要，你会效忠于谁？”

记者也是一个国家的公民，也可能是一个政党财团控制的媒体机构的员工，或者还可能与此同时有自己的其他兼职，涉及商业投资，那他/她也可能是一个老板。

当一个真相的揭露，可能危害到国家民族的利益，伤害到媒体机构的利益，或者威胁到记者本身的私利时，到底这个第一手情报应该发放给谁？报导应不应该求真求实？国家政党财团媒体机构和个人，哪一个应该获得记者效忠的优先考量？

如果记者严守公民责任，捍卫老板的利益，谁会得利？谁会受到伤害？在处理任何一个关乎人民权益，捍卫人民的发言权、生存权、工作权、财产权等天赋的基本人权的新闻时，编辑如何自强自主？报道如何客观公正？媒体机构如何确保他们的评论报道确实中肯而可信赖、确保最后呈现出来的真相，确实是真相？

“记者该效忠于谁？”我在这里公开这个问题，向媒体界前辈讨教，更希望起抛砖引玉的作用，引起各位部落客的讨论。

回到内心的“呼庭”

2006-11-12T01:34:00.001+08:00

关于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关于真相与虚拟的争议，我想我们看世界的视角是最大的问题。

你知道吗？我无时无刻都在飘流，无时无刻都想要放弃。

但是极度“怕输”的我，怕一放弃，我就永远不知道理想，和我的距离，有多么的靠近。。。。

当工作上不顺遂发生时，我总会独自品尝孤独和挫折的滋味儿。

“我为什么会在这里？”

“我到底放不下什么？”

“我该不该回去？”

如此的内在对话因而衍生出对工作理想和亲情考验的内省。那包含了对生命意义、真理的初探、惶恐的追求与疑惑。

事实上，我只想全神贯注的工作，然后不受干扰的休息。

我性格中阳光热情的一面，总在一段时日后，被渴望独处的心情，全面覆盖。

是呀。也总在如此安静和独处的时候，我才承认，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一直没有停止漂流。

而在被情势所困的时候，我一直没有停止想要退缩，或不断提醒自己：是时候抽离了。

从工作岗位上抽离，从人事的暴风雨中抽离。那是一个怎么样的心境呀？

下了一场大雨后的下午，我突然想念起了那宁静的海湾。

你可知道？在那草原的突起之处，有百合花香。

而它，有个很好听的名字——“呼庭海湾”。

记得初次踏足那片土地，那个海角天涯的时候，我的心，就不住地漂流着。

记得那个午后，我迷失得那么自由。甚至勾勒出了：“不如，我就在这里死去”的联想和冲动。

你如果也和我一样迷失，也想要抽离，我希望你能够到这个美丽的海湾，去看海。

在那里，你可以静静的吹风，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想，看浪潮轻轻拍拂又走，听远处画眉的歌声。

青山还有绿树林海，在梦想的平台上，你尽管编织您的梦想。

轻轻闭上眼睛，或让自己歇息，想象这个海湾随时欢迎疲累的你，安心长眠。

没错。它让身心疲累的你，安心长眠。而后，让得到宇宙无限能量注入的你，再次苏醒。

传言，很久很久以前，这个地方是放牛耕种之地，又有“牛山”之称。

阿美族则称它为“呼庭”（huting）。

曾继何时，成群结板的牛只少了，发展洪流洗退了阿美族靠牛耕种的画面。现在依稀可见的是野放山上优然自在，得到大地青草滋养的牛群。。。

于是“呼庭”在阿美族心里有了新的意义——一个自由自在，无忧无虑，任您心灵翱翔的人间净土。

也只有这个地方，可以驱走城市人的浮躁不安，感受到心灵的宁静和空旷。

年终了。秋凉冬送风，牛山不冬眠，只给你一季舒眠，送你一抹忘忧。

一觉醒来，阳光在海角乍现。

苏醒后的你我，都要再相信：无限复杂的因缘，会把我们牵引到更好的地方去。

或至少在我们内心小小的“呼庭”里，再创造另一个不可思议的交集和勇气。

让每一个发生，每一个相遇都让我们从别人的身上，有所学习。

或许，一觉醒来，就会心境如雨，清楚看见一片璀璨与琉璃。

我要抱持这样的信念，再走过去。

迷路的小小记者

2006-10-26T02:43:00.001+08:00

小妹今天出席老马开斋开放门户活动回来，写了一则“完全不敏感”的新闻，最后被抽起。她说累死了累死了，都不懂上层到底要什么。

“老板说，上层说以后所有关于老马批评Pak Lah的新闻不能播。可是我写的根本就没什么，只是一些华社领袖和百姓对老马和Pak Lah 的看法呀。所有敏感的言论我都没放！”

言语里可能藏着些类似我们这些小记者对于记者本分的莫名茫然与激动反应的矛盾统一。

比我们还资深，比我们还懂媒体专业伦理，新闻理念的前辈，大都已经失去方向，助长着媒体文化的堕落，领着我们一起迷路。他们时不时提供我们关于记者本色，一个意义矛盾的机会教育。

上头希望小妹记得，一定要记得——“根本没有所谓的新闻自由”这回事。上头希望像我们这样的小小记者，索性省下探求另一种真理的精力，把理性颠覆与质疑权威的力气，通通用来想想如何制造更多让上头“感觉良好”的报道。

“上头说，如果我们还想捞下去的话。。。。。”上头顽强的指令，让我们这些小记者都在茫昧却深植的感伤中迷路，在要辩护却卑微的身份中进退失据。。。。

也许我们在这个领域里找不到关于事实、关于正义、关于暴力、关于和谐、关于公平的真理吧，所以终究这个领域也就不再有我们的热情。我们渐渐迷路。

所谓的新闻报道，只是为了取悦当权派，文字意思和真相随时可以被扭曲。或许，要进媒体这一行根本不必念传播系新闻系，念了反而是包袱了。

看见沮丧的小妹生气后双眼寂寥着，我想如果再看不到一线曙光，我们迷茫的眼睛，注定要神伤暗淡的。

很多时候，原本应该为呈现事实真相、为伸张正义、要为无力的弱势者发声的报道总得被逼休战，暂时去帮有钱的、有权的政客商家捧大脚。

于是，我们看到四家中文主流媒体集中于政商联盟的手中，这种媒体文化的大大沦落。今天，说谎的权贵只要捧着大笔钞票来买新闻，他们都可以在主流媒体中以正面观点出现。媒体高层越来越像商人，总编辑变成总经理。

更恐怖的是，一个不容许异议出现的当权派，正在统领着我们的社会，正在控制着我们的笔，让我们无时无刻面对割喉危机。这些人，正伤害着大马媒体自由和民主空间，他们有钱有权，所以他们也有绝对腐败的能力。

记者于是成为这些有钱有权人的传声筒，为他们开拓更大的言论空间。结果，记者越做越没有尊严，不敢再去反对权威者的言论。新闻媒体堕落得很快，新闻公信力逐步面临破产。

在主流媒体集体沉沦的这个非常时刻，小妹说，她不懂华仁控股有限公司把21.02%的南洋股权脱售给张晓卿后会对大马言论空间造成什么影响，更不懂上头心里究竟想什么，要什么。

她很疑惑的告诉我，上头甚至叫她有空没空都要打电话给政客问好搞搞关系，将来可以顺利抢独家，她问我记者这样做，到底对不对？

她说她看见一些高级记者都很有办法得到政客的注意，交际手段好得不得了。这些出名的高级记者就是这样厉害搞关系，结果得到很多独家新闻。

“你羡慕这些资深记者吗？他们抢到的独家是唯一的真相吗？这些独家新闻对公众带来多少利益？”

“可是新闻赶时机，要快呀。如果跟政客或他们的新闻秘书关系好，我们甚至可以在新闻发布会之前就得到独家新闻，或在新闻发布会后让政客独独为我们报更多料。。。”

“那透露的所谓独家就是真理？还是政客故意发放的所谓政绩？记者本色难道就是文抄公文抄婆搬字过纸而已？记者是立场中立的监督者，还是忙搞关系的交际高手？跟政客有特别好的关系，或者从中得到一些“好处”后，将来他们腐败时，记者还敢揭穿他们的真面目，敢得罪他们吗？”

天呀。如果记者一味忙跟政客拉关系，为政客故意发放的“独家新闻”沾沾自喜，忘了记者本色，原本就应该对当权派的言论质疑，揭露当权派可以隐瞒的谎言，通过资料的搜集，查证和检验让事实还原。。。那么，我们等于亲手扼杀了自己的新闻生命。

“有时候我真的不懂什么可以写，什么不能写，所以才要问。。。”

“记者是为上头写报道，还是为广大的阅听人探寻真相？”

上头虎头蛇尾怕承担，怕从此没有得“捞”，我们怕什么？好在我们都没有像上头一样有一堆孩子要养没得捞了没饭开就死路一条？

为什么记者一定要被训练“隐恶扬善”？即使知道了某些政客的疮疤，也不能拆穿，尽说谎言？天呀。记者从“监督者”走向“化妆师”的角色，就是不懂本职，也是新闻的堕落。这让我们的新闻室更是寒气冷烈，看不到希望。

“可是我们写的报道如果对民众有利，但是得罪权威政治，不是上头要的，最后被砍怎么办？”

“那就让上头砍吧，让这些比我们懂新闻使命和理论的前辈去做坏事！我们尽本分就好。走出去别人问起，我们无愧于心。”

天呀。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把所懂的真相全盘托出，写得淋漓尽致，即使我们一早知道这样的报道可能会被砍，我们也要写好它，然后让上面的来砍！

至少，上头为他们的决定和专业负责。我们小小记者也为自己的报道和专业负责。

至少至少，上头出卖新闻，我们没有出卖道德良知。

事实上，我并不确定我在这一行的寿命有多长，我只知道此时此刻，记者如果再不清楚记者本分，再不进行反叛，新闻的公信力迟早全面沦丧！

台北的星光

2006-09-30T17:05:00.000+08:00

　　今年九月初，一向寂静的台北街头不断涌进静坐反贪倒扁的群众，数十万人来来去去，在烈日当空或暴雨倾盆的广场中耐性十足的静坐倒扁，人贴着人相递饭盒矿泉水，一起喊倒扁口号比倒扁手势，就是要为抑郁已久的台湾政坛，共同写下新历史。

　　以前在大马，我看台海局势，充其量只是一个阅听人。直到亲临台北街头，我才发现自己竟是百万的一个参与者，历史的见证者。

　　这种心境就像在感受到历史若即若离的时候，你的手轻轻推一下，竟发现历史在跳动！

　　不分蓝绿，没有政党动员，倒扁现场的人潮一波接一波自动轮班，中午家庭主妇和退休老人坐镇撑场，下午学生和上班族涌入登场。晚上十点过后，倒扁现场还是有不少民众席地而坐，或静坐休息，或围着网络歌手——“砰砰阿峰”唱游，或排列站在街道旁，对往来的车流传递倒扁手势和正义的呼唤。

　　这是一场公民自觉的运动，包括立法委员，大学教授，评论家，媒体工作者，娱乐界人士，非政府组织等机构与个人，都现身为人权与社会的公平正义发声。

　　“今天贼闯入咱们家，抢了咱们的财产，谁还会在乎蓝绿红？还不快点齐心协力捉贼去！”５６岁的张妈妈对午夜静坐的公众发表了这样掷地有声的论调，马上迎来如雷的掌声。

　　家长带着孩子静坐露宿，让孩子全程参与倒扁运动，老师把公民课带进凯道实地教学，就是要机会教育孩子勇于反抗社会不正义之事、懂礼义廉耻，长大后不乡愿、不包庇，直指腐败的核心。

　　原本已经对台湾政治厌倦唾弃的年轻人好似一夜间醒来，认为唯有整体社会道德的彻底觉醒，才能叫贪婪腐败的政客胆战心惊，于是纷纷走上台北街头和平围城。

　　“大家辛苦咯！这里有免费的蛋包饭和玉米浓汤哦！”台北一连锁餐饮店老板娘——马琳自九月九号开始就全家出动来倒扁现场发放蛋包饭和玉米浓汤。她说，他们会晚晚端来大锅饭和浓汤给倒扁群众嘘寒问暖，直到阿扁下台为止。

　　共同的信念，让他们彼此加油，并做好长期抗战的准备。

　　不只这样，来自民间各个角落源源不断送过来的物资更是叫人惊叹。有海外台商化名为“张爷爷”设立物资补给站，提供帐篷睡袋食水；有民间自发设立的“酸痛服务站”，为长时间比倒扁手势导致肌肉酸痛的老人做指压按摩；还有“救护站”为疲累病倒的群众提供医疗服务；非官方“纪律服务队”协助没有政党后盾的指挥总部维持秩序，更有无数义工默默投入清垃圾作环保的行动。

　　回国后几天来，那一幅和传统民众抗争极度不协调，但是又何其热闹祥和，令人悸动的场面，一直在我脑海盘旋。

　　从九九静坐的“围城之夜”，到九一五的“红潮围城”的群情鼎沸，自发性是整个倒扁运动最动人的地方。

　　我在弥漫着汗臭味和尿酸味的台北车站，以及满载历史伤痕和充满政治戏剧张力的凯达格兰大道，被滚滚红潮深深的触动！

　　当然，历史从不曾定格在某一个阶段，双十节肯定会掀起狂烈的红色风暴，划破天际的“阿扁下台”口号肯定会震撼人心。我想，阿扁会否在风雨飘摇中，最终以非宪政体制的方式下台已经不再重要。

　　家长对下一代道德教育的敏感，媒体锲而不舍的查证与监督司法判决，评论界专业的推理，跨越政党的倒扁群众热情而专注的投入，齐声讨伐破坏民主运作的元凶的激情愤慨，才是精髓所在。

　　然而，在台湾呆十天，看见电视上阿扁同僚还在恶意的扭曲事实，煽动大众对“红潮”的恐惧与敌意的时候，我异常愤怒。我想这些无耻之徒还一心献媚示好，纵容贪官污吏，即使不是胆小，便是与利益成了共犯结构。这些现象说明了不只是国家认同问题的撕裂混淆，更重要的是法制精神的陨落。

　　于是，《百万人反贪腐倒扁运动》以“礼义廉耻”为主轴，就是要唤醒大家的道德良心。

　　倒扁群众随着民歌手胡德夫在细雨中激情的高唱《美丽岛》、集体举手宣誓打击贪污追求和平之时，我看见许多人都流泪了！那是多么浓郁而深沉的忧患意识呀！那也是对权威、对威吓、对贪腐，最温柔的反叛。

　　于是，瞬间迸发的社会力量不再容许绝对权力绝对腐败的政治最高层生浓发疮，不再容许以假乱真，掀动社会矛盾的腐败政客狡猾操控台湾的民主实践。

　　我相信，这种民主社会的热情与成熟，将会让蓝绿红再度融合，以“道德捍卫，反贪腐重人权”为抗争基础，刺激台湾政治路线大洗牌。我认为，不管抗争成功与否，这股成熟而理性的公民社会力量，已足以让轻佻傲慢而又贪腐败德的最高层内心犬儒无力，最终尊严扫地！

　　正如王尔德所说：“当我们都处在泥沼时，总要有人仰望天空中的星星。”　我实在很期待双十节能够再次见证台湾民众用最温柔与理性的方式，进行他们最坚定的抗争，更希望“天下围攻”当天，台湾人都能看见星光，看见希望！

照抚生命的接力赛

2006-09-14T18:09:00.001+08:00

　　最近大马社会上一再发生不幸的掠夺抢劫案，许多公共议题也争嚷不休，政治上的辩论更是激烈。在现象上或都可归因于生存的压力和权力的斗争。或许，人在繁复的人事浮沉中已变得不识本心。

　　太过忙碌的在社会空间流动来去，被太多人事和大大小小不同的系统包围，身处这般内外交攻的的生活环境中，让我觉得很不自在，决定暂时出走。

　　刚好从工厂吵杂的环境中解脱、重回大学校园的二姐邀我去印尼走一趟，说是寻找人生方向，倒不如承认我们都被压力挤出了线，想暂时逃离。

　　结果，我们两姐妹很幸运的参与了当地慈济人和国防军联手举行的大型义诊，与和善的印尼志工学习。

　　即便是披上卫生衣，进入手术室的那一刻，我还是觉得这一人生际遇来得太迷奇，频频自问：我怎么会在这个陌生的地方当志工？

　　生平第一次，我踏进了手术房，亲眼目睹来自台湾和当地的义务医师如何为常年累月病苦的贫苦者切除大小肿瘤。这真是一个生命难得的经验。看着医师们专注的划刀、切除、缝合，再拿起下一个手术单，传唤下一个等待希望的病患，我打从心底对他们的专业肃然起敬。

　　近距离拍摄医师为无数患有兔唇的小孩与大人缝补缺口，我的心异常的感动。

　　手术室外每个等待的分秒，都是病患与家属最难熬的时刻，我想这群医师不只专业的发挥医人天职，还成为了为众生带来希望的人间天使。

　　而最令我感到赞叹不已的是关怀志工的全情投入与陪伴。听到小孩的哭声，志工比手语唱歌施展妙方，让他们暂时忘了病苦，露出笑容。

　　而对于紧张又痛苦呻吟的大人，志工们也在旁给以打气和抚慰，让冷冷的手术室更添温馨。结果，推出手术房的病人病苦拔除了，心也开阔了！

　　慈济医疗队伍不只是一般的专业医疗队，而是以无形丰沛的爱为支柱的团队。说实在的，在小小的空间里，我看到了不是尖端精密的医学科技和设备，而是医疗团队用心投入，不分种族肤色的大爱。

　　于是，照抚生命的接力赛在一间间手术房和手术房外数百名志工之间交棒，大家好像忘了疲累，认真又欢喜的工作。

　　我们不是常说, 生命没有贵贱之分吗？这次在雅加达两天的大型义诊共为六百多个当地贫穷病苦者进行各式各样的手术，包括兔唇手术，白内障手术，眼角膜剥离，甲状线，疝气等等。他们不只成功为病人带来健康的人生，发挥了“医人医病医心”，尊重生命的精神。

　　感恩这个难得的因缘，让我在爱的聚汇中心深刻的感觉到生命的脆弱，上了一堂宝贵的课，看到爱洒人间的温情与闻声就苦的菩萨身影。

　　希望人世间受苦受难的人，能够及时解除病苦，轻安自在。更希望人人都能赞叹生命的美好，时刻感恩，尊重生命。那么，这个世界就有更多反浊为清的能量和希望。

红溪河的忧伤

2006-09-11T10:07:00.002+08:00

1710年，仅BATAVIA（现今的雅加达）就有10万中国人。他们当中，有自由雇工，也有船户贩来的押身抵债者，名为“新客”或“新唐”。

红溪河是只是雅加达１６条河流当中的其中一条。1740年代，在清澈河水旁的两岸，华人店铺繁华着印尼早期的经济。

1740年10月7日到13日，荷兰殖民政府为了消灭华裔的经济势力，在Ｂａｔａｖｉａ屠杀一万多名华人。红溪河事件的起端为驱赶非法的中国移民，以及商业许可证的取得问题；其中牵涉到贫富不均、后因为不实谣言而引发一场暴乱，最后引发了这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事件。

听说红溪河当时堆满横七竖八的尸体，血流成河。自此，洪溪河从１６条河流中跳脱出来，背负着它沉重的历史命运。

今年9月初，殊胜的因缘把我带来这条在当年堆尸如山，一夜成名的红溪河。我无法想象这条河当年如何吞噬一条条的人命，把大量的尸体漂流至各个支流和雅城东区的沼泽地。

我也感受不到红溪河80年代频频发生的大水灾期间，灾民在河上家园屋顶上呼天抢地的悲恸。

于是，我翻开文献，了解这条河的过去。
根据史记，１９６０年的红溪河还非常清澈，周围的环境也很优美。当时这里是许多鱼虾，鲶鱼的栖息地，河水不但被利用作饮用水，家居洗涤用途，还成为木筏的航行道。７０年开始成衣工厂开始被建立起来，外来居民不断迁入，河水已经无法负荷工业和住宅废水的承载量，河水越来越浑浊不清。
８０年代的红溪河，红溪河流域成为是雅加达贫民密集区，红溪河受污染的程度日渐加剧，包括人为污染，工业污染，水质已经到了危险水平。虽然频频发生水患，然而河堤边困苦的生活依然吸引外地居民到这里找租屋。
结果，红溪河上整大片水田马上被此起彼伏的非法屋“占领”。这条河不但成为工厂废水的流放处，还得承担居民抛弃的垃圾。这一现象导致原本25米宽的河体缩至10米，水深也从12米降至1米。停滞不前的河水还散发出令人作呕的臭味儿。

Cｅｎｇｋａｒｅｎｇ排水道使水流转移，河水缺氧而变成灰黑色，细菌无法分解污染物，使该河奄奄一息。
2002年初，下了一个星期的倾盆大雨几乎把雅加达城洗涤干净，但是遗憾的是，许多具有排水功能的河流早已被垃圾和工业废物堆满而变成死水河。洪水来袭导致38万人被迫搬离家园，无数人被洪水卷走，雅加达面对30年来最大破坏性的水灾。

印尼慈济基金会第一时间展开赈灾活动，抽水，清理，消毒工作，灾后义诊和建立大爱村，让红溪河上的灾民有个安身之处。四年前经过清理，搬迁和整顿工作后，堆满污泥和垃圾的河畔即刻受到整顿。为了预防河水再次淹没附近的住宅区，他们在河畔西边建设了河堤。河堤两岸还种了许多绿化树。

问题是，四年后的今天，尽管建于洪溪河中央的非法建筑屋已经铲除，这条河已经比以前宽阔多了，但是河水依然灰黑色，居民依旧把垃圾通通丢进河里。

我们看见困苦的当地人划着木船检河上的垃圾，靠拾荒找生活。同行师伯开玩笑的说，那是移动的MPPP。我很惊讶，觉得不可思议。

“这条河如何才能恢复以往美丽清澄的面貌？”这问题不断在我心中盘旋。
在河畔贫民区走一趟，我们发现，肮脏的河水也没有减退居民使用过滤水洗涤，戏衣服之举。我很怀疑这些过滤的水是否符合清洁水的质量。
更出乎意外的是，河岸居民看见我们到访，居然向我们比了个划船的手势，用印尼文向我们探问何时有划龙舟比赛。

向随行的慈济人济受师伯询问，才获知原来自2002年开始，慈济在当地政府的协助下，每年都会在红溪河上举行龙舟比赛，希望雅加达政府能够遵守诺言，使已经脱离垃圾和非法居民困扰的红溪河进一步受到污染，使这条河以后可以成为旅游胜地。

我实在无法想象这个曾经被称为“雅加达黑色命脉”的红溪河得到五六千人前来围观龙舟赛的盛况。再看看目前脏兮兮、长年被垃圾堵塞和红溪河，我很担心10多年后，河水泛滥成灾的景象会在卷土重来。

这是人祸，不是天灾。
拥挤的贫民区，成堆的垃圾和卫生设施不足，这条被喻为“雅城命脉”的红溪河很可能会成为疾病纵生温床，随水流沉淀的泥沙及旱季河流缺水的问题或使市内的河流不能被疏通。谁敢保证，这样下去，大灾难不会再来？

尽管居民的生活纯朴，对路过的我们展开一朵朵亲切纯真的笑脸、孩子们安静的在陋巷念书嬉戏、河畔居民从事各种不同的工作找三餐看来是多么的祥和，但是，在按下快门的那一刹那，他们的笑和我的淡淡的忧愁，居然在时空难得的交会中，相映，然后成为一抹久久无法退去的黑影。。。。。。

我所相信的事

2006-09-07T12:47:00.001+08:00

在印尼行走五天后回国，身边发生了一些事，让我感触良多，对人性的真善美有了重新的梳理。

首先是我一个在工厂工作的朋友，在短短的24小时之内被迫离职。无数次的电话联络，他说他被信任的朋友出卖了，上司和外人勾结陷害他。他知道我曾经在电子厂工作，有曾经现身工业法庭的经验，于是他向我请教如何化解事业危机。

当然，最后，他躲不过自己的良心，为一时的贪念酿成大祸而懊悔不已。于是，在上庭前，在别无选择之下，他选择走路。

说到被朋友出卖，或者对朋友的信任与怀疑，我好似一夜间比谁都了悟。

我曾经急切的想让爱与宽恕转化，浸渍自己。觉得人与人之间原本就应该互爱互信。证严上人不是告诉我们“普天三无”吗？天下没有我不爱的人，天下没有有不信任的人，天下没有我不原谅的人。这个动人的信念曾烙印进我的脑海，成为随时召唤复制的法语，提醒我不要对人性失望。

但是，你知道吗？我的意识底层有更模糊的一块，以为背诵进入脑袋的静思语会在体内变质为道德修养的气涵，以为我真的已经熏染了某种只可体认却无从捕捉的美好本质，其实不然。

我觉得生活里最难的是让自己活得理直气壮。朋友的一时出错，让想极力从工业法寻求出路的我，也气虚难过得无法挺直腰，有一股无法相忘于江湖的落拓感伤。于是，我开始怀疑“普天三无”，开始对人性失望。

我严厉的谴责，不解为何他会放松了良心之尺，接受了看似天掉下来的好处，违背了职场的专业伦理。他说，太过信任朋友，所以被出卖。我却觉得他先提供了被出卖的入口，如今就少了反击的有力理由，再也无法理直气壮。

本地一个华裔穆斯林组织负责人也在同个时候联络了我，说他们的会员对我们的俄《Edisi Siasat》的节目内容和报道方式感到害怕。他们希望我之前访问他们组织和拍摄的所有画面都作废。

她说现在政治局势动荡，种族课题被媒体炒作得不像样。我作的异族通婚课题，尤其是华裔穆斯林的通婚现象一旦被错误理解和炒作，将是他们组织最大的伤害。他说，他们都认为我的报道出街后会很危险，请求我答应不要作敏感课题的报道。

我极力解释我作报道的用意是促进种族间的了解和打破社会对宗教课题的种种迷思。我说我的报道会很中立客观，不会抹黑他们，不会触动社会对宗教或文化敏感的神经。

我想知道他究竟看了我们的哪一集报道，觉得我们很“危险”乃至感到害怕。他说，他们只看过马来组的《Edisi Siasat》，觉得很不舒服，因此怀疑我正赶时机，把华裔穆斯林这敏感的一块大势炒作，把他们摆上台接受社会的批判和歧视。

我不断告诉他，我们的追踪档案制作组和马来组的《Edisi Siasat》根本就是两个不同的制作单位，节目方针和报道角度和走的路线根本就不同。我希望他们不要只看《Edisi Siasat》就以为我们的《追踪档案》也是这样“危险”。

“给我们一次机会，公平一点，给我们一次机会。这个星期六，请看我们中文版的siasat，那是关于青少年政治冷感的课题，如果你看后依然觉得我的报道很危险，那么我会尊重你们的决定，我不会让之前采访你们的片段播出街, 好吗？”我几乎用哀求的语气在说服他。

后来我想，人家不再相信，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我们同台的其他节目可能真的很危险，可能曾为了抢收视率而煽动宗教种族情绪。今天，我们想解释或跟其他组撇开关系划界限并不容易，因为同是一家，人家也很难相信我们节目的公信力，媒体暴力的恶果，大家一起尝。这是我最大的悲痛和遗憾。

接下来是我们上周原本要播出的“猪农课题”因为技术上的问题无法如期播出。看到我们重播旧的节目内容，一些同行朋友怀疑政治干预，对我们加倍的关心。加上讯息发放的程序出现问题，让一些前辈白操心，我真的觉得很抱歉。

每个事件的发生都是相对的。今天，有人怀疑我们，不再信任我们，但另一边厢，还有一些正义之士和前辈依旧相信我们，在看到危机时，愿意在背后力挺我们。这样的信任，已经可以让我们继续坚持走下去。

可是呀！我很想说，相信归相信，任何危机显现时，求证的工作还是少不了。我们最不想看到因为一时疏忽或一时激情，一群善良的人不小心种下恶因，最终让大家共尝恶果。因为我们看到太多的媒体暴力，看到受害者利用媒体，或相反的媒体利用受害者的颠倒黑白现象，不得不谨慎处理危机。

是的。在这个社会上，有人正正经经扮演中规中矩的角色，索然无味。有人为了追求名利而不择手段。更多人在人生的舞台上奋力抢戏份，扮演不是自己的角色，或者为了哗众取宠，用近乎夸张嫉妒的表演形式出场，制造了荒唐的局面。

看见一些人把原本应该赋予的角色演得太过火、太肉麻，让人马上起鸡皮疙瘩。看太多戏，我们好似突然也被卷入荒诞的剧情里，压抑真实际遇里悲多于喜的事实，也迷失在忠诚和奸角水般迷离的模拟。

我昨晚因对朋友的信任感遭到打击，在夜晚独自驾车回家途中，突然觉得《普天三无》向我摆出离去的手势如此明确，就像幽林里夜来袭全然黑暗的不容自欺。我对全然黑暗的降临如此害怕，不停的颤抖！

我不晓得为了什么我扮演了今天的这个角色，那是一个忧郁的丑角呀。于是，昨夜，我真的在这个冷漠的城市，在那混乱的街道上彻彻底底搞不清楚方向。但是，我没有像以往一样，一迷路就打电话求救，因为我正走着熟悉不过的归家之途。我容许自己让感官暂时对外界封闭，泪开始哗啦啦也在脸上乱淹成一片。。。。

为什么虚假的人永远那么健康，随时可以吃下三碗饭的模样？三十岁的我，怎么还能够拥有如许丰沛热闹的感情和对人性充满矛盾与怀疑？该怎么能够再次相信？我享受着肉体，思想和灵魂上三合一的沮丧和孤单。

今早醒来，我告诉自己：今天将是美丽的一天，因为凡事都是相对的，快乐痛苦，信任与怀疑。恶的力量和善的力量会相互穿透、纠扭、背叛、拥抱，最后融混迷离，制造出生活中的种种悲喜。

是的。不管怎样，我要感谢生命的起伏，感谢一切的发生。我要感谢危机的出现，因为它提醒我别把人事当是非，要把是非当教育。更要感谢和我们不一样理念的人，磨出了我们一身好功夫，让我们越磨越亮，越磨越缩小自己。

于是，我要再选择相信，相信人性本善，相信美好的社会可以用爱慢慢建立起来，相信总还有很多善良的人值得我们去相信。

称颂古墓还原

2006-08-04T02:24:00.001+08:00

今年5月尾,追踪档案揭露了甲洞,士毛月和万宜华人义山地被人合法侵占的问题。　　

报道播出街后不到一个月,一名自称“江先生”的观众来电告诉我说，他看了我们的报道后深感悲痛。听到我在总结时说，那也只不过是义山危机的冰山一角时，他就再也沉不住气，也要向我们揭露他爷爷所葬的古墓地同样被人侵占的内幕！
　
　“我爷爷埋葬在双溪毛儒的老坟地都被人种满了橘子树和柚子树!”电话那头，他生气的对我说。我第一个反应是：有没有搞错？坟墓长橘子？怎么可能？神经病！

　　“是坟场附近或周围被人种了橘子吗？” 我心存怀疑的问。江先生竟然说，不是不是，是坟场里被人种了橘子和柚子树，很多墓碑不见了！不信，他带我们去看看。

　　我初时还以为这可能是一个“精神有问题”的观众搞的电话恶作剧。于是，我还打了几通电话给甲洞义山理事，要求他们帮忙探听那一带坟场长橘子或被人种橘子事件的虚实。

　　但是，理事都对江先生所说的义山确实地段不很清楚。在半信半疑之下，我们决定出队见见这个江先生。　　

结果，江先生的精神状态一点都没问题。我们果然看到了义山地被侵占的另一角，另一个大问题！我们惊讶的发现,那个占地7.2英亩的麻风病院旧义山地,竟然被当地著名的“橘子王”以整片铲平的方式作种植用途!
　　更令我们惊讶的是，这块属于麻风病院管理的义山地,竟然被“橘子王”霸占了20多年！至少400多个古墓下陷倒塌、东歪西倒、或横倒在园里的小水道上，被人当桥梁、任人践踏,有者更是无迹可寻，使病患先人在九泉底下不得安宁。

　　愤怒的江先生带领我们揭露这宗义山地被人侵占的内幕,我们则带领华团领袖和全国华人义山理事一起展开拯救这个综合性义山的工作。（这个报道将在这个星期六播出街，请各位留意收看。）
　　据说过去，本地一些电视台曾在过年过节时访问那“橘子王”怎么栽种橘子培植柚子，还到当地去拍摄一大片绿油油的橘子和柚子林。奇怪的就是居然没有人看见橘子林里被人糟踏的墓碑？我不知道是因为没有被发现，还是发现后大家选择视若无睹？但求节目出街，橘子王“袋袋平安”，大家相安无事过年就好。反正埋葬在地底下的，不会出声，更不用说抗议了。

　　由于从前的麻风病患都被政府强制隔离在“希望之谷”, 病患病逝后就不分种族和宗教的被院方集中埋葬在这个地方。这个义山地可说是我国少有的“综合性”义山地。它可说是记载麻风病历史和当地社会发展重要的参考史料。

　　建筑材料旁的墓碑，草坪中的古坟，沙包隙缝的烂石碑，或者是长上花草的墓碑，都记载了先贤的身世。
　　这些病患先人的墓碑和传统的华人墓碑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没有死者的出生日期，只有病逝年份或日期，也没有死者子孙后代的名字。这就解释了麻风病患当时被政府强制隔离后，被社会，被家人离弃的事实。
　　他们病逝后，通常都会由民间慈善机构，或宗教团体帮忙处理后事。于是我们清楚看见粗糙的石碑上刻有这些宗教团体或乡团组织的名字( 如广东华人同济会，慈善互助会，福建同乡会，佛学社，基督卫理公会，印度墓碑，天主堂，改良会，佛教静修院，印度墓碑，潮州剧社等等) ，就是没有死者家属和孩子的名字。

　　作这个报道最大收获，并不是我们成功对院方施压，成功逼使“橘子王” 在短短的两周内，完全撤出义山地。而是它让我们也有机会上了一堂宝贵的历史课，看看我们的华团领袖如何结合华社资源，让旧义山还原、让麻风病患先人的历史和当地的社会发展史再现！

　　今天联络上新纪元的讲师——傅向红，发现她居然也参与了陈亚才的考察工作，在那里为每个谨存的墓碑摄像作登记，作为历史与文化研究的参考，我真是开心！

　因为我知道，这批不选择沉默的文化界和学术界专才，很快会为沉默了20多年的古墓平反！谢谢他们。更要谢谢愿意生气和勇敢站出来为被人糟蹋得古墓说句公道话的江先生！

媒体寒冬，痛在心中

2006-06-27T01:51:00.000+08:00

今天和彪民通了个电话，了解他的节目被令关闭的来龙去脉。没有太大的情绪波动，只是希望他在休假的一个星期里，静一下。

　　才放下电话，马来组的上司就在远远的那头，给我们中文组的制作人下指令。他双臂交叉比了一个很戏剧性的手势，当作禁止我们报导任何关于首相女婿新闻的回应动作。

　　即便是把关者接到命令后，他还重复作出那滑稽的动作，让在场的都笑了！然而，笑之后，在我腹部深处一波波涌冒出来的，是听也听不到的悲意。之后，我们都没再说什么，谁也没有再去质问为什么要这样，更不敢愤慨发指的喊哪里可以钳制编辑自主新闻自由。

　　谁都没有说出来心中所想。空气中弥漫着正常不过的平静淡定。苦笑过后，肌肉微微的颤抖，我反而好像传染了某种更庞大的郁结不安，内心好像有某些感觉开始在散攒奔逃，好像要躲避背后莫名来袭的暴力，好像要闪避身后一把欲割喉的利刀。。。。。。

　　我们的新闻室原本就很冷，由于大刀阔斧重新包装改革后，三语新闻都是采用开棚播报方式。因此，播报新闻时段，只有主播室亮灯，主播身后整个办公室就黑漆漆一片，那个时候的记者们，在黑暗中工作。

　　然而，今天的“暗”和往常不一样，就像在有一块光线全然照不到的死角，某些感觉的隙缝渐渐麻木封闭了，某种“正义公理”隐隐约约的消失了！

　　以前 “ 哗fm”停播时，我们也拍了三卷带子。但是，没有一卷真正用得着，真有机会播出街。当时我们天真的认为，纪录这段历史很重要，觉得这事件不能忘怀。可后来的几个月，毕竟还是忘了。少了个“ 哗fm”，我们听别台，马照跑舞照跳。

　　几次打从“ 哗fm”的前录音室经过，我都忘得彻底，没有太大的感觉。那最后一夜ＤＪ们含泪主持节目、和听众道别、哀悼的烛光和激动的演说，好长好长的一段时间，我们都不再记起，不再感觉那事确实发生过。一直到“爱——开唛无障碍”这个节目即将面对同样的命运，才把曾经忘记的那一幕幕带回眼前来。

　　驾着车回家途中，我突然给一个离开了电台的前辈发短讯，告诉他这个坏消息。那边即刻传来了“媒体寒冬，痛在心中”八个字。不管我唤起了多少沉睡已久的记忆，这八个字不可思议的把一整串一整套遗忘的部分，狠狠地再度连接了起来。。。。。。

　　我不烧得这样的记忆连接究竟对我，或者对那些曾经为媒体自由死亡而哭过或笑过的人，留下什么，带走什么？也不晓得这事会否再激起舆论界的反弹？这样的激情或“正义”又会持续多久？它会不会如电影连续剧那般滥俗、脆弱无章和出奇短暂？搞不好激情过后没多久，大家又中规中矩，按照上头指令乖乖动作，不敢对权威有小小的戏谑反叛？

　　或许，在庞大的禁制和无奈中，我们实在不敢有太大的反应了！不敢在众人面前提起那一夜，那烛光，那悲痛，让它们通通留在被遗忘的迷宫。不要紧，真少了个“爱——开唛无障碍”，我们听“公鸡饭碗”，马照跑舞照跳。

　　再接到上头预示封杀新闻的滑稽动作，我们小心翼翼的笑。我们再很有默契地回避讨论公理正义的激情，然后很自然很自然的变得格外沉默，慢慢习以为常。直到彻底遗忘。

　　直到。直到——又一个让我们震骇和疑惑的冲击，再度将这段历史狠狠地翻起。。。。。。

媒体良知何时复苏？

2006-06-01T01:37:00.000+08:00

新闻的伦理只有一个，那就是事实、事实与事实。

　　客观报导强调记者立场中立、不偏不倚，在报导时不加入自己的偏见，真正做到两面俱陈。

　　我们的节目的口号是“客观分析，还原真相”，就是希望作任何课题都能“超党派中立”，完全摆脱充斥媒介的长存价值观，在报导上层阶级或官方的意见的同时，我们也不忽略大多数沉默的大众。

　　但是，当媒体的拥有权和钳制媒体自由的恶法依然存在，并密切监督着媒体运作和资讯流通时，媒体人往往不敢去挑战权威政治。结果，媒体界充斥着薄弱的道义、倾倒的轻重和失据的伦理。

　　结果，当我们坚持作客观、公正和持平的报导时，我们往往得不到上头的祝福。民众或反对党领袖对于政府新措施的反对声浪，（即使有官方的回应以维持中立客观原则）也不可能获得通过。

　　“当年Reformasi时，防暴警察的额头被括花了一小撇，电视一天重复播他几十回。但是，被警方打到头破血流的示威民众画面是不可能出现的，不可能被报导的！汽油起价的示威活动，国内的主流媒体哪里敢报？”很有经验的媒体前辈这样教育我们。

　　他的话，乍听之下，好像是经验累积后的慧言利词。言下之意是：上头封杀敏感新闻或批评政府政策的负面新闻是媒体常态，因为示威就是反政府，我们不要大惊小怪。这个老人显然深知上头的要求习性，知道哪个敏感新闻不腰斩，哪个会触怒“上头”的报导不好好把关，他随时会丢饭碗！

　　“我有6个孩子，你说我胆小怕事也好，我承认！”老人不怕在下属面前承认自己无种。一个缺乏担当精神、顾影自怜又爱家顾家的老男人，最希望得到下属的谅解。

　　我们不是不曾听说这个老人的过去。当年听说他就是追求正义、推崇媒体伦理、反抗强权和独裁，非常勇敢的异议份子。但是，今天，权利到手后，他管理媒体的信念和资本竟来自于出卖媒体伦理和社会公义，出卖媒体的最崇高信仰——也就是“真相！”

　　但是，就是因为有这样的老手，顶着正义媒体人的光环，今天扶持腐败政权，背负了自己曾经追求过的理想，让我们看清了他们得到权利的捷径，虚伪的一面。这些人的手，无时无刻紧紧掐着我们的脖子，不让我们报导社会的多种声音。

　　这样的割喉造成阅听人对媒体歌功颂德、以偏概全、推举权威的报导反感，甚至对政治冷感！阅听人最终拒绝关心社会，开始不相信媒体所报导的“事实真相”。

　　我对这些伪虚作伥，出卖媒体自由的老人厌恶至极。我无法想象, 在这样威吓利诱的体制里，多少人真的可以坚持要在最黑暗的公共空间里，让人民的声音被听见，让是非界限分明？

　　事实上，老人的坦白，可以引出许多值得我们冷静思索的问题来。在政党和政党同僚控制的媒体棋盘里，我们该怎么自处，以求理性颠覆？权威政治和管理可能有真英雄吗？媒体真的是建构“虚假事实”的工具吗？编辑自主只是妄想？面对这些经常搬出一大堆伟伦来证明自己是媒体老手的所谓前辈，我们就一定要绝对服从吗？再不然，就一定要从此退出这一行，眼不见为净吗？如何让阅听人从媒体的壅塞中抬起头来，质疑媒体建构的“真相”和准确地判断？

　　今天，我面对这些可耻的老人时怒火中烧。但是我还在想：我今天为什么要沉住这口气？将来有无平反的可能？媒体离维护和实践社会正义有多远？如何才不会愧对当年那个曾经拥抱理想，要通过这个平台为社会伸张一点正义的自己？

　　今天看到胡某给我留言，说阿芳对媒体有点泄气，要我劝劝她。

　　这篇文章将我内心的矛盾、挣扎以及对“媒体人”的怀疑暴露无遗。但是我却还没有想过要放弃。

　　原本想把这篇文章的题目定为《视听灾难的推手》，为了让阿芳不完全绝望，我把题目改成《媒体良知何时复苏？》不懂这样有没有让爱芳不太悲观、再坚持下去？

义山危机的祸根

2006-05-25T23:29:00.000+08:00

　　我最近处理一则有关华人义山地被侵占的课题，采访过程不是很顺利。

　　有人向我们提供情报，说雪州万宜一个前马华领袖（也是前县议员）的家族霸占华人义山地长达半个世纪。5年前，这个姓高的家族还向市议会申请报废部分义山地（但不成功），并公然在义山地建造自己的私人洋房。

　　一个马华“拿督级”领袖透过电话，好言劝我不要追踪报导这个个案。他说，他正在处理这个义山土地纷争，希望达致“双赢方案”，在这个双赢方案出炉之前，他不希望媒体报导这个“敏感课题”。

　　“你知道吗，他是一个70多岁的老人家，我希望你不要去骚扰他。我已经打电话给你的上司，不要作这个报导。”这个拿督语气温和，但是句句有命令的意味儿，我听了心里很不是味道。

　　我没有想到这个拿督也顺便帮我取消了我和一义山理事的约访，让我在万宜白等了两个多小时。我当时非常的懊恼，对之前激情澎湃，深明大义的老人突然临阵退缩百思不解。电话中，老人解释，这个拿督已经答应会帮他达致“双赢方案”，他不想张扬。

　　实在沉不住气的我很无礼的在电话中对正义老人喊话：“你真的以为这些拿督果真能帮到你吗？你告诉我，什么叫双赢？人家的私人豪宅可以建在你们管理的义山地上5年多了屹立不倒，你们抗议这么多年，私下找过那么多拿督帮忙，哪一个不是说要帮你们达致双赢？今天到底谁赢了？”挂上电话前，我记得我还骂了老人“天真幼稚”！

　　后来的后来，正义老人考虑了一个晚上，隔天还是答应出来接受我的访问。他的良心召唤他出来爆出义山地被地方领袖霸占的因由。（这个报导将在5月27日的追踪档案节目中播出）

　　另外两个华人义山也发生“生人霸占死人地”的事件。甲洞华人义山面对发展商把部分的墓地，列为休闲区的问题，造成义山边缘的175个老坟墓或被迫搬迁。

　　我访问了甲洞华人义山的法律顾问，他向我出示了发展商的图册，说发展商委任的土地测量师当初在测量购买的土地范围时，就已经把义山近0.5英亩的地段划入蓝图，存心霸占义山地。他们会采取法律途径，搜集义山地被侵占的资料，向当局申请土地的拥有权。

　　可是，访问完毕才回到公司，我就接到该名律师的来电，说他接到发展商的施压，也为了不影响自己的事业，因此要求我不要将访问他的片段播出街。为了尊重受访者，我们答应了。接着，这个律师还马上给我传真一封公函，白纸黑字写明我们电视台务必要遵守诺言，不可将他的针对义山地被侵占的任何谈话播出，否则，他将保留法律追溯权。

　　后来，一位理事知道此事后，在电话中愤愤不平的说，当初义山边缘十几个老坟下陷倒塌时，这位律师第一个提议理事们去坟场拉布条，以对发展商施压。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律师今天在面对涉及民族大义的课题时，居然会不愿意出来讲句公道话。

　　这位充满正义感的理事说他不明白，我听后更不明白。

　　我不明白老坟为何被迫搬迁？我不明白老坟后裔在和发展商谈判搬迁赔偿金时，为何没有咨询义山理事会？我不明白每一个私下赔偿背后究竟对义山整体权益造成多大伤害、多少义山历史惨痛的牺牲得不到补偿？我不明白官商勾结成为政治核心动力的时候，华社为何还不认清一小撮为牟取暴利的所谓“华社领袖”其实就是义山危机的祸根？

　　事实上，只要是权力所需，义山地随时可以被权势者一寸寸吞噬；法律的解释可以被扭曲；民主程序可以被推翻。最后，在深不可测的诡计里，那些不知廉耻的权势者不怕公然违宪、卖弄伎俩，只要能霸占公家墓地，也就是现在的发展黄金地！

　　我们不是常说，宗教墓地是神圣不能遭侵犯的吗？我们不是认定义山就是一个城市的灵魂、先贤的史记和民族的根基吗？但是在我们高喊捍卫义山、美化义山的同时，为何却少了担当义山历史的道德勇气、对其文化内涵和涉及的法律范围缺乏彻底的认知和梳理，导致今天权势者有机会在法律灰色浑浊区，理直气壮的模糊了我们的双眼、抽掉我们对宪法中保护宗教墓地的黑白概念？

　　一块阴森森、蚊虫滋长、杂乱无章的义山地，我们拼死老命捍卫它来干什么？谁曾认真思考过它未来的定位和前景？它承载些什么传统“气质氛围”值得我们去保存？该怎么美化义山、规划义山？又以什么准绳作规划？

　　我很单纯的希望，有天义山能成为城市的绿肺、历史文物和古迹，以及城市发展中不能取代的风景；我更希望，将来我们的孩子们可以毫无恐惧的，在先人的长眠之地休闲、游览充电、发思古之幽情、考察阅读、吟一首诗，或和百年前逝世的地方名人作心灵的对话。

　　但是，在作这个报导的访问过程当中，当各义山理事还在讨论如何妥协、如何缔造双赢、如何面面俱到；有者甚至还在为如何把义山地“租借出去”给权势者拟合约，根本不了解自身职责（没认清他们只有管理权，没有拥有权的事实）之时，老实说，我很怀疑，这批老理事到底为我们华族、为我们的义山提供了什么前瞻未来的可能？

　　于是，在遭破坏或被迫搬迁的老坟前，我和他们一样手足无措、进退失据、垂首肃穆、深深的叹息…….

隐性采访手法的误区

2006-04-06T17:17:00.000+08:00

　　4月1号，我们的节目通过隐性采访手法，揭露肋一名医生售卖假病单和假医药报告的违规行为。　　

　　报导出街后，我接到不少观众朋友发来的手机短讯，一些赞叹该集偷拍偷录的隐性采访手法非常精彩、很好看，有者说“very good show”！就连我们的上司也告诉我们,　他对我们该集报导的呈现方式感到满意，因为——“it’s very interesting !”（报导非常有趣）　　

　　老实说，面对这样的回馈，我很难在第一时间整理我的思绪，心里就觉得有些不安。思想沉淀一段时间后，我的不安与焦虑渐渐明朗。原来我在担心，我们的呈现出来的报导，会将隐性采访手法“合理化”，或更严重的将之“大众化”。这是我们最不想看到的负面影响。　　

　　调查性报导是近代新闻写作中最进步也最复杂的一种报道。由它几乎完全以政府机构为对象，最终目的当然是监督政府、实践社会正义的先锋。　　
　　
　　调查报道非常重视证据，重视文件搜集，分析和解释。所以，在发掘社会的黑暗及政府贪渎伪善的“隐藏事实” 时，我们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去搜集证据、去调查事件的来龙去脉。首先，记者就必须有足够能力去辨别资料的真伪，确认消息的可靠性，维护大众的知情权和资讯自由流通的重要性。　　

　　我们认为，隐性采访手法是调查报道使用的其中一个工具而已。所谓的隐性采访包括使用特别技巧如乔装，针孔相机偷拍偷录，窃听，诱陷，秘密行动等。　　

　　由于隐性采访手法涉及众多法律问题尤其牵涉到公民，法人的权利的保护问题，记者必须是已经尝试运用其他采访手法不遂后才能采用。它绝对不是一个取得机密文件或资讯的捷径（shortcut）, 而是顾及广大群众利益和知情权的一种“能免则免”的手法。　　

　　为什么呢？因为它所用的方法，有时超越了记者的职责，会引起法律上的纷争。在了解事实真相而不断发现、搜寻证据的过程中，记者如果没有核实证据，只贪方便，滥用隐性采访手法挖掘秘密资讯，没有从法律的视角来探索和思考，那么，这将使我们陷入媒体侵权官司的尴尬窘境。　　

　　因此，在使用隐性采访手法之前，记者有必要评估这些手法所带来的负面后果；它对媒介本身公信力的冲击；记者选择使用这些手法的最初动机；媒体编采方针及原则和法律牵连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减低伤害，建立公信，客观中立，追求真理”是隐形采访手法不能妥协的基本原则。　　
　　
　　换句话说，当记者觉得某个课题值得报道，因为它关乎全民利益，但记者又找不到其他管道或方法得到秘密资讯，隐性采访才会受到考虑。　　
　　
　　即使是记者已经成功为自己的隐性采访手法找到了合法性的支点，记者也必须反复再问：为什么要做这个报导？这个报导出街后，谁会受到伤害？谁又会得到帮助？有没有其他更好的管道得到资讯？这样的手法有否利惠大众？记者究竟实践了什么原则和价值观？　　

　　报道过程中，记者不接受任何诱导，包括任何形式的贿赂，不应有偏颇的言论立场，不受消息来源的支配，以便做出有利于大众的揭露性报道。　　

　　为了避免隐性采访手法被滥用，最终摧毁了媒体的公信力，记者有必须认真思考以下的问题：媒体是否遵守伦理标准？对一般民众的隐私权是否尊重？意见和事实是否分开？如何避免受商业势力或政党的介入而坚持报导应该报导的事实？报导是否公平、公正和正确无误？　　

　　作为大马少有的调查报导节目，我们多么希望能通过深入研究，详尽剖析和生动的事例，发挥为社会引路，和监督政府的感染力。但是在这一切理想实现之前，我们同时了解到整个环境和资源的局限性，因此步步为营、装备自己，先来认清隐性采访手法的误区。　　

　　我真诚希望媒体系的学生，媒体人或观众朋友看了这篇文章后，将来看到我们采用隐性采访手法时，可以从“很好看”这样感官层面，提升到探讨“报道出现的原因，含意和影响”更深层的思考判断层面去。

工业规划不周的弊病

2006-03-03T20:54:00.000+08:00

　　一个月前，我做了一个关于环境污染的报导，也因此认识了家住Sungai Buluh的高太。高太向我们投诉说，她家后面的一间手套制造厂排放大量废气和废水，污染了他们的居住环境，威胁了他们的健康。

　　高太说，该地区的空气严重受到污染。结果，他们晒在外头的衣物，停放在屋前的轿车都布满黑色尘粒，真叫他们头痛！为了防止黑色尘粒飘进屋里，高家两年来不敢开窗。高太最受不了的是那工厂24小时操作，噪音让人听了心烦，夜间还不时发出爆炸声，把他们从睡梦中震醒，以为发生火患。

　　在我做的第一集报导中，我们一一陈述了当地居民所面对的问题，尽管厂家却不愿意接受我们电视台的面访，但我还是得到县市议会和环境局官员针对这个问题的回应。

　　一个月之后，当地居民再向我们投诉，那里的环境污染问题，依然没有获得解决。心有不满的居民协会代表决定召开记者会，邀各大媒体记者前来采访。不只这样，居民还提前放了两条鱼到河里去，来测量河水受污染的程度。

　　当天，在所有记者朋友的见证下，居民协会代表从河中捞起两条死鱼，顿时镁光灯闪个不停。随后，40多个居民还到该塑胶手套制造厂前，高举大字报和平情愿，希望透过媒体向厂家施压。

　　隔天，各大媒体都报导了居民的和平纠察行动，一场厂家和居民展开的拉锯战因而展开。看热闹的阅听人一时还真搞不懂谁是谁非。

　　随着各大报章大势报导这个课题后，该厂委任的公关公司突然主动联络我们，表示愿意安排我们进厂采访和进行拍摄工作。

　　进厂采访过程中，我发现厂方自一月中接到环境局的指示信后，确实已经做了各种措施，包括采用了更亲环境的木削作为燃料、采用烟尘密度侦察器以及调整燃料流进熔炉的速度，以减少燃烧不完的尘粒排出烟囱。另外，他们还在十二条生产线的其中两条，试验性安装隔音防护围栏，以减低噪音。

　　或许，该塑胶手套制造厂在2001年设厂时，根本没有想到塑胶产品的需求量会在这些年来急速成长。近年来SARS的袭击和爱滋病在全球迅速蔓延，导致一些厂家最初构造的排污系统，防噪音设备等等都无法负荷直线上冲的生产量。

　　目前，面对居民的抗议，厂家有的是钱，根本不怕花钱提升防污设备。但是他们根本不能承担暂停生产线所会面对的巨大亏损。面对环境局加强防污设备的额外要求，他们都愿意给予配合。　

　　追根究底，问题的症结在于工业区和住宅区之间没有足够的缓冲区。所以，不管厂家如何加强他们的防污措施，居民还是难以摆脱污染物废渣的影响。

　　该工厂管理层不断强调，他们并没有越界，他们只是在私人土地上设厂。缓冲区不足是地方政府的责任，居民和厂家都是受害者。

　　“我们知道250米的缓冲区的要求，但是目前我们不能做什么了，因为我们的工厂事实上和民宅只相隔一条小河。我们只能说我们的工厂是建在我们拥有的工业地上。”该厂的法律事务经理这样告诉我。

　　我们也从环境局那儿得知这家工厂已经委任了独立研究所就废水和尘粒做过试验，试验结果也显示污染水平符合环境局规定的标准。换句话说，厂家完全遵循1978年空气杂质和环境素质条章的要求。

　　而雪州环境发展委员会主席Datuk 庄祷融也无奈的告诉我，事实上雪州有许多工厂也同样面对缓冲区不足的问题。但是，庄祷融强调，根据环境局的指南条例，设立足够的缓冲区，应该由厂家自己来负责。

　　“这个缓冲区就在你工厂自己的地里面，不能够说缓冲区用我的地一半，公路一半，或用人民的住宅区一半，不可以，要自己的。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话，你就不能够做咯！” Datuk 庄祷融这么强调。

　　此话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是，我们所担心的是，县市议会和环境局设定的指南根本没有法律的约束力，财势雄厚的厂家可以象征性听取他们的意见，但是有限的土地上，他们根本无法承担起环境保护方面所要求的缓冲区范围呀！

　　县市议会和环境局如果暂时不批准他们的营运执照的话，厂家甚至可以直接到财政部或国际贸易及消费部去投诉。大马政府也希望各项投资蓬勃发展，通常都不会眼睁睁看着重大投资流产，唯有暂时把环境保护指南搁在一旁，让厂家先起厂，将来出现问题时，再来想办法解决。

　　目前工业区在缺乏发展指南和工业种类严格规划的情况下，大家各自为政，在自家土地范围内大展宏图。

　　比如说在同一个工业区，鱼丸厂竟然和铁门制造厂毗邻。虽然一样是小型工业，一样拥有合法执照，一样是建在工业地，但是却引发一箩筐的问题。铁门制造厂的粉末飞到鱼丸上，鱼丸厂的污水流进铁门厂，两家厂互相指责，无法和平共处。地方政府也念在两家厂都得到县市议会的合法经营执照，不只该如何面对厂家之间的纷争。

　　我想当局的当务之急是重新对重、轻或小型工业进行严谨的归类，尽可能让同一性质的工业聚集在一起，以及确保那些会产生噪音或空气污染的工业远离住宅区，避免污染环境和影响附近居民的健康。

　　最最重要的一环，还是尽快把指南制定成法令，以便强制要求厂家在私有工业地上建立足够的缓冲区，不然就不要批准设厂的申请。

　　如果当局还是凡是有商有量，工业执照核发要伸缩性处理的话，我非常担心，将来类似工业发展规划不周所衍生的种种问题还是会浮出台面。居民“有理说不清”的抗议或纠察行动，还会成为媒体记者追踪报导的新闻焦点。

　　我几乎可以预见，未来蒲种BOHOR村垃圾转运站一旦成立，媒体记者肯定又有得忙的了！因为谁都知道，那地点根本就不可能死出500米的缓冲区！城市规划与发展指南可跟可不跟，即使15万人再签名抗议也是枉然。

公正解读黑金属事件

2006-01-16T23:41:00.000+08:00

以前在大学修读《传媒与文化》这门课时，我们的讲师经常提醒我们，对任何主流文化或次文化的了解，离不开追寻该文化的历史脉络，更离不开深入了解它所经历的转变和政治权利的关系。

　　2006年前夕，警方扫荡旧巴生路一家名为“保罗之家”的店屋，逮捕了380名音乐派对的与会者和过路人，并指他们是黑金属”音乐的成员，正进行着传播“暴力、性爱、反社会、魔鬼”等不良意识的活动。

　　许多音乐爱好者和非政府组织都抗议政府用强硬的手段来打击青少年次文化的发展。当权者对黑金属的缺乏了解（或根本不愿意多加了解）导致无辜受牵连，一同被抹黑的的音乐爱好者怨声载道。

　　我访问了不少乐团和音乐人，但是他们都无法清楚告诉我大马青少年所热爱和推崇的黑金属究竟是怎样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来目前大马还没有一项学术研究报告，专门分析黑金属音乐在本地的真正涵义，以及对本地青少年的影响。

　　国大人类学博士Dr. Wan Zawawi Ibrahim就认为，任何一种西方音乐一旦引进大马，都会被我国的青少年本土化，随着不同文化的融汇而产生新的定义。也是国大研究团院长的Dr. Wan Zawawi Ibrahim博士就建议，大马政府应该成立一个专门研究小组，由学术界专家共同研究本土化的黑金属，在大马的定义和影响。

　　博士不断强调，或许我们应该让这些热爱黑金属的青少年出面告诉大众，他们所理解的黑金属究竟是怎样的？让他们自己来说，我们据实记载他们对黑金属的看法和音乐对他们生活产生的变化。我非常赞同，我说如果真有这样的论坛，记得邀请我出席聆听，我想阅读这批青少年的思想，用他们的视角去看他们所热爱的音乐。

　　任何外来次文化的引进，包括各类型的音乐，戏剧，漫画等，都会经过一定程度的修改变更，或跟当地文化的交融与结合。因此，我们看到发源于美国，以黑人音乐、蓝调为基础的摇滚乐，一流传到印尼，已没有大胆激情快节奏的乐风，变成了灵活富地方风味的Rock Manis。

　　同样的，黑金属如果引入大马，由于我国的民情和文化背景和北欧国家不同，这里的青少年也可能创意汲取黑金属乐风，器材安排和表演艺术，摒弃那些和咱们宗教道德伦理不符合的元素，不追随西方黑金属所谓崇拜撒旦的思想，在音乐上去芜存菁。
　
　　如何为本地推崇黑金属的音乐人平反？首先，就必须让学术界专才深入探讨本地青少年对黑金属的理解。在这样专业的研究还没有展开之前，我们将西方所有关于黑金属的推崇精神，表达仪式和信仰完全套用在本地青年身上，说任何喜爱黑金属音乐的我国青年就是偏离宗教，实践邪派音乐，性泛滥，和毒品和酒类挂钩，这是非常不公平和残忍的。

　　但是，我始终认为，断定某种次文化的正与邪，不是宗教家或当权派的专业，而是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心理学家和哲学家的专业。任何涉及文化研究工作的人，如果没有抛弃宗教观，“以人为本”的去研究次文化的形成，那么，这样的研究结果也一定是片面的，可疑的。

　　过去我们都习惯于接受当权派对正统文化或次文化所做出的解释。当权派对次文化的窄化和独霸，只允许一种正统或原始的解释，让所有外来文化被贴上“危险”，“荼毒青少年思想”的负面标签。我们根本不去思考这些外来次文化对我国僵化的主流文化会起怎样的刺激，会对我国平庸的社会带来什么不一样的火花。

　　我们都清楚知道，主流文化好自矜贵，将地下寻求抬头的次文化踩在脚底，无法成形，贱死边缘。当权派总是会滥用权力，以父母宗教观的霸权面目出现，阻止次文化的独立多元发展，确保独霸主流永远不受挑战。

　　目的何在？不外是为了加强集权领导，训练出更多听话的孩子，不让我们的年轻人有批判精神或质疑权威政治的能力。

　　但是，当权派却选择不去理解青少年次文化的流行态势，一味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以偏概全的时候，我们只看到武力，法律和媒体变成了霸权主义者抹黑和打压青少年次文化的工具。

　　就如这次警方处理黑金属事件的方式，为的就是造成独立地下乐团的分崩离析，希望另类音乐胎死腹中，达致有天被主流音乐吃掉的历史规则。结果，被牺牲的不只是任何不见容于既成正统的另类音乐，也抹杀了大马次文化狂野活泼，理性颠覆的能力。

Iskandar和他的地下乐团

2006-01-16T21:40:00.000+08:00

　　现年28岁的Iskandar是一个多媒体开发人员。他持有学士学位，是个专业人士。为了追踪黑金属事件，我在律师楼的会客室和他巧遇。当时，他和另两个朋友向人权律师咨询普通百姓被警方在公共场所突袭时，所拥有的基本权利。

　　Iskandar搞地下乐团已经有14年了。他说，他拥有一份正当的工作，周末喜欢和一群志同道合的地下乐团爱好者玩重金属音乐。

　　Iskandar说，玩重金属音乐只是他生活的一部分，并不是他的信仰，他是一名虔诚的伊斯兰教徒，每天作五次礼拜。

　　然而，12月31日，他在旧巴生路一家名为“保罗之家”的店铺，主持地下乐队演唱会而被警方逮捕。

　　“我们尝试解释我们没有玩黑金属音乐，我们玩重金属音乐。重金属乐风很强劲，但是跟黑金属不一样。我们不是小孩子，我们没有吸毒，喝酒，我们尝试解释，警察不理我们。”

　　Iskandar 告诉我，当时被捕的380名青少年当中，有很多是路人，包括在路边印度食档吃夜宵的人，甚至一些在车里休息的无辜受害者。他说，警方当晚并没有给以他们明确的理由，只说是突击检查，要现场所有人出示身份证，随后就把他们尽数带往警局验尿, 直到凌晨五六点才释放他们回家。

　　“尽管警方有权在无逮捕令之下逮捕嫌犯，但是嫌犯绝对有权知道他被逮捕的原因。” 人权律师Amir说，一些受害者告诉他，警方根本没有解释清楚展开大逮捕行动的理由，就尽数捉他们去验尿。

　　更甚的是，一些个案要求见律师却不被允许。更更更荒谬的是，警方在还没有调查清楚这些青少年是否真涉及黑金属之前，就让7名青年嫌犯接受媒体的访问。

　　“宪法保障被捕者得到律师援助的权利。媒体反过来比律师更有接见被捕者的优先权，这是错误的程序。警察应该专业的行事，不应该在扣留嫌犯期间允许媒体访问嫌犯。”

　　十五碑警区主任Mohd.Dzuraidi助理总监说，警方是接获有关黑金属乐队的情报，才展开行动逮捕这些怀疑涉及不健康活动的青少年。警方指他们是“黑金属”成员，进行传播“暴力、性爱、反社会、魔鬼”等不良意识的活动，当场充公了他们的乐器，光碟和一些地下乐团的徽章及宣传品。
　
　　“我们充公到的宣传册子和光碟确实有黑金属元素，有违反我们道德观的崇拜撒旦元素。看他们的歌名，我没有看到他们所说的什么诗歌。他们理应参加政府或被承认的非政府组织举办的新年倒数活动，而非这个偏向不道德，不健康的活动。”Mohd.Dzuraidi助理总监的语气像足了戴着毡帽的宗教师。

　　后来，警方证实音乐会的主办单位，并没有申请娱乐和集会执照，而触犯了1984年娱乐法令第41条文。而当晚警方也逮捕另外4名怀疑非法印制物件，而触犯印刷及出版法令的男子。

　　大马人民之声协调员叶瑞生说，整个逮捕过程中，警方一下说他们“非法集会”、一下说主办单位“没有申请娱乐执照”，一下又说这批青少年涉及黑金属，由始至终无法向现场的被逮捕者解释真正的逮捕原因。
　
　　“如果是说怀疑主办单位没有申请准证的话，那为什么又捉这些青少年去验尿？他应该捉演唱会的主办者就好吗！验尿是怀疑他们吸毒，我们发现警方在做着和他们指控不相符的事。”

　　验尿结果发现380名被捕者中，只有8人证实吸毒，其余百分之98的青少年与毒品无关。

　　针对这一点，人权律师AMER就说，警方必须要接受到合理的投诉或合理嫌疑某人涉及可被逮捕罪案（seizeable offence）, 才能在没有向法庭申请拘留令前，扣留嫌犯，或要求检验他们的尿液。

　　“警方必须要接获合理的投诉，不是任何投诉都动员。对于一些造谣者的投诉，警方必须先调查，确保投诉合理，那么他们才可以采取行动，在没有逮捕令下逮捕嫌烦。此外，如果警方接到可靠的情报，他们也可以在无逮捕令下扣留人。警方也必须作合理的猜疑。”

　　AMER HAMZAH说，在展开突击行动前，警方不可轻信谣言（疑浮罗交怡性派队转移首都）或从个案穿着打扮（打扮时髦穿黑色衣服）就断定这些青少年是提倡魔鬼、性爱、暴力、反社会的叛逆青年。

　　大马独立新闻中心事后也发表文告说，该次的扫荡行动再次证明当政者尝试巩固大众对独立音乐的刻板印象，对次文化有错误观念，一味抹黑打压，企图让青年成为社会风气败坏的代罪羔羊。

　　Iskandar对警察官对黑金属音乐的错误理解感到失望。他说，警方并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证明他们确实涉及黑金属。他告诉我，当晚表演的独立乐团乐风多样化，警方一听到吵杂的金属音乐，就执意认为那是重金属音乐。他有说不出的愤怒。

　　“ 媒体也是的！报导根本不公正，老作些不负责人的报导，记者只听官员的说辞，本身也不懂什么是黑金属就把我们归类为黑金属成员。大众因此听到黑金属就怕，说我们崇拜撒旦，杀羊祭拜撒旦，反宗教和走上歧途。事实并非如此。”

　　事实上，黑金属是极端金属的一种形式，源自于北欧。最重要的内容是撒旦崇拜仪式，反对教权主义和宗教探究。

　　我问Iskandar对黑金属的理解。他尽管没有直接告诉我黑金属音乐和他所爱的重金属音乐的不同，但不断强调：音乐是自由的，不自由的是人们对某种类型音乐所持有的观念和偏见。

　　“如果你有一个音乐剧场，那是关于宗教仪式的，你会采用魔鬼的音乐吗？你肯定会用因为你想突出宗教的主题，难道这就叫黑金属？它只是娱乐表演的一部分，音乐表演的一部分。”

　　可不是吗？电视节目电台歌曲和电影情节大力倡导性和暴力，妖魔鬼怪光怪陆离违反道德宗教的片段俨然自成逻辑，理直气壮的存在。但是我们却容不下青少年通过音乐来发泄他们对旧有体制的不满，宣泄它们对社会，家庭甚至是宗教组织的情绪。这是什么样的变态心理？

　　Iskandar说，他的父母早已离异，他玩重金属，通过创作，来反映破碎家庭孩子内心的感受。他说，他的音乐纪录现实生活，他并没有陷入迷幻世界。

　“我有一群同样热爱重金属音乐的朋友，我们搞创作，自己写歌，自己制作光碟，和热爱音乐的朋友分享我们的作品，这样犯法吗？不是每个人都一定要喜欢主流音乐吧？我们用自己的音乐唱出自己的想法，和那些飚车族相比，谁在从事不健康的活动？”

　　我看出这位青年对音乐的执著，也听到他内心的呐喊。我猜想，他们不爱主流音乐，不找制作公司帮他们出版光碟，可能他们创作的音乐没有经济市场，不受主流唱片制作人的青睐，但是，他们搞另类音乐的自律和自发制作音乐的坚持和努力，的的确确感动了我。

　　“ 一些年轻人，他们没有空间发泄他们的愤怒，他们选择了毒品和烟酒，因为他们不懂得他们要怎样的人生。我们则决定我们的人生，我们决定玩自己的音乐，音乐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地方，这就是关于我们的一切，人们以为我们是黑金属，这是非常令人沮丧的。” Iskandar 的语调冷峻而深邃，却散发着音乐人最大的魅力。那一刻，我的心是悸动的。

　　Iskandar的分享，让我了解到一个专业诚实的媒体工作者必须时时刻刻准备跳出意识形态的框框，挣脱历史传统和惯性思考的束缚，用温柔包容的心和大胆批判的眼睛去了解这群被抹黑的地下乐团成员的心声。

　　音乐，如同其他次文化如电影，戏剧，漫画一样，只是一种表达想法的媒介，它是促进和平的工具，也是一种艺术。用“黑金属”之名，来将这些青少年“妖魔化”和把他们归类为“邪派”，都是不持平的。

　　我为一些本地报章以“和撒旦一同迎接新年”，“380黑衣帮警局过年”， “380黑金属客被捕”打头条命标题，一竹竿打翻全船人而愤愤不平，更为像 Iskandar一样无辜被抹黑的青少年喊冤叫屈。

　　我不希望媒体的不公正报导和执法组的强硬打压行动，让我们的青少年从此失去理性批判，大胆创作，发挥创意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我写这篇文章，对Iskandar和他的伙伴，还有长期鼓励和推动独立乐团创作的组织——扩音版图的创办人麦伟豪加油打气，也为当晚无辜受牵连的数百名热爱另类音乐的青少年平反。

她不喜欢“难民”这个名字！

2006-01-05T21:35:00.000+08:00

Aishah是个害羞的女子，第一次见到她时，我的问题像脱弦的箭，刺中她年轻的心。

　　“如果有选择，你要不要回去你的原生国？”Aishah是大马Rohingya族的第二代。事实上，她根本没有选择权，因为缅甸早就遗弃了她和她的族人。后来，我为自己竟然问出这么一个愚蠢的问题，懊恼不已。

　　大马和缅甸如同两个永远没有交错的桅杆，Aishah对于自己的身份认同异常敏感，也特别脆弱。她正努力紧捉着大马与缅甸这两柱桅杆，试着平衡自己和未来子女的身份航向。

　　“我要回去哪里？我一出生看到的就是这个国家，我根本没有看到其他国家，对我来说，这里就是我的国家。”她的回答，的确震慑住我对飘流的美好想象。

　　我想如果有一天，哪个愣头青突然问我要不要回中国，我大概也会有像Aishah 这样的笃定。当然，我比Aishah幸福太多，我可是有身份证，享有公民权的大马人。

　　“我的父母逃难，他们没有选择。可是，我们这一代并没有逃呀！” 听得出, "难民"这个称呼，对Aishah 和她的一对子女来说，是多么残酷的名字。因此，Aishah 对Rohingya族人的来处和自己继承的尴尬身份，醒目，并且坚持。

　　在那个动荡的时代，Rohingya族就这样被逼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今天，他们踏实的在大马定居了，他们的第二代和第三代也诞生于这个国土，但诡异的是，身份的认同与归宿感，却如20年前逃难时一样，日日夜夜反反复复在他们的心中交战着……

　　结果，他们的后代尽管没有上一代的苦难，但是他们却是在毫无选择之下，遗传了上一代的漂流……“难民”成了他们共同的名字，也是他们挥也挥不去的生命缺口！

　　和许许多多在大马诞生的Rohingya 族年轻人一样，Aishah 还在等待大马政府给Rohingya族人签发临时身份证，让他的子女可以在大马接受正规教育，将来有一纸文凭，可以从事更好的职业，一点一滴地展开自身的丰饶生命之旅。

　　或许，苦难本身并不动人，动人的是：有人可以因为它, 而透视一些什么；苦难本身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有人还在那里漠视，不愿做出什么。

无私的人道关怀

2006-01-05T16:01:00.000+08:00

　　今早的“爱—开唛无障碍”电台节目，主持人彪民和李璘穿针引线，让听众了解我国政治难民的处境和面对的问题。我发现，许多听众都很理性的讨论这个课题。

　　由于在2004年，大马政府原则上已经承认了1万名无国籍的Rohingya族为政治难民，让他们能够享有合法工作和受教育的权利。但是, 这个承诺至今还没有兑现，Rohingya族人的后裔目前还是没有办法到正统学校上课，不能合法工作，引起媒体的关注。

　　而根据Rohingya族人权组织提供的数据，截至2005年7月，还有300多名的Rohingya族政治难民被大马执法人员逮捕，并关在大马各扣留营里。

　　许多听众都认为，大马政府应该赐予这些政治难民基本的权利，包括让他们合法工作和受教育的权利。我觉得这就是社会良知，这就是对生命尊严、对“人”的公平关爱、理性关怀。我庆幸收听这个节目的听众都可以从细微处，看到大马政府处理难民问题的纰漏和不足点，勇敢提出看法，提出理性批评。

　　一名男听众甚至批评大马政府在答应收留政治难民方面存有双重标准，只承认Rohingya族和菲律宾南部的穆斯林政治难民，而不承认同样来自缅甸，但是因为信奉基督教而遭宗教迫害的钦族(CHIN)政治难民。　　老实说，在我作这个报道的过程中，这个问题不只一次在我脑海中盘旋，这是相当敏感的一块。因为，如果真要从“维护人权”的角度来看，我们确实应该在确定他们的确在原生国面对政治或宗教迫害后，就应该基于无私的人道关怀，给予这些政治难民同等的保护。

　　但是，我们的政府却说，内阁需要更多时间去调查其他族群（CHIN, KAREN等）难民的身份和逃难背景，才决定该不该承认他们或暂时收留他们。换句话说，查明这些难民的来处后，大马政府将来也可能给予他们人道保护。

　　这么一来，在目前这片模糊不清的灰色地带，没有人敢质疑政府的诚意，媒体的报道角度，也不敢斗胆轻骂政府在处理政治难民的课题上不公正。

于是，我们只好专注报道政府原则上答应保护的Rohingya族难民群体所面对的生活困境，希望在这里居留了10多20年的约1万名Rohingya族难民真正得到政府的援助。大马Rohingya族人权组织主席的Zafar Ahmead告诉我们，过去一年来，他们还是经常被移民厅官员和警方逮捕、扣留，甚至把他们流放到边界地区，或遣送他们回国。

　　“我本身在过去10年来，就曾经被逮捕12次，被关在扣留营，被流放到边界地区。我写信给大马人权委员会、人民之声等寻求协助，但是我们族人的生活，人身自由、基本人权还是没有获得保障。”

　　因此，Rohingya族难民希望大马政府履行承诺，给他们合法的难民地位，并提供他们临时身份证，允许他们在大马合法工作和受教育。

　　我想：如果连没有国籍的Rohingya 族还依然遭逮捕和遣返回国，那么，我们根本不用再要求政府怜悯其他来自缅甸的寻求庇护者了。这方面，大马政府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

　　“我们将把他们（CHIN , KAREN等缅甸政治难民）流放到边界地区，过后就不再是我们的责任了，我们不需要基于人道主义，对这些不是我国公民的难民负责。但是如果联合国难民最高专员署（UNHCR）为他们注册，签发给他们难民证，把他们送到第三国家，我们会全力支持。”首相署部长DATUK SERI NAZRI的回应直截了当。

　　尽管我们知道还有几万名非穆斯林难民在大马非法逗留，这些人，一旦被遣返回缅甸，可能会遭到宗教迫害。但是NAZRI重申，大马政府并没有签署1951年关于难民国际保护的日内瓦公约，移民厅官员和警方有权援引1959/1963年的移民法令来逮捕、扣留和遣送那些没有合法文件的外来移民（当中可能包括无法证明身份的政治难民）回国。对于那些没有合法证件的外来移民，一旦罪成，他们可被施于6下鞭笞，最高5年的监禁刑罚，或被罚款最高1万令吉。

　　为了避免政府错把政治难民当成非法外劳来对待，联合国难民最高专员署代表Volker Turk就表示，难民署在资源分享方面，愿意给以大马政府全力配合。因为，只要加速鉴定政治难民地位的程序和工作，政治难民才能尽快拥有合法的身份，从此光明正大的在大马工作。他们的子女，也才能摆脱文盲的桎梏，并得到医疗卫生保障。

　　所以，在联合国难民最高专员署和内阁还没有达致共识，携手拟出难民地位的认同机制之前，我们忙着讨论难民培训配套或大马容纳难民的社会条件等都是枉然！

隐形的群体——政治难民

2006-01-01T22:49:00.000+08:00

《难民之声》报道出街后，接到许多观众的询问电话。其中一个从事餐饮业的老板娘告诉我，常常有难民找上她的餐馆讨工作，她不晓得该不该聘用他们。

“这些难民都有联合国难民最高专员署（UNHCR）所发出的信件，他们逃难很可怜，有些还带着孩子，我们聘用他们犯法吗？”

我直接告诉这个善良的老板娘，大马政府并没有签署1951年联合国关于难民国际保护的公约，因而也不承认这些蜂拥到我国避难的难民。

“如果你真要聘用难民的话，请详细阅读他们持有的信件，如果是来自缅甸Rohingya 族人，你大可冒险聘用他们。” 用“冒险”这个词儿，并非故意要让这位女士不安，因为Rohingya族人的逃难背景相当复杂，身份更是敏感。

根据1982年的公民法，缅甸政府不承认Rohingya族为土著公民，造成Rohingya族成了无国籍民族。

80年代开始，Rohingya族人不断受到迫害，他们的行动自由受到限制，如果没有官方许可，他们就不能离开村子。属于没有国籍的Rohingya族人自此逃亡到孟加拉、泰国，和大马士等边境国家寻求庇护。

目前保守估计，大马有高达1万4千名的Rohingya 族难民。他们通常举家从缅甸逃到我国，组织成7到8个成员的大家庭。

在2004年11月，我国政府基于人道关怀，原则上承认我国1万名无国籍的Rohingya 族人为政治难民，并承诺给予他们临时身份证。

问题是，过去一年多来，大马政府并没有履行承诺, 也就是签发临时身份证给Rohingya 族，让他们拥有合法的身份，在大马找生活，以及自由融入社会各服务体系里。

结果，许多Rohingya 族人和其他逃到我国避难的缅甸少数民族如Chin 、Karen以及印尼亚齐省的政治难民一样，经常遭当局（移民厅官员和警方）肆意逮捕，扣留或流放到边界区域，不理他们的死活。

大马钦族难民委员会的协调员 Simon告诉我们，大多数的钦族难民是通过代理公司从泰国边界潜入大马。他们每人平均向代理人缴付2千到2千500令吉不等的“非法入境手续费”。

但是，来到大马，不少钦族寻求庇护者被大马移民厅官员逮捕。Simon 说，目前估计有400到500个钦族寻求庇护者，被关在大马各扣留营里。每人平均被关半年至一年后，就会被当局流放到缅甸和泰国边界区域。

“当他们被流放到边界地区，那边已经有代理人在等着，把他们关在房间或货柜箱里，要求他们联络在大马的朋友赎回他们。”

很多被流放的钦族寻求庇护者，都联络不上他们的朋友，付不起赎金，最终沦为被贩卖的人蛇，被代理人卖到边界渔船工作。他们可说是受尽煎熬，一些失踪，一些则不幸死亡。那些有幸再度潜入大马的钦族人，还是摆脱不了再被逮捕，扣留，然后被流放或遣返回国的恶性循环。

对于这些在法律上不被承认的政治难民，即使他们都持有UNHCR发出的难民证，他们最多只能在我国居留，不能合法工作或受正统的教育。

“原来他们只能住在这里，不被允许工作呀？那么，他们怎么生活？”

这位女士对大马政府居然没有一个处理难民的有效政策，感到非常惊讶和困惑。

看，普通百姓都有这种人文关怀。我们的政府却眼睁睁看着1万多名没有国籍的Rohingya 族人在我国居住了10多20年，在这里诞下第二代第三代了，却不肯正视这些难民的基本权益和未来。

结果，回不了原生国的难民，只能继续偷偷摸摸的找生活，做些所谓3D（dirty, dangerous and difficult ）肮脏、危险和艰难的工作，靠微薄的收入养家糊口。他们最多在工地、收集垃圾领域或餐馆工作。

最可悲的是，他们的下一代竟也无法在大马获到最基本的教育。

“我希望我的孩子有机会上学，这样才不会学坏；如果没有上学，每天无所事事，变坏的机率就比较高。现在我的孙子也到了适学年龄，但还不能上学。”一个Rohingya族妇女无奈的道出他对孩子未来的担忧。

要知道，剥夺难民接受教育的权利所付出的社会代价是难以估计的。假如一些儿童眼中的世界只有暴力、贫穷和剥削，而没有其他东西，那么，他们的未来，还有希望吗？

“想上学却没得上，心里真的很难过。看到人家上学，自己也很想上。（因为不识字）要去哪里都不行，不懂搭巴士。”　一个早婚的Rohingya族少女因为不能和同龄孩子一样上学读书，内心非常感慨，接受我们的访问时热泪盈眶。

非政府组织Tenaganita 和人民之声都认为，除了保障难民的工作权，扫盲与教育是事关难民未来及其可持续发展的一项永久性投资。他们都促请大马政府和联合国难民最高专员署密切合作，加速鉴定Rohingya 族难民身份的程序，尽快签发合法证件给他们，让他们可以光明正大的在大马工作，也让他们的子女有机会受教育。

在我国，单单是缅甸和印尼亚齐难民，就有5万多人。这还不包括来自泰国，菲律宾南部，孟加拉等国的难民。这些难民大部分聚集在巴生河流域地区，有者还住在森林里。

在钦族难民委员会的引领下，我们去了Putrajaya森林，亲身了解钦族难民，在聚落如何挣扎求存。在Putrajaya森林里的三个据点，住了近700名为了逃避缅甸军政府的迫害而逃前来我国寻求庇护的缅甸钦族人。

事实上，不管他们是否拥有难民证或是“under confirmation letter”, 简称UC信，他们都不可以在我国合法工作。结果，工资以日薪计算的钦族难民一律被视为“非法移民”，受尽雇主和执法人员的“合法”剥削。

“我们在布城工作，做些散工找生活，拿到薪水的话，警方就来骚扰，半途等我们，搜身要钱。我们没钱的话，就送我们去警局。”山上的钦族难民无奈的说。

拥有100万人口的钦族，是缅甸的少数民族。由于缅甸是个佛教国，而大部分钦族却信奉基督教，因而受到歧视和迫害。 80年代中旬，钦族人成立了钦族组织（Chin National Front），与军政府对抗，以争取钦邦独立。自此，军政府肆意捉拿任何怀疑支援这个组织的钦族人，甚至把他们折磨致死。

逃到我国后，他们的生活并不好过。没有身份，导致这些难民必须躲躲藏藏，山头聚落卫生条件极差，他们的患病率非常高。

由于他们无法得到政府的医疗援助，许多难民生病了，也不去看医生。因为一旦病了，他们和外国游客一样，必须缴付比本地人高出许多倍的医疗费。

可是，我们都知道，难民和游客不一样，他们并非持着通行证前来我国旅游，有者更是连身份证和护照都没有的无国籍政治难民，就比如Rohingya族难民，他们是在没有选择之下，才到我国寻求政治庇护。

目前，内阁正计划为政治难民提供培训，把难民妇女训练成家庭女佣，男的训练成建筑工人。由副首相 DATUK SERI NAJIB TUN RAZAK 为首的内阁特别委员会，将负责策划这项训练计划的执行内容。

可是呀！我们都知道，在大马，执法当局一再未能把寻求庇护者跟没有证件的非法外劳（经济难民）区分，使寻求庇护者和难民经常遭执法人员骚扰、威胁勒索、殴打和性侵害，不少难民更在扣留营里死亡。

我想，在还没有推行什么训练难民成为有素质的建筑工人或家庭女佣之前，脑袋稍微清醒的人都知道，大马政府和UNHCR的当务之急，是设定一个鉴定难民地位的共同标准。因为这一刻，肯定他们的存在，给予他们难民地位，比什么都重要，不是吗？

备注：政治难民是指那些因为国家内战，或因为种族、宗教、国籍、政治理念的不同，或者成为某特定社会组织会员而受到迫害，前来我国寻求庇护者；非法外劳或经济难民，则是那些没有合法的证件，由于自己国家经济条件不好，而前来我国寻求更好的工作机会者。

今年冬至特别冻......

2005-12-22T19:21:00.000+08:00

明天是10月23日, 也是大部分申请自愿离职的同事在本公司的最后一天。

　　临别前夕，看到收拾妥当的同事把一箱箱的杂物送出走廊；有人拍照留念；有人到处分派名片；相拥抱握手道别。办公室气氛有点感伤。

　　打开邮箱，看到数十封告别的电邮。许多同事还来不及相识相知，就要道别。

　　事实上，这次公司大变天，倒让我看到人性百态。

　　自愿离职的名单出炉后，有人欢呼雀跃，昂首挺胸公告天下，他们即将抱着一笔大钱追求自己的理想，潇洒得可以，让身边的人都为他们祝福。

　　然而，一些人知道自己申请自愿离职成功后，居然含泪投诉公司无情无义，不珍惜他们过去对公司所作出的贡献，没有加以挽留他们。

　　我想，这些人当初提呈自愿离职申请书时，或许根本毫无去意，但是又担心自己或在被砍的名单里，于是抱着“买个保险”的心情，签了名。

　　说明白一点，他们害怕将来被裁时，得不到更高的赔偿，但又不相信公司真会放他们走。谁知，公司接受了他们的自愿离职申请，他们如期得到一大笔钱走路，心里却有不甘。这是什么样的一种矛盾心情呀？

　　我不敢说他们不够热爱这份工作，只能说这些人不敢冒险，但又觉得自己太重要。

　　或许，从一开始，他们并没有认清自愿离职计划推出的动机，最终目的和公司评估一个员工去留的考量。明知道公司已被收购，管理层大换血，居然无知要求新管理层坐下来“讲情义”，忘了这批心血根本没有情感包袱，真是失策啊！

　　看到这些人以“受害者”的姿态出现，我觉得非常可悲。陷入今天的两难，是不懂得抓要害、定大局，怕捡了芝麻而丢了西瓜。更遗憾的是，他们不愿对自己的选择负起全部的责任。

　　很多时候，短期来看，放弃，的确比努力来得容易。但是长期而言，若没有尽一切努力，就轻易放弃，不敢为理想下赌注，不只愧对自己的良心，也让对手看清了自己。

　　许多人问：将来公司要再瘦身，你们这些留下的人被裁怎么办？

　　我想，留下的人，自然也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吧。相信自己坚持的目的，清楚知道自己为了什么而守，即使最坏的事情发生了，我们也敢说：值得！

　　今天是冬至，一个选择离开的同事发来的电话短讯说：“今年冬至特别冻......祝福。”

　　对我来说，最冻的，应该是遭背叛吧！

　　有人说：在职场上，阴狠歹毒的小人到处都是，常常因为你不小心得罪了他们而怀恨在心，伺机兴风作浪将你吞噬。

　　更多关心我的朋友都劝我，逢人只讲三分话，不可把自己的真实感受全盘托出，不要急着交心表态，实话虚说，才能装糊涂驾驭小人。

　　我想说：对自己诚实很重要，勇敢面对自己的真性情更重要。择善固执，可能让我在人生方向的选择上有更多的不肯定，但这种冒险的精神，仍是我愿意拥有和坚持不放手的。当然，我常常这样提醒自己：要严防别人的暗箭，不要无端树敌。

　　今年冬至特别冻吗？若理想不死，心中燃起一把火，坚持到底......我坚信，冬至寒夜过后的每一个日子，肯定还有温暖。

遗憾的是……

2005-12-14T22:15:00.000+08:00

昨天傍晚，一些同事陆陆续续接到公司发出的终止合约通知书。对那些合约经已到期的同事，公司决定不续约，至于那些合约未满的同事，公司决定提早5个月叫他们走路。这样的决策来得突然，一些接到信的记者小妹都哭红了眼，这两天非常难过。

　　自从公司决定瘦身，推出自愿离职计划后，我们都明白，下一步可能会对节目开刀，再调配选择留下的人手到姐妹台或进一步辞退过多的人手。

　　“接下来，公司会对哪个节目开刀呢？”我们几位同事开始热烈的讨论。索性问高层。得到的答案，令我乍舌：

　　“那我要看我的output 需要多少人手，再来决定我的input。”

　　换句话说，如果公司决定砍掉一个节目，那output就等于零了，负责input的同事肯定会遭殃。

　　在一个媒体机构里，选贤与能是多么的重要。高层的想法未免太单纯，依这个想法作出的决定也太难以叫人信服。高层忽略了每一个员工的工作表现，资历和强项，以及他们的潜能和可塑性，更没有认真评估每一个节目的素质、方针和对社会的影响。

　　一个有素质的电视台原本就应该有各种风格的节目。为了照顾不同阶层观众的需求，各个不同的节目本应理直气壮的存在，只要它还有口碑，或对社会产生良性影响。

　　我们尽管无法要求一个私营台履行社会责任，做些口碑好，但不赚钱的节目。但是媒体经营者尽是“往钱看”，随意对一些节目开刀，以“output”来决定“input”, 思想一条线般毫不犹豫除掉多余的人手，失去的不只是一群有理想的工作伙伴，还失去了忠实观众。

　　可以预见的是，未来我们将做些大众想看的节目，或捧官方大脚、走安全路线的节目或新闻，不敢坚持对output作较为复杂的思考和严肃的探索。

　　我们强调媒体教育，强调节目必须富有人文素养以及启发社会的功能。但是，我们也遗憾的发现，我们的社会的文化体制还没有成熟到我们所期望的程度，大部分观众爱看反智报导，爱看容易消化的节目，不爱思考社会现象，或对身边发生的时事不热衷。

　　为了获得最大量的观众，一些节目制作人尽是制作一些催人热泪、性和暴力的节目来哗众取宠，赚取高收视率。结果，这样的节目没有什么内涵，个性尽失。

　　最近，我们的编辑部常常受到“指示”，不要碰触某些课题，尤其是涉及种族教育的课题，更不能批评首相的领导。我想，在分析社会问题时，没有洞幽烛微的敏感，没有持平中立，不敢挑战权威，不敢对整个旧有体制提出怀疑，那，这样的媒体机构，我们要它来干什么？

　　在报导新闻、追求真相的过程中，首先我们必须有“siasat”的侦查精神，要发挥监督的角色，更要不断的对自己固有的价值坐标提出质疑。否则，观众看到的，就是偏颇报导，而记者也将有可能作出危险的论断。

　　报导的空间有多大，就看编辑自主权有多大。如果我们还会因为报导某些教育课题而忙着打电话知会上头，提醒上头“照着”我们；揭发官方滥权时，接到某某拿督的电话，便马上紧张的抽掉某段新闻，不敢伤害到眼前的政治权益，那么，任何负责任的报导都会注定胎死腹中。

　　不敢担当，便是不愿对广大群众负责，不敢为弱势族群发声，不敢对有血有肉的受害者说公道话。

　　新闻自律是钳制言论自由的借口，权势的斗争让主流价值大刺刺存在，真相与谎言在一个灰色混浊区中达到整合。结果，阅听人被愚弄，在翻来覆去喧哗浮躁的真假新闻里，不敢再相信媒体。

　　总有那么一天，责任、品德、道德勇气会慢慢被腐蚀。媒体界只有权力的操纵，没有责任的担当，媒体人会对自己的定位与前景愈感手足无措，进退失据。

　　明天是本台很关键的一天，公司高层将会公布成功申请自愿离职的职员名单。

　　留下的肯定会被磨得更无情；抱着大笔钱走的，肯定不会转回头。

　　我的制作人告诉我：“遗憾的不是去与留，遗憾的是壮志未酬。”

理想有多靠近？

2005-12-03T01:46:00.000+08:00

最近身边的朋友都会这样问我：“你们的公司提出自愿离职计划，你有何打算？”

　　是的。得知这坏消息后，一些同事已忙着到特别柜台询问，如果申请自愿离职，可能得到的赔偿数额有多少；更有一些人高调地向其他同事炫耀自己的“身价”，并决定拿笔大钱走路，把这坏消息看成是“运到了”的好事一桩。

　　当然，更多的同事担心，如果不申请自愿离职，未来公司要再“瘦身”，可能会面临被裁退的命运。因此，这个充满着不确定的非常时期呀，可说是草木皆兵，公司里的每一个人，无不陷入打心理战的焦虑当中。

　　事实上，高层在宣布这项过渡措施后，就开会向我们解释公司被逼采取这个步骤的原因以及对我们未来的影响，并发出通告向全体员工解释何谓“自愿离职计划”，以及要求所有员工参与“自愿离职计划工作坊”，帮助我们作一个聪明的决定。

　　于是，我也开始检视自己在这一行的付出和回报，在做出任何决定之前，认真思考自己的理想在哪里。

　　我认为，追寻理想的路上，就像一个通往秘密基地的路程。我在四年前，就认定媒体这块秘密基地是我的理想。从此就感觉自己开始在一条起伏摆荡的小径急速滑行，从没有想过半途退缩，而且还不只一次，冲动的跟身边朋友分享一路走来的奇遇。

　　理想与坚持，让我忘记脚下的崎岖和坎坷。

　　在这个非常时期，我想说，在判断“去或留”的自身条件时，懂得过滤和割舍，是一种智慧。这个时候随波逐流或消极的抛一枚硬币来决定我们的未来不但危险，也很容易迷失，并且无以为继。

　　更甚的是，选择留下或离开时，如果老觉得自己在吃亏，绝对是双重的损失。首先，我们抹煞掉曾经在这公司的成长部分，也损失了公司对我们的付出所给予的肯定。

　　要知道，我们很难找到一份工作，能满足我们对“理想”的所有想象。因此，知道要找一份真正能够让我们的自我发挥得淋漓尽致的终生志业并不容易；知道理想无价，要达致理想肯定要做出一定的牺牲，那是一种成熟。

　　没有这样的认知，我们永远无法将所有的“付出”和“失去”负负得正。我始终认为，聆听自己内在的声音非常的重要，诚实的面对自己的真性情和感受，对自己的决定负责，在该留时留，在该走时走。

　　我常常这样给自己鼓励：决定放弃的那一刻，我将永远也不知道自己距离理想有多么的靠近。

　　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认清自己的理想在哪里之后，就要全力以赴，然后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人们不是常说吗，最美的风景，总是要穿过最险恶的瘠地才会有缘目睹。

　　看到理想在哪里，真的就要勇往直前，不要犹豫无需迟疑。那，去或留，就不再是问题了。

　　如果你还问我：到底什么是理想？

　　我的看法是：“理想是不管你拥有多大财富，你还是不会嫌累，还是会坚持做下去的事，因为你知道，它，让你的生命得到升华。”

　　理想有多靠近？就看你我愿不愿意坚持到底。

别叫我们的孩子太沉重！

2005-11-21T20:04:00.000+08:00

近来双语教学问题再度浮出台面。教育部副部长DATUK韩春锦针对华小使用英文教数理课题表示，教育部长会对此事做出宣布，并让华小有足够的时间调整上课的节数。

　　华教界人士都很关注该部会如何作出安排。在这方面，董总立场鲜明，主张华小须贯彻母语教育原则，除了3 个语文科外，其他的知识科，都应以华文和华语作为教学和考试媒介语。

　　在谈双语教学这个课题时，我们难免要问：身为华裔子弟的我们，在小学、中学乃至大学的教育体制里，各课程编排里面，究竟国语占多大的份量？我们的母语又占多大份量？

　　在我们激烈争辩双语教学成效如何的同时，或许第一个浮现在我们脑海里的，应该是我们的母语未来将处于什么位置，受到怎样的冲击的焦虑。这些都是需要长时间来研究、剖析，以及进一步精心规划的课题。

　　我把这次双语教学政策上的改革，看成是一件大事。心情确实非常焦虑，因为这将决定我们后代学习华文的“质和量”。

　　我这样说，并非否定了英文或国语，或者双语教学的授课效果。因为，我们都知道，英文是国际认同的语言，英文教育是“必不可少的”。

　　问题就在于：我们应该在什么时候引入英文在小学的课程编排里？要引入多大的量？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的教育专家科学性的去研究和探讨的。

　　当然，教育专家的研究范围必须以一个孩子的成长需要为依归。比方说，一个8岁小孩的知识接受能量，或学习容量有多大？他知识度的增长需要，对母语基础教育的需要等等，都需要我们的教育专家提出科学性的依据。专家必须根据我们的孩子的需要，有比例的给以分配，进行华语和其他外语的教育安排，才真能让我们的孩子在学习上不会太沉重。

　　事实上，在大马，华裔子弟华文课节数并不多。以前我们三年级时才开始学习英文，现在我们的小孩一年级开始，就要学三语，华文颗节数的比例肯定会减少。从小学开始推行英授数理科后，我们的孩子生活的质量如何得到一个提升，或达致最好的平衡？身为家长的，不着急才怪。

　　我们都明白，孩子能够在小学阶段，就能学习好三语最好不过。但是，孩子的精力和时间毕竟有限，整个教育环境充满了竞争，课业特别的繁重，孩子的书包如行李箱那样大，重到背不起，必须用轮子拖着走。他们很小就在繁忙的学习阶段中度过，压力太大导致他们很小就失去童真。我一直在想，在这样的压力和激烈竞争底下学习，我们的孩子会快乐吗？

　　不久前，我访问永乐多斯，她坦言，她多么希望她的孩子不要在那么充满压力的情况下学习，不要陷入这么无情的竞争环境里。但是，大马整个教育大环境并不允许她的孩子不做完繁重的功课，因为“填鸭式的教学、文凭至上”是一个必然的追求，孩子不能停下来，结果，他们快乐的童年被牺牲了。这是一个叫人感到遗憾的事！

　　因此，是时候我们在时间和课程编排上，为孩子作更合理的安排。同时，在观念和教学方法上有更科学的指导，确保孩子活泼学习各个科目，同时热爱母语教育。

　　在这方面，我们更需要教育专家通过科学性的研究，以及和政府教育部门的讨论，在科学的理论基础上，清楚地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才是最适合引入英语教学的时机，又该引入多大的量？

老师别太沉重

2005-11-07T13:30:00.000+08:00

11月5号，雪州国中华文教师联谊会和SERI KEMBANGAN 民众图书馆联办了一连两天的“文化传承与精致人生讲座”。我受邀当“我看中学中文”沙龙讲座会的主持人，面对的是上百位国中和独中老师，我这个外行人，难免有些心虚。

　　老师踊跃发问，言论精辟的三位主讲人，陈亚才，莫顺宗和梁靖芬精彩的回应。就连主持人也接到问题。

　　“国中老师所面对的问题是一个星期只有三节课。有时遇到公共假期或学校有特别活动，一个星期连一节课也上不到，如何进行课本上的多样化学习？”

　　这位老师还说，国中华文老师根本不能完成25节课的课文，还要教语文知识（短语、句子成份、修辞、熟语和名句精华等。）所以，很多时候，他们只能“赶”或“匆匆地”完成重要的技能，特别是考试局将会“出”的语法技能而已。因此，他问我是否可提供一些建议？

　　另一个老师则说：许多父母亲强迫孩子选修中文，但这不是中学生自己的意愿，造成中文老师的心情很沉重。他问身为主持人的我，有什么看法？

　　这让我想起，在我念国中时，每次上华文课，我的华文老师，恨不得把中华文化的深厚内涵，通过那几节华文课，全都传授给我们。但是与此同时，我的老师也清楚地知道，大马整个考试制度，并不需要我们懂得那么深入。

　　因此，老师天天忙着追课文，填鸭式的要求我们跟紧考试范围，根本没有时间把我们带入中华文化世界，去引导我们看到中文的美。于是，在读名句精华时，我们没有历史线索，我们死背死记，学习到的中文，刚刚好“够用”考试能“过关”而已，懂得多，但不专精，可谓“样样通，也样样松”。

　　我们可能熟读文学著作，但是未必懂得这个文学著作背后所承载的深厚文化内涵。谈到中华文化的精髓体认，我们这一代是严重匮乏的。

　　今天，我们处在一个不同于昔日的全新世代，老师如果还墨守成规，当个永远的指导者，附加指示者，或给标准答案的传声筒，那么他们只有跟学生渐行渐远。

　　为什么呢？老师如果没有以一套自己的想法和全新的理念、谦逊的作风、宽容的胸怀和创新的思维来看待ｅ时代学生的需求；用他们的眼睛、他们的语言跟学生沟通，那么，学生是不会爱上中文的。我们的学生一定会这样投诉：这老师教得太烂，中文课太闷。

　　我想，既然课文是教不完的，那老师们大可不用太“匆匆”，在有限的节数里，用心聆听孩子的声音，走下讲堂，走进孩子们中间，成为孩子共同学习的陪伴者，发掘孩子的创新思维和创造能力；培养并放手让孩子成为自己人生的主人，主动、自主地学习语文，主动实践和探索，为自己的人生负责。

　　而对于那些被父母盯着，强迫他们选修中文的孩子来说，更是不会主动翻开中文课本，或在上中文课时，突然变成瞎子、聋子和哑巴。

　　我想，学习语文原本就是学习思考的过程。学习中文，是要感受整个中华文化背后的氛围、民族内涵。让我们的孩子在生活里去学习中文吧！刻意强迫他们学习，反而没有多大用处，把母语教育，如同方言学习一样生活化。让我们的下一代，在生活中用他们的熟悉的母语（中文或不同的方言），来认识生命；在丰富文化传统的环境下，教育孩子儒家思想，让他们尊敬生命，拥有独立自主的人格，做一个好人。

　　所以，亲爱的老师，千万不要太沉重。今天，倘若你尽了力，还是不能让一个孩子爱上中文，看不到中文的美，感应不到中华文化的深厚内涵，那不完全是你的错。

　　因为，只要您还能对孩子的“求异思维”，给以充分的呵护与鼓励；让一颗颗创新活跃的思想因子，在我们精心守护的园地里破土而出；让孩子热爱学习，如同热爱生活一样；让孩子以他们的速度，慢慢进步；让他们的未来，依照自己心理描绘的一一实现；那么，您才是身负培育人才与推动母语教育发展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啊！

　　我之所以在座谈会上，坚持播放展雄声音演绎的《最后一课》，因为这文学作品曾深深感动了我。都德对语言与民族的热爱，深深牵引着我的心。那是一种呼唤，对“寻根”的殷切叮咛。老师的使命，就是把这份感动，用心传递出去，给未来我们的孩子……

　　只要让我们的孩子记得，他们曾经在成长过程中，有过这么一次学习中文的机会，那方块字是他们的根，是他历代先贤的来处，那么，未来，无论这个孩子去到哪里，我相信，中文不会是一个陌生的名词……

要不要转个弯？

2005-11-06T21:01:00.000+08:00

23岁那年，我在大学一场公众演说中说： “许多人年轻的时候已经死了，但是直到老年时才被安葬！”那时的我觉得，生命充满着无限的挑战，大专生应该发挥生命的使用权，应该拥有逆向思维，不应该丧失活泼批判、理性颠覆的能力。

　　最近作了一个关于校园选举的报道，出街后引起不少回响。有人威胁要报警，有人在网上说我们的电视台已经被反对党操控，有人甚至要求惩罚我们的电视台，因为我们支持落败者。

　　这个报道引起很大争议，一些“知识分子”拜访我们电视台，教育我们如何选择采访对象、如何作一个公正的报道。更多的同行劝勉我们说：适时转个弯，不要碰壁！

　　我始终认为，暂时妥协的目的，是要往正确的方向调整，而非不费吹灰之力地复制另一个悲剧，训练大家绝对服从，训练大家的奴性。妥协过程中，需要设定一个底线，这个底线不能被挑战，不然，转个弯求过关的心态，会开个非常不好的先例。未来面对权威时，我们会忘了最初的理想。麻痹久了，未来面对危机时，自然也会选择不吭不鸣，从此裹足不前了！

　　在无处不变、太花俏、太杂乱的世界里，回归媒体专业和伦理，不偏不倚，反而成为一种中流砥柱。认定“准确无误，公正、客观报导”为我们不二的信仰，站稳立场的话，我们就无需考虑转个弯去迎合强权口味，无需对制作的报道说抱歉。

　　问题就在于我们对真相到底在不在乎？不在乎真相的阅听人，可以满足于简化的半真半假的东西？没有雄厚专精的编辑结构，我们怎样创造深刻高品质的报道？

　　如果转弯只为了保饭碗、求过关，那么，我敢说，媒体这领域只有纵容更多有权者以知识挂帅来践踏我们的知识产权，所做出来的节目或新闻，只是不同版本的“愚民商品”，这样不断窄化和独霸的媒体，我们要它来干什么？

　　我当然知道，乖乖活在别人的要求下，也许会得到比较多的赞赏，但却不一定符合自己对人生的期待。尽管我们有立场，有主张，但是我们的言语却未必周延，这导致我们在冲撞整个旧有体制的过程中，伤痕累累。平坦的路，经我们一走，变成一波三折。

　　“客观持平”，简简单单四个字，在做一个负责任的报道中要拿捏得准，却如此艰难。我一直认为, 这是一个价值观大翻转的年代，贼反过来监督警察；应该维护公众利益的媒体人，却忙着当公关，忙着搞关系，甚至“认贼作父”！

　　转弯后，如果能确保编采及节目策划的决定，绝对以新闻专业固有的准则和专业判断为依归，那转弯又何妨？

　　不然，如果为了不开罪任何人，不惊动任何机构，而不尽力对有关论题和事件作公正持平和公开的探讨，那是我们有渎职守。我们几乎忘了我们服务的对象是大众，我们转弯的目的是为了避开外界的影响和压力，那么，我们真愧对社会大众。

　　这样的急转弯，未免太狼狈！

美丽背后

2005-10-03T21:03:00.000+08:00

“哗FM”电台在上星期五凌晨一点停播了，数百名支持者云集NTV7 公司大门外，点燃白蜡烛，陪伴“哗！FM”走过美丽的天空，场面温馨感人。

　　众主持人在空中说出他们的理想，说出他们的感慨与悲伤。烛光和泪水，再上万点小雨，使人心不静神不宁，恨不得这一夜可以进入无限。。。

　　我想，过去两年半，“哗！FM”确实捉到了最重要的契机，把自己放在历史时刻里，发挥问政、娱乐大众、教育和反映民声的角色。因此，我们听到有人激动的说：这个电台在广播业建立了言论自由的新指标。未来，它可以成为广播界衡量言论自由、敏感尺寸和开放度的指标。

　　过去，“哗！FM”曾发挥公共舆论的功能，为社会提供前瞻的可能，充当人民的喉舌；未来，这个电台的名字，不会轻易被人遗忘。结果，一种壮志凌霄的感觉，油然而生，一片通明广阔的天地展现眼前，这是一种超越现在，向“不可能”挑战的渴望。

　　但是，那一夜，我却感到异常的不安。白蜡烛的燃烧真能确保民主自由的空间得到保障吗？流出的泪水，如果不能唤醒我们的道德良知，和极力捍卫媒体自主的决心，刺激更深刻的反省，那么，泪，恐怕白流了！

　　可不是吗？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轰轰烈烈的牺牲，激动人心的演说，如果不能刺痛我们麻木已久的良心，还有什么意义？我想起一些人浸在权力的酱缸之中，收取高薪厚禄，热血和抱负与朋党之争浑浊搅拌，太怕丢饭碗，结果不敢有异议，有主张，这是非常叫人遗憾的事。

　　话说回来，如果没有一些人的默许，任何独裁者也不可能得势，不是吗？民主不是从天降下来的，必须经过理性的争取。指责、异议、对抗只是过程，追求自由民主才是最终目的。那么，我们还有什么顾忌？

　　该怎么争取？我想，就是为不平事伸张一点正义。不平则鸣，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让那些有偏见，有私欲，才智不足，学识道德有限制的人，感觉到被监督、被批评、被质疑的压力。

　　可是啊！一些人为了取悦当权派，尽可能选择性认识真相和报导历史，不敢面对自己的真性情，不敢得罪权威，保住的只是那不伦不类、支离破碎的所谓“猫狗尊严”，违背良心人性，苟且偷生。在堕落的权势斗争里，正义必须和利益斗争有直接关联，才会受到重视，不然，正义的呼声注定继续被漠视的。

　　我非常害怕看到人人都是同样的一个“模”，不敢回应内心的呼唤，不敢挑战权威，不敢走自己的路，在应该说话的时候失语。

　　如果我们无法阻止一个盈利电台的停播，至少我们要从悲痛中、烛光中，作最深刻的反省，确保理想不死。更要体认到：缺乏思索、理性颠覆和创造的社会，绝对走向停滞！

校园选举与流氓文化

2005-10-02T21:02:00.000+08:00

采访大专校园选举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不是选举一面倒的成绩，而是选举过程校方为打击“亲学生阵线”（青派）和媒体而使出的种种手段。

　　就如马大，以副校长为首的选举委员会制订了一些不合理的竞选条规，如竞选期间不能结盟；候选人必须拥有至少3.0的成绩积分（CGPA）；只有48小时的竞选时间；校方通过宿舍长拿到宿舍生的个人资料与手提电话，强制所有宿舍生出来投票，不然，他们随时可能被踢出宿舍或威胁延发他们的贷学金；每张选票印上编号侵犯学生隐私权，在在显示校方直接干预选举的公正与自由。

　　大专学生事务处为了显示亲政府，不惜把执政党的理念带入神圣的校园，倾全力协助校方属意的“亲校方阵线”（蓝派）漂亮胜出。

　　校方到处散播白色恐惧，包括半夜搜查一文学系学生的房间，揪起他的衣领恐吓，连连敲打该名学生的脑后，还在投票日前一晚，命令所有宿舍官，允许学生把菜单带入投票礼堂作参考，不禁让人怀疑选举委员会的独立性。校方将选举手册置于一旁，滥权偏帮亲校方学生造成另一派学生求助无门，反对无效。

　　结果，整个校园选举沦为“二元分化”的战斗场。群众大会上，台上演说的候选人很少让我们看清校园的问题核心，反映学生具体议题，对不公平制度有看法，对校方不平政策提改革，或向校方要求合理的权力分配。

　　看到的是候选人用鸡蛋或朗诵马来班顿等方式滑稽的介绍自己，呼吁学生记得带学生证去投票、机械化的招手、僵硬的微笑、流氓似的呼叫，好像出席嘉年华会一样。我看得纳闷，好在，保安人员突然将我的摄影师请下台，再请我到礼堂外谈判，最后我的手提电话连连响起，学生事务处高层请我回家。

　　再看博大，校方三年来执行欠缺透明的电子投票制，候选人不能重算选票和监票，亲学生阵线要呈交备忘录给学生事务处副校长。我又前往采访，却受到校方百般阻扰。而署理副校长人在现场，向我要通行证不遂，粗暴的对我喊话：“keluar!”我觉得流氓学生就从这里得到学习榜样。

　　因此，当学生代表告诉我，他的朋友受到蓝派学生的欺压，群起围攻他，最后报警求助。我听后很无奈，上层为镇压学生反弹不择手段，亲校方学生自然嚣张，使用暴力是可以理解的。集权领导怎么能不形成今天弊病百出的校园选举呢？

　　于是，博大生为挽救校园民主，发动了“一人10仙”筹款运动，要校方买选票，恢复票箱选举。我想，公平及透明的校园竞选，需要他们沉痛呼唤民主和自由的声音。他们的杯葛行动不是认输，而是对于整个流氓文化的彻底绝望，他们的筹款行动一点也不幼稚，而是追求正义、抗议校方黑箱作业，一手遮天、以大欺小的理性施舍。

　　这种杯葛行动没有以牙还牙，以暴易暴，有主张有原则，我欣赏他们的勇敢！

宽容面对新政策

2005-10-01T20:51:00.000+08:00

卫生部估计，在10年内，我国的爱滋病患将增至30万人，而吸毒者将超过100万人。面对如此险峻的局势，政府必须在防治爱滋病与毒品蔓延方面寻求突破。

　　今年10月开始，政府计划在10间私人诊所和10间政府医院里，提供免费的美沙酮，给1200名毒瘾很深，但有愿意戒毒的吸毒者。

　　究竟“减低危害计划”的第一步会不会成功？小市民又如何看待这个计划？街头访问时，我们发现市民多处在道德审判和维护公共卫生的两端忐忑不安。

　　 “好像跑到没有有路好跑了，只有这个下下策，只有用这一招，看实行一下子看有没有进展，如果没有的话，就证明这个方式是行不通！”一市民无奈的说。

　　提供美沙酮替代疗法予想戒毒的吸毒者，以毒攻毒的方式究竟行得通吗？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疑问。或许还有很多人不明白， “美沙酮替代疗法”是针对那些有意愿放弃毒品的吸毒者而设的。

　　在试验计划中，1200名有意戒毒的吸毒者将在政府锁定的医院和诊所的医生面前口服美沙酮。但是，“美沙酮替代疗法”是一种长期的治疗，就像治疗糖尿病和躁郁症病人一样，需要至少１年的时间。过后，治疗者才能慢慢减少服用美沙酮剂量，转入“美沙酮戒毒计划。”

　　当然，为了避免美沙酮被滥用，医生也会不定期检验治疗者的尿液，确保他们没有继续吸毒，协助他们逐步摆脱毒品。

　　但是，我们都知道，在6万5千个投报的爱滋病例中，有百分之75的个案是静脉注射吸毒者。这些吸毒者大部分都不能放弃静脉注射方式，在缺乏针筒下，与人共用针筒来吸毒。

　　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政府希望在明年初，再为1200个无法脱离毒瘾和采用静脉注射的吸毒者提供免费针筒，希望能够避免吸毒群体吸毒时传播血液传染病如爱滋病、B型肝炎等疾病。因此，“交换针筒计划”才是减低危害的重点。

　　问题是，根据1952年危害毒品法令第37条文，携带针筒是犯法的。吸毒者将面临最高两年的监禁刑罚。

　　要推行“交换针筒计划”，政府的当务之急是修改目前的法律。如果法律来不及修改，执法组还无法达致共识，交换针筒计划缺乏一个强而有力的监督机制；如果还有人认为，美沙酮“以毒攻毒”的替代疗法注定失败，而不理解美沙酮治疗后，病人只要有决心，医生将逐渐减少美沙酮的服量，直到不需要治疗为止,进而转入戒毒计划。

　　如果对“美沙酮戒毒计划”存有误解，继续否定美沙酮以毒攻毒走不远，那么，可以预见的是：每天将继续有20个或更多的爱滋新病例的出现，在2015年时，爱滋病将成为一种流行病。

　　这一刻，我们要相信：相信公共卫生比什么都重要，相信法律是要确保人人平等，相信任何政策的推行，必须依靠百川不拒的包容气魄和宽宏视野。更要相信：我们的敌人是毒品和爱滋病毒，而不是吸毒者和爱滋病患。

　　有了人道主义的温柔与深沉，我们看到“减低危害计划”即将试跑时，才不会郁结不安，起码能够祝福。

媒体工作者爱当导演

2005-09-16T19:42:00.000+08:00

采访民政党选时，发生了一件小事，叫我一时感触良多。

　　这件小事让我认真思考了自己过去作采访时的态度，和每个新闻工作者理应抱持的专业操守。

　　在改选成绩出炉后，成功获得蝉联的DATUK SERI林敬益医生面对着各大媒体，首先用英语和国语分析改选成绩和接班大计。我最后也举手要求DATUK SERI用华语解读党选成绩。得到DATUKSERI林敬益华语版的简短回答后，DATUK SERI就起身让摄影记者拍照，结束了记者会。由于还有问题来不及提问，我决定守到晚上的“民政之夜”的晚宴上，再度访问他。

　　当晚，看到DATUK SERI林敬益再度出现于晚宴会场时，我赶紧飞扑过去，抢先访问他。谁知，身边好几个摄影记者也一窝蜂拥上，把我挤出线，迅速把一份报纸推到DATUK SERI林敬益的手中。接下来的那一幕，才是够精彩。一旁的我变成观众，那些摄影记者顿时荣升为“导演”。

　　“DATUK SERI，看报纸！”

　　“DATUK SERI，翻报纸！”

　　“DATUK SERI和夫人看这边，不用再翻报纸了！”

　　我吓呆了。原来，带有宣传报纸意味的精彩画面，是用这样的手段得来的！那我们过去看见部长们一起看某纸的温馨画面，想必也是这样被追逼着，一令一动作般出炉的！DATUK SERI林敬益真爱看那份报纸吗？答案不尽然。

　　但是，这样的画面出街，和之前的我一样天真的读者，能不被蒙在鼓里吗？能不被这演出来的“假象”所欺骗吗？那天，我亲自见证了一些媒体工作者爱当导演，“制造新闻”的小小过程，真的觉得这件小事不能不提，因为它对我自己和同行都会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我想，当初我们选择当记者的时候，可能有些理想，希望从不同角度探求社会真相，对不平的事件伸张一点正义。可是工作久了，采访变成是例行公事的苦差，不再是发挥理想和自我的志业。久而久之，当初的热血和抱负不知不觉地溜走了。

　　因此，很多时候，许多同行，包括我自己，已经学会拖泥带水胡混过去的本领。采访时，我们甚少思考，也不做功课，人家给什么，我们就“搬字过纸”。然而，看见同行当起导演，把“制造新闻”当成理所当然的稀松平常事，忽略了“正确，客观持平”的专业操守，我还是深深感到无奈。

　　记者和摄影师当导演的后果是：阅听人所得到的“真相”已经是被扭曲的真相，煽情的词句和精彩画面背后，充满了花俏讨好的企图。

　　有人说：“今天的新闻，就是昨天的历史。”因此，还真拿不准今天所看到的新闻，是不是政治自我颠覆，媒体大势炒作的所谓真相？有谁敢去质疑这段历史的真实与尊严？有多少人曾想过光明灿烂的画面底端，背后有多少媒体工作者的刻意铺排与精心执导？

　　我们真的要问：今天的新闻，究竟能否准确写下昨天的历史？而这段历史是不是盖棺论定的真相？这个真相，又是符合了谁的利益的真相？你和我都可能被执政者对资讯的垄断所蒙骗，而媒体工作者所做的工作，就是要把这个可能被蒙蔽的层面揭开。

　　认知到真相产生的争议点和追求真相的专业精神，从今天起，我们才不会对他人报道的新闻全盘接受，而不敢质疑它的真伪。

正义的意义

2005-09-04T20:57:00.000+08:00

“哗！FM”停播事件闹得热烘烘，一些马华领袖大义凛然的说：电台有其社会义务，功能非同一般商品，因此不应当作商品作买卖。这把正义的声音赢得许多人的支持。

　　但是，许多人却忘了，早在一开始，这个电台就不是“公有”的。这个时候，我们出来高喊，它应该被“公用”，发挥其社会责任，达到“公享”的本质。那么，我只能说，大家对私营广电（广播/电视媒体）的运作不够了解。

　　今天我们争论，能不能把一个媒体当成商品来进行买卖时，就得看这个商品由谁制造？他的持有人是谁？私营的媒体自由，最后变成用媒体产品获取私家利润的自由，有什么出奇？因为将媒介当成商品、产业来经营，一个必然的结果是，它会往“利”方面走，要求 “公有”和“公享”几乎不可能。

　　而国营广电由政府编列预算、拨款，工作人员以公务员的身份宣导政府政策，听命办新闻、传资讯、提供教育和娱乐，它或许可以超越商业考量，办些不挣钱的节目，照顾到弱势族群的利益，但要达到“编辑自主”并不容易。在拓展文化和民主、监督政府（老板）、维护公众利益时，难免流于“小骂大帮忙”的表象。

　　但是，这并不表示私营广电由私人资助，就能够克尽言责、监督政府，不沦为当权派的喉舌。因为，任何产权最关心的是资源的使用权、受益权和转让权，更重要的是，私营体制完全按照商业方式由私人企业（或政党盟友）来投资经营，加上持有人（或背后政治靠山）有公职有钱有权的话，没有人敢保证他真能做到为全民说公道话、谋利益，而不以权谋私！

　　有人因此建议，我们争取办公营广电，不让政府直接经营传播业，而是委托一个独立性的媒介机构来经营。例如英国的BBC和日本的NHK等，经费来源主要靠电视执照费、社会捐款以及部分政府拨款。如果政府向私人盈利广电征收税务来支持公营广电的运作会更好。这么一来，公营广电便可独立于政府之外，不以盈利为目的，充分体现社会公器——“公有、公用、公享”的本质。

　　所以，我们希望看到更多大义凛然的马华领袖站出来，直击问题核心——要求拥有最后权力决定“网络设备提供者”以及频波分配等证照分发的能源、水务及通讯部长，制定一个公平透明的频波分配政策，公开广电执照资格，以杜绝大气层的频波这个公共财在人民的无知下，被瓜分进入几个私人集团（政党盟友）的口袋里。

　　我们真不想看到还有哪位投机政客在那边空喊话，一边试图钳制媒介经营竞争的自由，一边纵容财团或政党盟友挟持广电资源！正义如果有任何意义，就得赶在下一个私营媒介基于利益考量而停播之前得到实现！

记者入狱的反思

2005-09-03T20:56:00.000+08:00

新山监狱局趁百年老监狱拆除之际，特地开放让公众住牢房一天，亲身体验坐牢滋味，媒体更获当局特别眷顾，让11名记者入狱。

　　本地报章以“本报记者入狱”来打头版标题，绝对有卖点。读者没有详读内文，还会瞎紧张，以为记者以身试法，被判入狱。详读之下，原来，记者为了把精彩的坐牢经验和照片呈现给读者，只好“勉为其难”入狱。

　　记者过后分享了他们坐牢经验：许多记者都觉得“难顶”，投诉牢内蚊子蟑螂多，空气闷热，一些记者还说，他们夜间还闻到阵阵尸臭味和甘文烟的味道；甚至还在牢房里看见放在地板的餐盘上的杯子突然自己滑起来，听起来充满“灵异”气氛，叫读者看了也心生毛。当然，还有一记者在狱中，突发灵感搞创作，据说写了一首叫《明天的双手》的词，真是可喜可贺。

　　最可贵的是，完成坐牢创举的媒体记者，隔天还获赠一份“坐牢结业证书”，证明他们“到此一游”。最后，众记者手持红彤彤的“自由万岁”四个大字，漂亮留影，然后各自欢喜归家，乐也融融！

　　看了这些报道后，我有一股闷气在胸口。这一次记者们所看到的，事实上是一个经过铺排的场景，而透过他们的镜头所呈现出来的，也只是狱方决定要让民众看到、知道的部分情景。

　　事实上，牢房的恶劣情况，并非常人所能想象。监狱人满为患时，可能把7到8个囚犯关在同一牢房，里边流行病肆虐、毒品流通；为了得到协助，一些囚犯被逼和受求人进行同性之间的肛交。

　　因此，记者蹲在牢房走廊的画面，除了达到娱乐观众的效果之外，我真的觉得没有多大意义。或许，记者都忘了本份，忘了报导社会真相的职责。而媒体的排版和图片的呈现，充满了哗众取宠的企图。

　　目前，新山监狱有30个官员驻守，每月可安排两次的“坐牢一日营”配套，每次让15人参加，当局还说会尽量安排记者，被关进相隔一段距离的牢房。

　　照我看，这30名狱官理应被派到其他人满为患的监狱去执勤，而无需搞噱头，应酬媒体记者或其他游客。而坐牢经验，应该由真实的囚犯来现身说法，而不是抱着游玩心理，充满入狱“期待”的记者玩家来告诉我们。

　　我实在看不到当局让媒体记者参与“坐牢一日营”配套，对社会起什么正面意义？记者自愿入狱，除了满足个人的好奇，“一尝一生难得一回的铁窗生涯，增加记者本身的人生阅历”之外，还为什么？把“自讨苦吃”的体验，戏剧性绘声绘影的告诉读者，刺激读者的视觉，满足读者偷窥心理之外，请问还有什么更大的涵义？

　　不久前出炉的皇家警察特委会报告书曾经揭露：滥权的狱官，竟向囚犯索取高达300令吉，来购买三杯奶茶，炒面和印度煎饼给囚犯；向要打电话的囚犯征收100令吉；而性工作者半夜被警官带出牢，回来后颈项出现“吻痕”，这样的监狱才够可怕！也才是最真实的！

　　记者有使命，有胆量的话，可为了社会公义，乔装囚犯混进监狱，揭露这些真相，报导这些事实，监督政府的贪污舞弊行为！

　　如果不敢冒险，那么，记者《明天的双手》，也可以用来报导这些“真相”，誓死捍卫读者“知的权利”！而不是游监狱16个小时后，出来告诉我们，他们那有惊无险、不痛不痒的人生体会！

　　美国有位勇敢的女记者朱迪思·米勒因拒绝透露“深喉”身份，为“捍卫一个生死攸关的原则”而被判入狱4个月。这样的坐牢，真有志气！

　　可我们报名坐牢的记者，却排排蹲在走廊边，接受点名，刻意入狱体验坐粪桶吃牢饭的经验。没有充分发挥监督政府的“第四权力”的责任不打紧，还沦为跟班，陪着政府耍把戏，自导自演这场闹剧…

媒体暴力的恶果

2005-09-01T19:33:00.000+08:00

曼谷的kaosan 路，是著名的红灯区。多年前我以游客的身份，在那里自助旅行。可能在泰国游玩了近一个月，皮肤晒黑了，像极泰妹，一名老外居然上前问我价钱，我华容失色的对他说：“No! I am not a prostitute!”当年，我有一种被羞辱的感觉。

　　这些年来，多次采访性工作者之后，我发现，我开始对性工作有不同的体认。我真的觉得我没有资格歧视性工作者。我认为，如果新聞工作者无法独立于任何宗教信仰等组织和何政治派别之外，我们就无法坚守媒体的监督角色或任务，作较负责任的报导，或对不公义的工作任务，有异议，有主张。

　　8月3号晚上，为了作探讨性工作者权益的相关报导，我们驶进吉隆坡几个红灯区，进行采访工作。和我随行的制作人认为，要拍摄性工业领域人士的相关画面，理应得到他们的准许，于是他大胆走入一间廉价酒店说明我们的来意，希望他们看见我们作类似报导背后的善意，能给以合作与支持。但是，如预料中一样，他却招来了酒店负责人的坚决反对。

　　“报导了又怎样？”红灯区廉价酒店的负责人质问我们。如果我们还义正词严的说：不不不！我们要正面报导真相，媒体要与公众忧戚与共，和弱势族群形成自然的结合，放弃个人的本位，反映性工作者的真正需求。我想，我们不遭到他们的群起攻击才怪！

　　最后，我们被逼驾着车，整晚在红灯区来回观察，并采用偷拍的方式，摄下他们找生活的画面。这是非常惊险的工作。

　　结果，在一条陋巷，我们被两名性工作者发现，他们远远看见我们的车子驶来，就躲在一辆车身后方，等我们的车子一经过，就愤怒地对我们的车子猛抛石头。我捉紧驾驶盘惊呼，微缩着身子，简直失了魂！

　　后来我想，如果真不能得到他们的同意，无法得到他们的信任，再大粒的石头砸破我们的车镜，我们也要承受。谁叫我们先行使媒体暴力，引起他们的憎恨？他们以暴力反击，我们咎由自取，根本就怨不了谁。

　　唉！要作调查报导，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什么呢？因为观众一般喜欢看一些富于刺激，和煽情的画面，偷窥别人的私隐最好不过。更多的人渴望看见穷追猛打，挖掘私隐的报导。例如揭露名人的私生活，血淋淋和色情鬼怪这些“反智报导”特别受欢迎，以前较温文客观的编辑方针看来没有多大市场。

　　市场导向决定了一切货品，包括媒介。这是非常叫人遗憾的事。陷入讨好观众的迷失是可悲的。我们都知道，媒体是社会的公器，是民意的传声筒，是正义的守护神，是道德的安全瓣。可是，如果公器被滥用，没有公正客观的原则，媒体也极容易成为洪水猛兽，甚至是暴力的代名词。

　　一旦没有足够的反省，媒体的公信力就会受到质疑，不够客观，不持平的报导，就会引来被污名化一方的愤恨，一竹竿打翻全船人的叫我们哑口无言。因此，不久前听闻有同事进入红灯区采访时，车子被刮花和爆了轮胎，也无门争辩对错。谁叫媒体老爱攻击这些“鸡”，丑化他们，抹黑他们？

　　结果，当我们说要为性工作者争取权益，有人听后差点笑脱牙，觉得这是天方夜谭。说是要走入红灯区，了解性工作者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们的诉求，好作深度的追踪报导，倒不如先承认自己眼高手低，螳臂当车不自量力，无奈的承担起媒体暴力的恶果……

典当专业操守抢独家

2005-08-04T19:36:00.000+08:00

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采访新闻是我们的例常工作。无论发生什么事，尤其是关乎华社的大事件，被派出席采访的记者可说是背负重任，非得打起十二分精神，全力以赴。

　　记得，在一个马华领袖召开的记者会上，本地主要媒体记者都云集该马华领袖的部门。由于刚好是党内部问题闹得热烘烘期间，该名领袖对于敏感问题都三缄其口。任记者怎么穷追问，也都“套”不到该名领袖将出一些“新闻”来。

　　结果当天的新闻，我直接报导该名领袖对于敏感课题的回应冷淡，并把记者会现场气氛稍微概述一下。似乎已经成了一个习惯，对于凡出席的记者会，我都会尽量抽空略略看看各大报章和其他电子媒体如何报导同一个记者会，看看其他同行，以什么角度，来报导同一则新闻，以求取人之长，补己之短。

　　然而，当天某一夜报的头条新闻，我发现那标题拟得跟我报导的有出入。某报资深记者使用的“直接引语”，有违背该名马华领袖原意之嫌。

　　初时，我还以为那是该名记者，在会后抢独家新闻，私下访问所得。详读之下发现，整篇报导的内容结构，来来去去都是在引述马华领袖在记者会上的“直接回应”。

　　为了进一步求证，我多次重听了我采访时所录下的影带片段。仔细聆听部长的回应和记者发出的每一道问题。结果，我非常的肯定，这名资深记者并没有准确的使用“直接引语”。

　　一些记者为了使新闻显得更为完美，断章取义，错误表达了说话人的思想或修改自己的采访记录，这是非常令人感到遗憾的事。

　　违反新闻伦理的后果是，隔天各大报为了突出各自的报导角度，制造了许多不真实的“直接引语”，受访者在同一个场合中给的回应出现多个版本，每则报导引号内的措辞也各不相同，导致读者看后一头雾水，不知该相信谁？

　　再看看最近的吴雅芳事件，最清楚真相的应该是接到第一手消息的媒体工作者。黄燕燕和周美芬的名字任意调换，模糊人民视线的后果是，人民知道的，都是有利之徒窜改，而且选择性报道的。媒体机构为了各自利益，不惜典当了读者的“知情权”，媒体最后成为“强化谎言”的利器，身为读者的我们，还能对那原本该揭开事实真相，但是却不讲诚信、不懂专业操守的媒体，寄予什么厚望？

　　媒体工作者的职位代表了公众利益，可是当我们发现这些“社会监督者”为了抢出位，为了抢独家新闻，居然炮制失实或存有捏造等不负责任的报导时，我们能不当一回事吗？最能够呈现事实真相的媒体人，竟然不懂“求证”的基本原则，黑白不分，作出违反传媒专业道德操守的行为，叫我们如何继续相信看到的新闻必定必定必定是“事实”，肯定肯定肯定就是“真相”？

　　我们当然可以气愤的骂：捏造事实根本是天地难容的事！但是，在严厉谴责之余，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未来我们该以什么标准，来区分哪家报章或电子媒体报道的才是真相？才是那不容置疑的大白真相？究竟谁应该担当起没有如实报导真相的全部责任？基本新闻伦理被刻意放下，错误报道之后，谁真有坦然出来认错，并承担起文责的道德勇气？

　　我们不是经常说：“正确，持平和中肯”是最基本的新闻工作者操守吗？那肯定也是新闻编辑自主的立足点。

　　在信任荡然无存的世界里，如果真实的谎言，虚构的事实，渐渐成为媒体机构打压对手的利器，那么，这则新闻即使是“独家” 又怎样？对我们来说，那根本就毫无意义！

承受不了的穷

2005-08-03T21:03:00.000+08:00

在万挠长屋一间简陋的幼稚园里，我看见现年13岁的Shanthini正帮忙老师照顾小朋友。

　　因为好奇，我在课室一旁访问了她。 “我在这里帮忙，扫地啦，教小朋友读书，为他们准备早餐。他们每月给我100令吉，10令吉我给妹妹当学费，剩余的90令吉我交给妈妈买菜。” 深入探问之下，才知道Shanthini来自一个复杂的家庭。 “我有10个兄弟姐妹。我爸爸没工作，经常喝酒，我有两个妈妈，一个是采花工人，另一个在工厂当女工。”

　　于是，我们跟着Shanthini回到了她的家。Shanthini的亲生妈妈Letchumi刚采花回来，忙着打理家务。Letchumi告诉我，Shanthini在去年的小六评估考试中考获４A 2C，她非常喜欢读书，不过，家里穷，10个孩子都要糊口。而她每天早上6点半就去采花，一天工作5到6个小时，最多能赚15令吉。花少的季节她只能赚取5令吉。

　　访问的那一天，老板只给Letchumi10令吉。她说，她平均每个月只赚200多令吉，加上丈夫小妾当工厂女工赚取的600多令吉，整个家庭13口，就靠少过1000令吉的收入过活。为了节省每趟5角钱的巴士费，懂事的Shanthini常带着两个妹妹，徒步走两公里的路去上学。送Shanthini三姐妹去上学途中， Shanthini天真的告诉我，她将来要当律师。

　　我看见两个妹妹的手中都有便当，而她却没有。一问，Shanthini笑着说，她喝水就饱。我鼻子一酸……. 贫穷可分为两种，一是绝对贫穷（月入265令吉），二是相对贫穷（月入529令吉）。

　　绝对贫穷是指人们吃不饱，穿不暖，没有房屋等，而相对贫穷是指生活标准低于一般家庭的标准。就像Shanthini这些低收入的家庭，尽管也不在相对贫穷的的急需救济群里，但是他们也只能求三餐温饱，无法改善生活素质。

　　政府设订的相对贫穷收入指数实在太低，无法反映真实的城市贫穷状况。因此，非政府组织促请政府把相对贫穷家庭529令吉的最低收入，调高到一千到一千两百令吉。

　　我想，要铲除城市贫穷，首先要正视问题。一旦正视，问题的困难程度才浮现出来。把贫穷线订得这么低，究竟符合谁的利益？首相在上任后宣布政府将在2008年消除赤贫。首相署经济策划单位和国家统计局在明年的第9大马计划中，或许会稍微调高相对贫穷的指数。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知道，如果政府真把贫穷线调高到一千令吉，需要政府关照或救济的城乡穷人肯定将以倍数增加。那么，首相要在在位的这5年之内全面消除贫穷，谈何容易？因此，为了证明首相说到做到，一般认为，首相署经济策略单位最多把贫穷线调到600令吉左右。

　　政府要铲除贫穷，就必须体认到诚实面对问题的重要，政治的扭曲不应该剥夺穷人提升生活素质的权利。政治如果不是为人民的福利而存在，那么我敢保证，不论是城市贫穷，还是官司勾结，司法不公，贪污滥权等恶俗将世代相传。

　　我只怕来不及等到Shanthini长大当律师，可能就得要为她因为经济压力被逼半途辍学而痛惜。

　　我们实在不能再假装不知道这一天随时会到来，弱肉强食这个丛林规则在我们的社会里往往以极文明的方式进行。我的悲观在此。

改变不了的性别

2005-08-02T21:00:00.000+08:00

访问武吉安曼扫黄组助理警监NORANI之后，我的心绪非常不安宁。助理警监说，他非常欣赏本地一节目主持人的主持风格。

　　“我们要看到够man的主持人，敢敢骂，敢敢批评，人们才会醒悟。性工作者和变性人应该完全被铲除！” 询问之下，让她动心的主持人原来就是那个经常标榜宗教观，到处骂性工作者是令人生厌的“鸡”，变性人应该遭天惩的帅哥。NORANI坚决认为，性工作者和变性人严重影响社会安宁，应该被警方全面铲除。

　　在我国，性工作原本就是最受争议的行业，性工作者必须抵受来自道德，法律和政策的逼迫。而马来变性人如果从事性行业，他们面对的阻力更大。她们经常遭到警察的骚扰和宗教局的逮捕。而宗教局可以援引回教刑事法，来逮捕和提控回教徒变性人。一旦罪成，她们将面临最低800令吉，最高3000令吉的罚款或监禁或两者兼施。

　　也是性工作者的马来变性人告诉我：“ 警察捉我们去关5到6个月后，再放我们出来，我们要转行，找其他的工作时，雇主大都歧视变性人而不聘用我们，我们惟有再度从事性行业。” 在我国，有7到8千名马来变性人，占1万名变性人总数的百分之70或80。她们受到社会和家庭的排挤，加上获取的工资不高，导致他们当中，有百分之65的变性人从事性工作。

　　由于回教禁止信徒改变性别，所以大部分国内的回教徒变性人，都没有进行变性手术，尽管他们的打扮举止像足女人，可是身份证上却写明他们是男性，雇主会问，“你到底是男性还是女性？”。这些变性人要融入社会，却不得其法。

　　因此，我们发现，变性人社群比较起其他社群拥有较少控制或主宰社会的动力。由于他们受教育不高，加上身份尴尬，导致他们追求良好职业和个人幸福的机会，较主流社群有限。

　　看到这里，或许您已经再也沉不住气，跳起来大骂：“谁叫他们从事肮脏的性工作？谁叫他们变态，不男不女？” 没错！我们太习惯为“不入流”的边缘群体贴上种种负面的标签，对他们采取一种道德主义批判。

　　但是，如果您的道德批判和歧视，能够让变性人或性工作者更好的参与社会，摆脱爱滋病的威胁，和您一样拥有缴付税务，购买房子，获得社险保障的权益，那么，我们对弱势群体的意识才算真正提升。

　　我想，如果政府真的考虑到变性人的权益和需求，就应该在逮捕她们之后，将他们与其他男囚犯隔开，避免他们遭到性侵害，并在扣留她们半年的期限内，给予她们必要的辅导。更重要的是，根据他们的学历和专长，提供她们技术培训，让她们在出狱后，能有一技之长，融入社会。但是，如果主流社会还是继续鄙视变性人，这些建议将来有幸获得执行，也会注定失败！

　　国际人权公约宣称“人人生而平等”，就是希望社会尊重不同人士。而媒体的责任，就是要平衡社会政治权力，缓冲社会权力分配。

　　如果我们的媒体无法对社会中的弱势族群“充权”，最低限度也应该避免令他们“削权”，真正做到贯彻公平客观的理念才行！

法治“倒驶”

2005-08-01T20:58:00.000+08:00

事实上，有学问的没学问的都知道，性行业和吸毒群体无处不在。

　　但是，我国仍然存在着许多具争议性法律，这些法律的存在美其名是要保护公共安宁，事实上却间接导致政府提倡的公共卫生计划以及控制爱滋病蔓延的所有努力面对失败。

　　您看, 我们的政府提倡安全性交，以避免爱滋病的蔓延。但是，与此同时，警方的扫黄组却以性工作者身上所搜到的安全套，作为扣留他们的其中一个证据，造成性工作者害怕携带安全套，以避开警方的逮捕，最终无法保护自己。

　　我们都知道，许多性工作者患上性病或爱滋病时，经常受到政府医护人员的歧视，而被逼转向私人疗所求医。我们也知道，一些还没有把性工作合法化的国家，已经设立“特别诊所”，给性工作者提供医疗和辅导服务，并强制性要求性工作者每隔三或四个月作身体检查一次。

　　但是，我们的政府却执意认为，设立特别诊所等于承认性工作者的存在, 会让人以为大马政府已经承认了娼妓业，鼓励性泛滥，这是非常不道德的做法！我们情愿让性工作者，嫖客和他们的妻小暴露在感染爱滋病的风险中，也不要承认爱滋病的阴影，每时每刻潜伏在灯红酒绿的性交易中。

　　结果，我们继续宽恕嫖客，歧视性工作。承认性行业的存在，却以“妨害风化”的名义，援引1955年的轻微过失法令，来逮捕性工作者，让他们面对最高100令吉的罚款或监禁1个月或两者兼施。

　　我们不愿为低级的“鸡”争取她们应得的权益，只要确保性工作者无法享有与其它行业相同的各种国家福利。结果，这个产业往往“合法的”被黑社会控制，性工作者最终沦为性奴隶。行业的地下性和流动性也导致她们成为警方干扰的首选对象。

　　今天, 还是有很多人强烈反对政府派发免费针筒给吸毒者。但是，这些人或许还不晓得，很多吸毒者因怕被警察捉，都不敢身带针筒。最后, 他们唯有请“专人”帮他们静脉注射毒品。

　　或许还有人不晓得，吸毒社群都有自己的吸毒巢。在那个地方，他们也有自己委任的“doctor”，这个“doctor”其实就是吸毒者。他将帮忙其他不敢自己使用针筒的同僚静脉注射毒品。他平均一天可以跟数十位瘾君子注射毒品。针筒的不足以及卫生意识的低落，一旦“doctor”没有做好针筒的消毒工作，我们正担心，他将把爱滋病毒广泛的传播出去。

　　“每个人给他打针的话，都有给他代价，比如说给他一块钱，他为了赚一块钱，就跟其他人打针啰。因为其他人怕拿到针筒嘛，拿到针筒的话，警察捉他们去坐牢。”

　　Ikhlas 中途中心的社工向我透露，“doctor” 平均每天跟数十名瘾君子注射毒品。谁都无法担保“doctor”所使用的针筒，真有经过完全消毒，特别是当这位doctor可能也处在毒瘾发作，心神不宁的状态下执行他的任务。

　　在公共道德和净化社会的名义下，我们的执法官员正在做着一些他们认为对的事, 用崇高的 “法”作为后盾, 继续拘捕性工作者和瘾君子。可是，我们却没有一套完善的计划,协助这些灰色群体活得更好, 最终制造更多的地下活动，进一步剥夺了这些高风险群体享有人身安全, 健康福利以及工作条件的权利!.

　　所以, 请您跟着我用福建话念念上面的标题。谢谢!

贼的好朋友

2005-07-04T20:53:00.000+08:00

每一个行业都有伦理。而且无论从事哪一个行业，相对真假，对错，善恶，美丑的分别还是必须维持的。

　　拥有53支会及351名区会代表的大山脚区会，是槟州马华最大的区会，也是最多纷扰的区会，各阵营在党里党外都对峙不下。而基于大山脚政坛吹起幽灵党员风波，我们为了调查幽灵党员的起源和纷争，特别拉队到大山脚去追踪采访。

　　在还没有启程前，我就告诉自己，各政党间的恶性竞争，往往倾向于互揭疮疤的恶性斗争，当权派或挑战派无不使出各种手段来加强竞选筹码。因此，无后援的孤军处在进退两难的窘境时，不惜撕破脸，累积证据将政党纠纷带上法庭是可以理解的事。

　　然而，要做一个客观公正的报导，就得采访两派陷入斗争的人马。由于这个课题涉及面太广，涉及政治人物，普通百姓，马华党员或其他政党的党员，警方和法庭，没有真凭实据的流言蜚话，一旦被在没有求证之下错误报导，都可能为我们自己惹来麻烦。

　　因此，这样的采访工作是件苦差。说是要追踪时事，谁知最后反被不同阵营的人马贴身追踪。就比如第一天刚在甲派人马那边采访完毕， “一些人”就比我们先一步跑到乙派领袖那边去“通风报信”。我抵达乙派领袖办公室，还没开始访问，其律师就通过电话警告我说：大山脚幽灵党员已经入秉法庭, 不能报导。我说我并没挑战高庭判词, 只想就幽灵党员纷争拿双方回应, 能不能报导，我将会咨询公司律师团, 不用他操心。

　　隔天一早，要访问一行幽灵党员时，我远远就看见乙派人马在街头一角，运用手提录影机拍下进来办公室的受访者。是为了吓一吓远到而来，拿着报案纸和宣誓文件，要在咱们镜头前澄清的“幽灵党员”吗？我不知道。

　　如果身为监督政府第四权的媒体，因为这些小小的阻碍而却步了，或者因为害怕得罪某一派人马而不敢碰触政党领袖疮疤, 不敢监督他们的工作，编辑无法自主，那么，要赐予我们的观众一个最表层的事实，几乎不太可能。

　　客观报导不谈人情,只要追求真理。但是,今天,我们如果以“不做揭发性报导”来报答某一方的“人情债”, 就间接也包庇了他们的错误,无法监督他们工作,典当了追踪报导的精神和尊严。结果，我们也只能做一些歌功颂德，不痛不痒的温情报导。

　　对我而言，在专业伦理荡然无存的社会里，若真实的谎言，虚构的事实，渐渐成为媒体工作者的沟通符号，新闻的“新”，事实的“真”，就变得毫无意义了。因为那也只是一堆只顾自己利益的趋炎附势之徒，为追求名利或明哲保身而耍出的把戏。。。所有的穷追猛打，挖掘真相的努力，也会因为这些人的个人权力和名誉的斗争而百废！最后，记者不再是记者，沦为公关，成天只忙着搞关系。媒体人不再坚守“警察”的角色，沦为“贼”的好朋友！

　　或许，许多人都忘记了，媒体工作者的职位代表了公众利益，即使下班后，他们仍是一个现场研究者和社会监督者。所以，当我获知幽灵党员的报导，最终不被通过时，我也只能对天长叹！

牛油或原子笔?

2005-07-03T19:45:00.000+08:00

8月6日和7日，大马爱滋病理事会和大马监狱局联手主办了一连两天的研讨会，旨在减低爱滋病在监狱中传播的风险。出席者包括了全马8个监狱的总监，非政府组织和其他执法组官员以及大马爱滋病理事会属下减低伤害计划工作队的成员。

　　各监狱总监轮流对各自监狱采取的防范爱滋病和毒品使用措施，作简短的报告。官方的数据显示，截至2005年7月28日为止，全国共有1842名囚犯是爱滋病患者。

　　大马监狱局也坦承，政府在处理爱滋病患和这些高风险群时，面对很大难题。其中包括监狱爆满，不够空间将这些高风险群和健康的囚犯分隔开来；不够狱官或辅导员对吸毒者推广改造与治疗计划；缺乏病床和监狱诊所；家属不愿处理爱滋病亡者的身后事等等。

　　我们都知道，在世界各地的监狱，由于大部分囚犯是吸毒者，他们在进入监狱的那一刻已经带着无法马上摆脱的毒瘾，因此，当他们入狱时，保安的不周加上狱内有庞大的需求，监狱内毒品广泛流通的现象，可说是见怪不怪。联合国防范爱滋病协会也揭露，在监狱中，吸毒者大都使用静脉注射方式吸毒，针筒一旦私运进监狱，就会被罪犯重复使用。在有限的资源下，吸毒者甚至可以把普通的原子笔改制成针筒来吸毒。

　　加影监狱最近针对500名入狱者进行的抽样检验中就发现有高达93.51%的入狱者是使用针筒的吸毒者。在一个受控制的范围内，如果没有采取良好的防范措施，将有可能造成毒品泛滥和爱滋病和其他流行性传染病等肆虐。

　　尽管各监狱都不承认，监狱中出现性活动和毒品泛滥的问题，但是我们都知道，在男子监狱里，同性之间的肛交是普遍不过的事。没有做好预防措施的性活动，将导致爱滋病毒广泛传播。如果没有使用润滑液或安全套，更是让病毒有机可乘。
　　
　　因此，大马爱滋病理事会“减低伤害工作队”建议，为囚犯提供清洁针筒和安全套，但是各监狱都不认同这个做法。他们认为，监狱当局已经做好足够的防范措施，包括派遣更多警员巡视牢房和24小时亮灯等措施，来避免囚犯在牢里共用针筒和进行性行为。

　　这就奇怪了！谁说性交必须关着灯，在拥挤的牢房里进行？谁说加紧巡察工作，就必定必定必定能避免毒品渗入监狱？坚决反对派发针筒和安全套给囚犯的太平监狱总监还笑着告诉我：“别担心爱滋病的传播，他们有牛油！” 电光石火之间，我思想差点转不过来。

　　最后顿悟时，也不知该怎么做出反应。或许，政府下一步可以做的，就是把更多的原子笔和牛油供应给囚犯，既可以维护监狱当局的威信，也可以自欺欺人。

假慈悲更残忍

2005-07-02T19:42:00.000+08:00

叶雯很美。第一次在“防止虐待协会”访问她时，摄影机突然出现了状况，整个采访没法完整收音。于是当天晚上，我们再次前往她的办公室作第二次专访。

　　那个晚上，她的同事都回了，只剩下她一个人在忙着。电话响了几次，其中多个电话都是投报电话，告诉叶雯哪里又出现了流浪狗，流浪猫，哪里又发生虐待动物事件。

　　叶雯遗憾的告诉我们，全国有20万只被人遗弃的猫狗在外流浪，平均每个月一千只流浪狗猫被送来他们的协会，但是该协会最多只能安置400只动物，在有限空间爆满的情况下，他们被逼对多余的600只没人领养的动物进行人道毁灭。

　　 “如果你不人道毁灭他们，他们会挨饿，去到外面会感染疾病而痛苦。我们这里的工作人员都很辛苦，我们爱动物，逼不得已要做这种事情。那些刚出世，没有疾病的，没有缺陷的，我们也必须了断他们的生命。” 我听后，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心想：为什么要那么残忍？我们不断跟叶雯辩论人道毁灭的适当性。

　　我始终认为，只有那些患病的动物或者是特别危险不适合收养的动物才可以被施予安乐死。就在那个时候，刚好有善心人士在街边检到一只刚出生的小狗，它依偎在叶雯的手掌里，楚楚可怜。

　　叶雯说，当晚她会喂饱小狗，给它温暖的被，明天一早才采用静脉注射的方法让它安乐死。叶雯说，如果我们真得不愿它死，那么叶雯希望我们暂时领养它两个月，过后再把它送回来注射疫苗和结扎。

　　那么，她保证会收留那结扎又健康的小狗在该协会长达两个月，等待善心人士来领养，两个月期限满后，如果没人认养，才结束它的生命。我本身不敢碰触毛茸茸的动物，因此马上转向站在我身旁的制作人和实习生，希望他们能够救救小狗。

　　可是面对这样简单的要求，基于环境和个人因素，我们三人都无法答应。小狗还没有出现时，我们还在辩论人道毁灭的残忍，几分钟过后，一只狗小小的考验，我们的慈悲信念都崩溃了！我不得不承认，真正的慈悲不是只为延续流浪狗猫的生命，但是却让他们在外四处流浪，面对风吹雨打，面对挨饿的痛苦。真正的慈悲是给以它们爱与呵护，让它们如我们的小孩一样，平安健康的活着。

　　对此，美国人道协会也承认，静脉注射法是惟一一种能够被接受的，可用于狗和猫的安乐死方法。据美国人道协会称，现在美国有13个州，其中包括加利福尼亚、佛罗里达和纽约等，要求动物收容机构以静脉注射的方法对一些动物实施安乐死。

　　因此，如果我们再争辩，几秒钟内便能使动物“完全没有痛苦”地死去的安乐死有多么的残忍的话，那么与此同时，我们真的也要去农场或禽畜宰杀场走一趟，听听那些动物临死前的痛苦哀号，看看腥风血雨的场景。那么，我敢说，你不会再道貌岸然的对我说“对流浪猫狗实施静脉注射安乐死，是何其残忍！”因为，喜欢批判的您，每天都在享用它们美味的肉！

　　因此我说，叶雯很美。美在她的不虚伪，不假仁慈。因为我亲眼看着她照顾着这些无人问津的无家可归的动物们时，眼中没有丝毫怨恨与残忍。残忍的是，我们这些只会苛刻批评，却不愿正视社会问题的人！

为遭封杀的新闻寻求出口

2005-07-01T19:40:00.000+08:00

7月6号，社区传播中心（KOMAS）在孟沙ACTOR’S STUDIO 一连四天主办了第二届自由电影节，共播出19部国内外的纪录片和短片。

　　这次的主题着重在言论自由和人权醒觉方面。其中一部名为“Clean shit”的短片由四名本地女子所制作，他们都不是专业的电子媒体工作者。但是凭着一股对社会课题的关心，他们走入社区，聆听来自边缘社区的声音。

　　这部短片讲述武来岸居民强烈反对政府在该地建造垃圾焚化炉的经过以及居民和当权权展开一系列斗争所面对的挑战。

　　故事真实记录了一名出生于武来岸的女子李玉金，从一个单纯平凡的乡下女子，怎么带动当地居民认识环保课题，最后甚至动员村民起诉政府的全过程。这部短短25分钟的纪录片，在第一晚播放后，就赢得观众的热烈回响。

　　武来岸反对建造垃圾焚化炉委员会的三个成员也来到现场，和观众做交流。过去无法在主流媒体上获得这个敏感课题充分背景资讯的现场观众，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受武来岸的故事所震撼。通过这部短片的播出，以及和反对建造垃圾焚化炉委员会成员的直接对话，大家似乎对武来岸垃圾焚化炉问题这个耗资超过15亿令吉的大工程有更全面的了解。

　　连连的提问，显示了我们真的害怕有天，我们的下一代会在呼吸着致癌的二恶英，饮用含有有毒物质的水源中成长。

　　在我国，有不少课题包括政治斗争，警方贪污腐化问题，教育和环境课题，一旦影响到当权派的利益和名誉，初时还被媒体炒作得热辣辣，都会慢慢“萎缩”或突然在主流媒体上消失。在这种情况下，观众的知情权完全被剥夺了。好在，科技创造提供的方便，如数码摄影机的创造，成为平民一个有效工具，让他们也能够成为社会监督者和时事关怀者，为遭封杀的新闻寻求出口。

　　因此，真相在没有刻意修饰的情况下，越显鲜明，也更直接被传达出来。他们的镜头取景可能不成熟，也不够专业，但是这并不防碍他们去呈现事实的真相。观众也从他们粗糙的拍摄手法中，看到他们每一个画面所带出的讯息。从当晚观众和武来岸居民及导演激烈的讨论中，我们看到观众渴望得到资讯，渴望了解事实真相。

　　我们不得不承认，许多时候，一些敏感课题被政府封杀，以及媒体的自我审查，导致受害者往往没有任何渠道抒发他们的抗议行为和不满的情绪。这些民间媒体的勇敢揭发和独立自主的创作，确实为我们这些真正的媒体工作者带来思想上很大的冲击。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专业的媒体人不去报导涉及公众利益的课题？当中，有多少是政府下令要封杀的？有多少又是媒体的“自我设限”，为了怕得罪当权者而不敢报导的？我们不是一直在说，新闻是记者对于事实的忠实反映，也是事实在媒介上的“再现”吗？当事实无法再现，真相无法还原的时候，谁是最大的受益者？谁又该对人民负责？

为何选ROSLI?

2005-06-04T21:04:00.000+08:00

不久前，电视新闻曾经播出一段强奸案惯犯ROSLI的自我表露。被打朦了脸的ROSLI对记者说：“男人只有一个女人是不够的，就好比天天吃咸鱼会吃腻，想吃鸡和虾一样。”他还坦言，性感的女人他肯定不会放过，女性暴露的穿着，容易挑起他的性欲。

　　尽管这则新闻是以干案累累的“酒店色魔”终于落网为开头，志在探讨强奸犯，周而复始的犯下相同的罪行的原因。但是，这个报导后来引起不少争议。

　　有观众认为，电视台不应该让强奸犯赤裸裸大谈犯罪经。有一些同行认为，这样的新闻不应该只有强奸犯的声音而已，而应该以专家或心理医生的病态分析作结束，才不至于误导观众，进而达到教育观众的目的。当然，也有同行认为，纯粹告诉观众一个强奸犯的心理状况没什么不妥。

　　或许，一些问题，值得媒体工作者一起来思考。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记者选择要突出这个主题，选择ROSLI？是因为ROSLI和落网的酒店色魔－马顺福同样年青时就干案？还是因为这两名强奸犯拥有共同的性犯罪倾向？

　　记者为什么要引述ROSLI的心理状态？是要让观众了解一个强奸犯干案动机？选择ROSLI是否就能说出马顺福的心声？还是因为个案年龄和入狱罪行相似，就能将两者“同等化”？他们的心理病是否就一样？有没有任何理据证明这个个案的代表性？有没有什么调查研究证明ROSLI，真能够反映大部分强奸犯的共同心理病？媒体处理这类报导时如何避免“以偏概全”的嫌疑？

　　另外，让ROSLI道出性感衣着女性挑逗他的性欲的用意何在？会否强化女性引诱加害者的迷思，女性同胞应该自我约束的旧有观念，让家长以此机会教育家中少女，不要穿着性感？受听者对这报道如果有意见，又该通过什么管道来抒发？

　　我始终认为，记者如何处理一则新闻事件，正考验着他们的认知与良心。而媒体工作者不能不认真思考他们的社会责任。

我在想，有没有其他角度来反映这个社会问题的严重性？要知道，强奸犯干案的原因是相当复杂的。该怎么教育我们的孩子更重要的“危机处理”？该怎么告诉我们的孩子，这些坏人根本就有病，他们需要治疗需要改造，而所有被强奸的，不管有没有性感打扮的女性根本就没有错！因此，她们在被强奸后不可寻死，没有什么比保住自己的性命更加重要！受侵害后，她们一定要冷静，要报案，不要沐浴，尽可能保留捉拿坏人的一切证据，以及做好医疗处理？女人绝对有美丽的权利，任谁都没有权利伤害她们。

　　媒体工作者的职位代表了公众利益，媒体人该怎么向媒体教育这个目标，慢慢挨近？

致命的毒针

2005-06-03T20:59:00.000+08:00

之前因为做爱滋病的专题报导，我访问了一个爱滋病患—阿发。他因为多年前吸毒之时公用针筒，而感染上爱滋病。我问：“为什么要公用针筒？难道你不晓得这样会交叉感染爱滋病吗？” 阿发的回答，相信也反映了许多瘾君子的最真感受。

　　“你赌瘾发作时，根本就不会去在意那支针到底清不清洁，手上有多十块钱，你就会多买十块钱的毒品来吸。我们在公园里，马来人，印度人，华人就这样传着用同一支针筒。不知道会变成AIDS。”

　　爱滋病毒在阿义的不懂防备之下，已经潜伏在他的体内，伺机爆发。后来，阿义是在一间戒毒所里，被验到感染上了爱滋病。当时，他甚至回想不起来，究竟是从何时开始，自己的血液遭到污染。对于爱滋病的传染途径，他和一般的吸毒者一样缺乏了解。对于这个人人闻声丧胆的病症，他从自己身上显现出来的种种症状，一步步理解，并用很长的一段时间来重新振作，面对生活。

　　我发现，因为长期受到歧视和排挤, 像阿义这样的病患显得异常敏感。他们真的需要社会的接纳，接纳他们过去所犯的错，接纳他们染病后变得异常脆弱的肉体和心灵。他们真的经不起，哪怕是一个眼神的伤害。但是，谈到接纳, 首先我们就得破除种种对爱滋病的迷思, 增加对这个世纪绝症的认识与了解。

　　大马爱滋病理事会揭露，平均每天有19个爱滋病新病例。而有三成的妇女是受到丈夫的传播, 无辜受到感染。于是, 大马爱滋病理事会积极推动“减低伤害计划”，当中建议政府为吸毒者免费派发针筒, 就是希望能够降低吸毒者因为共享针筒，而传播爱滋病毒的风险。

　　首相日前也表示，尽管政府免费派发针筒和安全套予吸毒者，作为对抗爱滋病传播的建议引起争议，但是首相觉得这个建议值得一试。

　　可是, 我们的社会，特别是一些有很高道德观的宗教组织，一听到这样的建议就气愤填胸, 严厉的批判此建议的荒唐, 认为这样做只会鼓励更多人吸毒。我的疑惑是：难道那些原本要戒毒的人，会因为得到免费针筒而“被鼓励”继续吸毒吗？难道那些不想吸毒的人，会因为政府的派发免费针筒这项“优惠”，而选择毒品吗？如果对患上爱滋病的吸毒者采取“放逐政策”，就能马上控制爱滋病的蔓延，那么，为什么因为公用针筒而交叉感染上爱滋病的吸毒者居然占七成之多？

　　反对免费派发针筒给吸毒者的人，都是所谓拥有崇高道德观的人。但是，他们可有想到,　事实上要协助一个吸毒者戒毒, 并非“一朝一夕”的事。而偏偏这些无法在“一夜间”摆脱毒品的人，却是让爱滋病毒广泛传播的源头。而他们无辜的妻小, 大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爱滋病带原者！这样的交叉感染，肯定会引发更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这样简单的思考脉络, 搞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社会却要花上好几年的时间来争论不休? 因此我想说：那些才智不足, 盲目批判的无知妄大之徒,　才是爱滋病不断在吸毒者群体中加速蔓延和“减低伤害计划”胎死腹中的罪魁祸首!

Ayam Oh Ayam！

2005-06-02T20:53:00.000+08:00

5月28号，电视上播出“Ayam Oh Ayam!”这个报导。

　　画面上警方出动消防人员用各种器材撬开温泉疗养中心或酒店的房门，追击正在进行性活动的性工作者。画面出现的是性工作者衣冠不整或惊慌失措的穿上内衣，媒体的麦克风追着一名性工作者，将她逼上死角毫无退路，记者问道：“你一天接多少客人，赚多少钱？”该名性工作者低着头，用长发盖着脸，背对着镜头, 以微弱的声音回答：“一晚接10个客人，赚300令吉。”

　　媒体记者再以严厉的口吻说：“你上个星期不是遭突击检查了吗？为什么还做？”

　　晃动的镜头追踪着性工作者美好的身段和他们的恐慌，以及他们的无地自容。我们的公众的视觉观感被煽动了，主持人骂得更痛快。

　　“这是一个如流着浓汁溃烂的职业……令人作呕的鸡……令人憎恨的肮脏行业……我们的政府几时才能铲除掉这些鸡？”

　　我相信那一集的收视率会飙升。而且我们道德高尚的观众说不定还会和那位英俊潇洒的主持人一起歧视这群“下贱，卑鄙无耻的鸡！”

　　我开始疑惑了。为什么同一个场景，那些嫖客却没有被镜头圈定？为什么嫖客没有被媒体追问婚姻状况和召妓的理由？为什么观众没有机会看见他们匆忙穿上内裤的狼狈样？如果说涉及性交易的人都是不道德的，所有涉及者都是不正派的，那么，为什么这些“臭男人”没有同样被“越俎代庖”的媒体记者严厉审问？

　　话说回来，性工作者的权益得不到保障，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她们自身不了解自己有什么样的权益，不懂得保护自己。有者内心深处依然认为自己是堕落肮脏，见不得光的，因此不敢要求争取什么权益。比如他们不知道警方没有权利以“两个成年人在你请我愿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而将他们逮捕。即使遭逮捕后她们也有权不说话，有权打电话，有权请律师。他们更无需怕媒体记者，麦克风又不是枪，干吗非得告诉这些跟着执法组尾巴，只顾抢“独家画面”的记者，您一天接多少客人？

　　为什么社会明明需要这个古老的行业，却又不给性工作者一个明确的地位？
是因为这个行业出卖肉体就是下贱，就不值得被尊重？您可以用你的专业知识，你的劳力，你的技术在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中换取金钱，那我请问您，为什么性工作者就不能用自己的身体，在一个供求交易平台上获得应得的报酬？你说这些“鸡”下贱，那么，些渴望性交合，为了满足最原始的欲望而去“叫鸡”的男人又清高多少？

　　所以我说，这是一个价值观大翻转的社会。而媒体的不公平，不客观，不持平的报导，就是加强价值颠覆和强化旧有男尊女卑观念的罪魁祸首。

　　“许多警察用过我们的服务后都不给钱，我们讨，他们就威胁要捉我们，我们能怎样？”一位性工作者告诉我，因为害怕被逮捕，害怕曝光，她们长期被欺压，
被逼屈服于好色警察的淫威下，被蹂躏而不敢吭声。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性产业在我国还处于灰色地带，性工作还没有注册在案，从事性交易的权利，性工作者的人身健康和财产安全等问题根本无法得到法律的保护。

　　“我的一个朋友因为无法让客人达到性高潮而活活被打死。”她声音低沉又哀怨，我至今都不能忘。如果社会坚决认为，这些不道德的人，不需要得到执法组的充分保护，那么，一旦服务的质量和价格方面起冲突，性工作者根本无法通过正规渠道得到解决，只能够通过“以暴易暴”的方式摆平。她们又怎样能逃出“命比纸薄”的宿命呢？

　　要将性产业合法化显然面对极大的挑战。禁止性交易只能导致性产业更为边缘化和“地下化”。这将引起更多公共问题，包括性病的流行，“黑吃黑”，整个产业高度组织化，地下化。最后导致这些地下集团赚取更高利润，拥有更多资源来对付执法者。最后的最后，执法难度越来越高，社会成本越来越大。最大的受害者还是这群性工作者。她们不仅受到警方合法的打击，还要受到黑社会势力的非法盘剥，丧失基本人权，活得没有尊严……

　　我始终认为，如果性产业带来的负面效应大到天地不容的话，那就赶快将性工作定为刑事罪，斩草除根。不然，就请尽快宣布性工作合法化吧！

无形的政府

2005-06-01T17:45:00.000+08:00

大马有史以来第一份整顿皇家警队的调查报告书出炉，大马皇家警察特委会为重振警队威望，提出了重振警队威望的125项建议。我们特别针对警方涉及贪污的课题，到街头去访问，得到市民非常有趣的回馈。

　　“有时方便啦！他跟你讲你这个saman 是300块，我帮忙你解决你50块就可以了！有时15块都给，他都拿！”路人甲以一种极尽嘲谑的语气这么回应。

　　“警方有贪污对我们人民也是好的，好像我们跑快车，给了钱就可以过当咯！”路人乙觉得为了省麻烦，用钱贿赂警察理所当然。

　　我在想，如果我们的社会没有守法的习惯，再多的法律也没有用！可不是吗？如果人民对警察贪污问题没有高度的自觉和共识，那么，任何法律都是空的！

　　记得今年二月，我因为遇上车祸，必须到警局见曹长的难忘经验。当时，警局内几十个警察在办公室里轻松得很，谈笑风生。当时曹长不在，里面的警察理直气壮的回应说：“Amoi, sarjan pergi bank sekejab, tunggu luar ok?”我满股闷气，百般不解干嘛尊贵的曹长要用办公时间去银行？难不成曹长的工作还包括处理账目？再看见办公室里闲着无事的警员蘑菇来蘑菇去，把我当隐形人似的，我简直气上了头。等了一个小时后，其中一个警察才决定代曹长处理我的案子。

　　“你的报告看来没有认错的意思，对方的报告一定也不会认错，但是你们其中一人一定说谎，说谎的那个人走出去一定会被罗里撞死，就这样！”

　　他的咒语和处理案子的方式叫我感到吃惊不已。用恐吓代替求证，用权威镇压百姓疑问，我们的警员哪里还能依靠求助？我觉得再跟这样傲慢的警员辩论是非对错也是枉然。

　　步出办公室，我赶紧下楼找摄影警员，因为拖车佬已经把我的车拖来等待照相。一名胖嘟嘟的摄影警员动作缓慢的走出来，跟随我到我车子的停放处。拖车佬远远的看见警员来到，马上恭敬的向他问好。待这位警员照了两张相之后，我居然看见拖车佬动作纯熟的往警员手心中塞了10块钱….

　　那一刻，我终于明白警员的傲慢与自大是由谁训练出来的了！它告诉我大马的民主根本没有生根。那警员明明在做他的本分事儿，百姓干嘛要给他额外的“咖啡钱”？如果不是民众的默许和无知的盲目推崇，那些警员哪敢狐假虎威？难道百姓真不知道所谓的政府官员，就是像你和我这样的普通百姓辛辛苦苦的工作，用纳了税的钱把他们聘用来为我们服务的吗？他们没尽责，我们理应有权否定他们的工作表现，要求他们极力改进才对？干嘛反过来让他们仗势欺人，把我们吓得半死？不敢得罪不在话下，还献上钞票加以讨好，把他们捧上天，不敢用监督的眼光来衡量他们的工作效率和成果？到底我们要的是怎样的政府？我们不得不承认，百姓过去一直以贿赂，走后门或攀关系把警察奉承到底，纵容他们贪污，提供警方滥用职权的可能。

　　今天，看了皇家警察特委会报告书，我有很深的感触。不是说政府是人民选出来的吗？政府就是我们百姓的“公仆”。这种关系如果没有弄清楚，再多的改革建议也是枉然。要杜绝贪污，首先就是要有一个完整，独立又具透明度的机制去监督警察的违例行为，让你我百姓也有机会去投诉我们的“公仆”所做出的种种错误。

　　“ 不然的话，无形的政府就会出现。就好像警察，军队，情报组织，这些就是无形的政府，他根本就看不起民选的政府，因为他不用被选出来的，他有一种心态就是说，政府可来可去，我永远都在，产生一种自大高傲的心态。 ”实事评论员黄永安这样告诉我，一语道破警方权力过大，乃至于产生官僚态度的起因。

　　无形的政府多么的可怕呀！他们驾驭了法治，认为民选的政府以及他们的同僚或许可能也涉及贪污，因此，民选的政府多少也要给这些无形的政府一点薄面！首相要打击贪污，显然面对极大的挑战。到最后，任何整肃警队的改革巨轮都会碾过无数“无权又无钱”的百姓怨叹！我们迟早被训练成卑躬屈膝的小市民，不敢挑战无形的政府，活在不安全的社会制度中。

　　5月28日，首相指出，政府将会召开内阁工作队会议，鉴定落实125项建议的先后秩序。6月1日，首相承诺将会把“肃贪”列为主要议程。6月8日，首相在主持长达两个多小时的内阁工作队首次会议后随即宣布，政府决定拨出25亿令吉，推行160项兴建警察宿舍和建筑工程计划，并承诺将大马警队塑造成有威望的部队。

　　看见这样的报导，或许普通百姓会以为首相好像已经狠下心来重振我国皇家警队，让它成为现代化，有坚毅精神，廉洁和具公信力的警队。可是，仔细翻阅特委会报告书，我们发现特委会建议把“减少犯罪率，整肃贪污，遵守法纪和人权”作为大马警队的3大改革方向，并把这三项建议的完成执行日期定在这个6月。而“提供更好的警察建筑物和房屋”这个建议的完全执行期限，则是在15年后，也就是2010年5月。

　　特委会在报告书中都有列明125项建议落实的时间表，因此，首相的“优先考量”叫我感到困惑。为什么会跟特委会的建议有那么大的出入？我们又该如何解读首相的决定呢？难道首相认为肃贪第一步是要有更巩固完善的警察局，为警察先生们提供更好的宿舍才行？在报告书出炉后的非常时期，难道赶快派些糖果来模糊人民视线，安抚军心，累积政治筹码，刻不容缓？我当然知道旌旗蔽天的千军万马能为巩固统治者的势力，更了解“合作比对抗更有效” ，可是......

　　是的。谁也不想得空捉一把跳蚤在头上爬？管他报告书中揭露某高级警官每月纳贿20万令吉，身家达740万令吉，管他什么退休警员拥有3千400万令吉财产。反正人民的记忆是短暂的，18条大鱼都这样溜走了，今天还有谁会去追问反贪污局到底有没有做事？报章报导警方目前正积极调查4名涉及贪污指责的高级警官。但是，如果“没有提控权利”的反贪污局最终调查不出什么来，您不要大惊小怪，因为这不是大问题。人民很快就会淡忘。而特委会建议的那个同样“没有提控权利”的警察投诉及违例行为委员会到头来变成“纸老虎”，你也千万不要出奇，反正人民的记忆是短暂的。

　　所以啊！为了顾及较大的正义，在野党即使在国会为百姓的“最终幸福”争得满面通红，舌头发黑也没用，因为我们的社会还是有很多人并不觉得“法” ，可以赐予我们一个公平的社会，可以保障我们的权益。如果没有决心和持久的毅力去扑灭贪污，改变30多年来整个社会的不良思维和风气，要整顿警队形象，谈何容易？

　　就这样，无形的政府，在你我的默许下，自然而然的建造起来了！

但求一死

2005-05-05T14:43:00.000+08:00

记得以前在大学念书的时候，参加了一个佛学讲座，主讲人是经常走入监狱辅导死囚的开照法师。记得当时向法师提了一个问题：“师父，要怎样才能走入监狱？”开照法师听了，跟我开了一个玩笑。他说：“哎呀，要走进监狱非常容易，不过，要走出来就很难了！”当时，全场哄堂。我为自己居然提出那么愚蠢的问题而感到羞愧不已。

　　没想到多年后，因为记者的这个特殊身分，我终于有机会在不行差踏错的情况下，两度成功的走入监狱，采访即将上吊的死囚，了解到死囚在步上告别人生的绞台前，面对怎样的心理挣扎。五个接受我访问的死囚都不外是因为杀人、收藏军火和贩毒而被判死罪，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其中一名上诉失败的死囚居然等上13年还未行刑，他在狱中接受了佛法，悔不当初。

　　他告诉我，十多年来，看着白发苍苍的双亲为了帮他摆脱死罪，奔走于上诉庭、联邦法院、宽赦局等，受尽煎熬，尝尽人情冷暖。每当知道双亲在外受了委屈，他的心就绞痛。痛，是因为狱中的他根本无法分担家人所受的苦；痛，也是因为自己没能好好孝顺父母。

　我曾问他：“你最大的心愿是什么？”他直接告诉我，要嘛就宽恕他，让他出去重新做人，好好孝敬父母；要嘛就让他快点上吊。“我的一个朋友，败诉后居然等了17年还未上吊，我们真的很痛苦。”他不断告诉我，他不怕死，他最怕的是单独被囚禁在一间9乘13尺大的死囚牢里，天天面对冷冷的四面墙，完全与外界隔绝。生存的条件一寸寸被蚕食。死囚向刽子手道谢我永远忘不了，为死囚执行正法的“刽子手”告诉我，大部分死囚在步上刑场时，都会向他道谢。或许，死亡对他们来说，象征了自由与解脱。

　　我是记者，我不断提醒自己要做中立的报道，不要加入个人情感。不过，那一刻……当我听到这名死囚“但求一死”的卑微诉求时，我的心，真的遭到很大震撼！我想，死囚也是人，政府成立监狱的目的，原本就是要对违反法律的人进行再教育、再改造，希望他们改过自新，将来重新踏入社会做个好人。对于犯下大错的死囚，法律可以对他们判个死罪，不过，死囚被判死刑后的那一天开始，就已被社会遗忘。他们被判死罪后在狱中服刑十多年来，面对怎样的困境，没有人有知道；他们在狱中接触宗教辅导，痛改前非，真心忏悔，外间的人根本看不见。

　　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我们的社会有很多人，从死囚被裁决的那一天起，为他们冠上“永远的社会败类”这个罪名，要他們受千夫所指而不得超生。这是非常叫人感到遗憾的事。不过，如果你反过来问我：死刑真的那么残忍吗？我会说：不是的！为什么呢？因为真正的残忍是外间看不到的，媒体又不能公开报道的。

　　譬如，我不只一次要求加影监狱总监公布从过去到现在，被吊死的死囚总人数和他们的种族分化。总监告诉我：“不行，这是官方机密，不能报道。”就譬如，“刽子手”告诉我，死囚牢在星期五可以执行两轮正法，凌晨5点到6点，在短短的一个小时内，最多可吊死6个人。不过，媒体从来不会在第二天报道刚被吊死的死囚名单和他们的犯罪背景，更不用说他们的遗愿了！

　　如此一来，我们不是让“坏人杀好人，好人再杀坏人”的恶性循环再继续下去吗？我们不是想通过死刑来降低犯罪率吗？那为何我们的法律要如此保守不透明？刻意让应该被看见的，继续被掩盖；让应该被知道的，继续不公开，进而鼓励社会出现更多法官和警察来定对错，确保犯大错的死囚永远没有机会要求重来？

　　不管您怎么想，我真的情愿难逃一死的死囚最终被斩首示众，或不是很文明的在一个公开的地方，被民众拋掷石头至死，说不定类似公开的残忍被目睹后，反倒对社会起阻吓作用，让人们不敢以身试法！这么一来，死囚肯定死得更有价值，人民知道真相的权利也不会被剥夺！当然，我更希望那个“求死不得”的死囚现在已经如愿！

二次灾难

2005-05-04T20:55:00.000+08:00

去年1226空前大海啸，却使得南亚十一国海啸罹难者总数跟着窜升至二十多万人。斯里兰卡全国沿海各地都未能幸免，为了检视该过灾后三个月来的重建工作进度，我去了斯里兰卡，进行6天的采访，并直击汉班托塔，该国受灾最严重的城镇之一，到各帐篷区去实地勘察灾后情势。

　　回国前一晚，我在该国卡首都科伦坡的酒店过一夜，由于在汉班托塔时，几乎每一餐都吃当地咖喱饭，我突然很想吃热腾腾的金旦汤面。结果，在市区的整条街上，我们去了好几家餐馆询问，可却得来这样的回应：“我们不卖金旦汤面”。

　　我心想：“这怎么可能？”　结果我们再走了一段路，到街边一印度杂货店买了两包方便面，　心想可能是语言不同，　他们不理解我们的要求。　看到方便面后，他们一定“开窍”。可是，事情并没那么简单，接下来碰到的餐馆都拒绝了我们的要求，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印度餐馆愿意帮我们煮金蛋面后。我的摄影师居然在厨房当起了督工，一步步教当地人如何煮方便面。

　　过后，捧出来的汤面更是“艳惊四座”。那个瓷碗洗脸盘般大，引来其他顾客异样的眼光。我红着脸硬吞下半生不熟的汤面后，心情非常难过。
要吃一包方便面，竟然面对这么多波折，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很疑惑。当我们一大箱一大箱把所谓“最方便的”的方便面送到海啸受灾国时，是否有考虑到当地人的真正需求和文化背景？过去由于甚少介入国际救灾行动，所以对国际上目前的人道援助作法并不了解，各团体出发点良善且具有强烈的使命感不容置疑，但是做法上却不但不能对于灾民产生实际的帮助，反而对受灾国政府造成混乱和困扰。消耗当地原本已经很有限的资源。

　　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我和摄影记者在一个“专人”的牵引下，顺利进入当地政府的物资仓库拍摄时，看到的景象。偌大的仓库里，堆满了来自世界各地国际救援团体所运来的种种物资。我随手打开一个物资箱，发现里头有饼干，麦片，米粉，咖啡包，campbell 灌装汤，甚至是果酱等，如果真要有效分类，仓库负责人就必须看懂英文，华语和马来文标签。否则，对于林林总总的物资集中于一个箱子内，分类都出现问题了，怎么还能发放出去？仓库工友也承认，物资种类太多，清点耗用太多人力，导致物资发放不出。

　　因此，当我在酒店翻阅当地的旧报纸时，发现斯里兰卡主要报刊《岛报》以头条新闻报导，ARAYAMPATHI 县政府挖了一个五英尺深的大坑，埋葬了大批的救援物资时，内心更是百感交集。这样的负面报导在在暴露了当地政府的无能。
但是，国际赈灾团体真的不用自我反省吗？

　　灾后的重建需要大量的资源和人力，这是长期的工作。但是，救灾的热潮几个月就完全消退，灾民的漫长寒冬则遥遥无止境。国际赈灾经验不足，语言不通，物资缺乏统一，协调不周等各种复杂的因素形成“二次灾难”，让灾区更加悲惨。世界卫生组织的网站上就有列明四种不应该捐的物资，分别是食物，衣服，血液和“不请自来的义工”，因为从历史经验中这些都是“二次灾难”的元凶。

　　可是啊，我们总喜欢以我们自己的方式来救人，管他什么国际赈灾的共同做法和规范。我买十箱方便面，你买一打头痛丸肚痛散。另外，受灾户一定有女人，善解的张三李四也争着来报效一罗里的卫生棉。我们谈到助人，只求自己快乐，管他二次灾难，文化隔阂，语言障碍。。。反正我们只要发送爱心，受难者是不是真正受惠还是其次。

化思念为行动

2005-05-02T20:52:00.000+08:00

5月14号是2005年国际爱滋病烛光纪念日。我受吉隆坡爱滋支援服务社的邀请，出席爱滋病患的闭门分享会。

　　整个场面尽管严肃，却非常感人。其中一对男女病患来自不同的家庭，一个受丈夫传播而感染艾滋病，另一个则是因为公用针筒而感染爱滋病。女病患看见丈夫去世后，绝望得割脉自杀，要让原本纯洁的性灵得到救赎。当时瘦得只有29公斤的她,被送进一家关怀中心去休养。

　　中心里另一个男病患同时患有肺病，自己刚好也是最弱的时候，但他却对心生怜悯，无微不至照顾女病患，在一旁鼓励她，要她活起来。女病患重生后，轮到男病患病危，服药后出现种种副作用，生命垂危时，女病患也不曾离开。

　　“丈夫死后，我对爱情没有期待，他的鼓励与支持，给我力量。” 女病患颤抖的声音，隐藏着她对于美好人生的追求和渴望。台下的我已热泪盈眶。谁说患上世纪绝症的艾滋病患就不能再追求爱情或婚姻？谁说他们就失去了爱人和被爱的能力？
很多时候时候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认为患上艾滋病等于“等死”，其实并不然。靠着药物和适当的照顾，一些病患甚至可以活上十几年。这些病患跟普通人没有两样，他们依然要工作，要生活。但是，我们社会上的人们却不让他们跟其他人有平等的工作和社险保障的权利。

　　一个病患曾说：“患上糖尿病的病患可以买意外保单，可是我们爱滋病患却不被接受，我觉得这是社会对我们的偏见。”可不是吗？谁说爱滋病患走上街就一定会被车撞死？谁又能保证癌症或其他传染病病患肯定不会比爱滋病患早死？

　　RUMAH SOLELAH－国内唯一一间收容爱滋病妇女和孩子的中心总干事LILI 不久前告诉我，当中心的病童到了适读年龄，她把孩子送到宗教学校去上课，谁知孩子意外流血时，学校老师却怕得半死，不敢靠近病童。大人对艾滋病的无知可见一斑。

　　“这些老师应该被教育。” LILI 遗憾的说。我发现, 社会人士臆想恐惧, 盲目的歧视和道德判断才是让这些病患绝望或选择放弃生活的主因。我反对任何藐视人性尊严, 扭曲个人意志的制度。今天我们谈人权, 就要有公平而完善的制度去保障每一个人的生命安全。不管这个人拥有什么宗教或健康背景。当一个法律只能加强一方的权利, 而忽略了一些弱势族群的基本需要, 那么这个制度只是确保强者更强的手段和工具。因此，要减低爱滋病患的伤害, 就必须从一份感同深受的关怀开始。

　　如果这些爱滋病童无法得到同等的照顾，如果媒体工作者也只能“季节性”报道爱滋病课题，如果还有人建议把爱滋病患隔离到一个小岛去，这只能让爱滋病患者的伤害加深，反映出主流社会的迂腐以及整体教育的失败。

　　因此，每年的国际爱滋病纪念日，除了点燃蜡烛到湖边去为离世的爱滋病患默哀外，我们真的要“化思念为具体的行动”，深入了解尚活着的病患和家庭，究竟需要怎样的援助？怎么让爱滋病患的遗孤,也能在不受到任何歧视的环境中快乐成长？

心中一把尺

2005-05-01T19:01:00.000+08:00

大学毕业那年，我到泰北一个叫做‘回鹏’的少数民族村去当了一个月的义务老师。在当地台湾人开办的一中学的布告栏上，我仔细阅读当地中学生的得奖作文。我记得作文比赛的题目是”我的父亲”。

　　一篇荣获第二名的作品深深感动了我。那位同学写着：“父亲临死前叫我做个好人，不要吸毒，不要盗取别人的思想…” 后来，我认识了那位优秀青年。他是老师口中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我问他：“什幺叫不盗取别人的思想?” 他害羞的以不是很标准的华语解释道：“就是要诚实，要尊重别人，不要欺骗……”

　　后来的后来，他顺利申请到身份证，来到槟城韩江中学念书，我和几个朋友共同负担他的学费，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孩子将来不论做什幺，一定不会变坏，因为他父亲临终的叮咛，已经成了他做人处世时心中的那把尺。

　　去年九月，为了让筹备中的新节目《寻找天使》赶快成型，我写了一首歌，并邀请本地一著名唱片制作人谱曲。这名制作人亲自上我们电视台，了解节目要求，甚至观看了还不曾公开播放的节目片断。一个多星期后，他交货了。曲写得很好，由他旗下女歌手演绎这首歌，我们都很满意。

　　上星期五，我们再度接洽这位制作人，告诉他《寻找天使》就要启播，希望他开始为我们制作主题曲。后来我们才发现原来他已经制作了一首歌卖给另一家私人公司。歌名刚好也叫《寻找天使》。浏览了那歌词，我们惊讶的发现好多词都是源自于我们的原作。不同的是，他旗下的女歌手名正言顺的成为作曲和填词人。这样的“巧合”，让我觉得非常遗憾，我心想，他心中那把良心的尺究竟在哪里? 后来我摇了个电话找他，直接表达心中的遗憾与不满，而他给的理由是他联络不上我们，以为我们不要那首歌了，他甚至还辩护说：“词曲已经不一样了” …… 我说：“你不尊重原创概念，你背负了我们对你的信任！我们真的很遗憾。” 尽管这名制作人最后表示愿意承担一切后果，包括引进该私人公司赞助我们的节目等等，但是，我已经质疑他心中的那把良心之尺。

　　从那一刻起，这名制作人在我心中的美好形象荡然无存。我也开始不断思考何谓专业道德守则。我觉得专业道德或操守规范涉及的层面纵使太广，但是都离不开最根本的“尊重人格尊严” 。而只有通过社会意识层面上树立人本意识、诚信观念等等，尊重人格尊严才能蔚然成风。

　　从事新闻工作40年的史丹福大学传播学系教授吴惠连曾说：“传媒最高的道德责任，是让自己的专业，能够有尊严的活下去。”因此，当我们的专业被侵犯时，我们就要发言，这是我们的义务，也是我们的权利和根本志气。

　　我非常明白唱片的销量和道德准则最大的制约力量，来自广大市场。热爱本地创作的朋友如果晓得专业行为准则是建立在尊重原创概念、不盗取别人的知识产权，那幺，让我们一起杯葛那些操守沦丧的唱片制作公司，只有这样，商业伦理和道德操守才会有根本的保证!不然，我们真的不如一个当时只接受初中教育，却已经明了什幺叫做“不盗取别人思想”的山上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