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职后的这些日子，我决定让自己慢慢沉淀，好好梳理过去六年多来在媒体工作的获得与失去。即便是离职后的这段时期，我偶尔还是会接到一些观众的来电，向我提供情报，诉说社会的不平事，要求媒体报道他们的心声。看来，还是有很多人相信媒体能够帮他们伸张一点正义，所以如果媒体工作者能够维护新闻的真实性，捍卫大众的福利，当人民的传声筒，发挥社会公器特殊的影响力，那么，媒体才不会辜负大众的期待和信任。
在转介个案之余，我也常思考，记者到底是为了什么，或为谁从事新闻工作？他／她必须遵守什么样的职业纪律和操守？
上个月，我有机会到菲律宾去和亚洲其他国家的媒体工作者一起学习。在“媒体伦理”这堂课上，我们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我们报出了各自国家传媒所出现的许多不正当行为，这包括媒体制造了严重失实的报道，对新闻进行别有企图的炒作、追求趣味低下的卖点，出卖版面或新闻时段换取利润、在报道中强化旧有价值的明显偏额、记者收取金钱为新闻“买家”说谎或利用职权谋取私利、不择手段采集新闻、不考虑公众利益，不保护消息来源等等。
在道出大马部分媒体高层利用权力出卖视听时段，和商家一起误导阅听人，我的心情特别激动。我的菲律宾和越南同学则感慨地告诉我，在他们的国家，受访单位和机构甚至已经公然把一大笔钱放进信封或直接存入记者的银行户口来贿赂他们，他们称之为“envelope journalism”或“ATM journalism”。由于当地记者的薪水都很低，这是他们的额外津贴，媒体机构也不会反对记者这么做。
于是，我们对媒体操守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并逐层分析了传媒操守各个层面所面对的问题进行列述剖析。讨论当中，我们都认同传媒控制了公众的舆论，足以影响社会风气，扮演捍卫民众的知情权、监督政府的重要角色。因此，媒体操守，在某种意义上比个人操守更为重要。媒体工作者无论如何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献身于公共利益，保持清正廉洁的作风。
这几个月来，我一直在想：如何把媒体人格化，让我们的媒体更像一个人，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如何提醒记者不要忘记他们服务的对象是广大的群众，而非迎合老板的需求，只顾公司利益，未能为公众提供公正持平，客观中立的报道，而沦为公司的宣传喉舌？
我不得不承认，现时的媒体环境，根本不可能要求记者坚持专业操守。因为问题根源不在记者，而在媒体的老板，和代表老板在编采部执行决策的编采高层。要让编采部独立自主，让记者这个职业有尊严，就得提升整个专业的水平和操守。媒体老板必须尊重媒体专业，不要把记者看成是“打工仔”，要求他们凡事顺从，为五斗米折腰。
换句话说，媒体老板必须在利和义的矛盾冲突中间，取得平衡。媒体机构应当使用各种正当的手段，提高新闻或节目的素质，增强自身的公信力，借此吸引广告客户，以获取丰厚的回报。而非在获取利益的当而，不再捍卫社会公义。
我曾经一厢情愿的相信，媒体工作者必须仗义执言，“咬定青山不放松”，不向权威低头，哪怕遭受再大的磨难也在所不辞。可是现实中，我却发现，要公正报道新闻，客观分析事件，要报道真相需要很大的勇气，偶尔还要抵抗权威，真要做到“威武不能屈”，并不容易。
在一些欧洲国家如挪威，瑞士，法国的新闻编采部可以寻求跟媒体老板签订协议，老板同意交出编采权，让编辑部自主的根据新闻专业要求运作。但是大马媒体并没有享有新闻自由，媒体的操纵权都落在媒体老板、政党和财团手上，编采部受到当权派的干预，一旦触及“上头”的利益，记者将被要求置新闻专业操守于不理。
媒体前辈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向下属反映他们效忠于“老板”的心态，他们在做任何决定时都较关心媒体老板的利益而非公众利益。也因为这样的奉承心态和打工仔心态作祟，记者都会被指示做些“不惹麻烦”的报道，被教育在黑白之间的一大片灰色地带游离。记者务必要着眼公司利益，完全接受上层意旨行事，媒体机构里面根本没有内部民主和自由可言。
而那些不听指示怀疑上层决定的记者自然被排挤，被贴上种种负面的标签。新入行的记者看着编采高层公开被老板“修理”，自然变成唯唯诺诺，不敢轻举妄动。记者工作的目标也就慢慢转到保住饭碗，追求加薪，升职和更丰厚的花红。编采高层也就不惜放弃编辑自主权，不做会触及老板利益或会得罪权贵的报道，尽量避开地雷，以求保住自己的饭碗。
结果，调查报道、触动当权派神经的敏感报道已不再受到主流媒体的重视。媒体不会保障公众得到正确足够讯息，参与社会讨论，实践公民权和享用新闻自由的权利。在着眼销量、收视率和广告收益的过程当中，我们似乎已经把受众当成消费者，而非一个公民。
“我们是商业媒体机构，凡是要看盈利，上层评估编采高层的标准以他们能够为公司招徕多少利润为考量。”一资深媒体人一语道破其公司制度的缺点。
可我始终认为，不管是国营或私营媒体，它依旧占用了公家相当宝贵的频道资源。跟大众切身利益无关的广告都不应该占用新闻报道的时段。新闻主播更不可公然为商家财团做宣传，刻意混淆广告和新闻的界限，或者将广告包装成新闻，在新闻时段堂而皇之地登场。
看见在屈服于金钱和权势的媒体机构里服务的记者经常不被允许报该报的新闻、说该说的话，坚持该坚持的理，我的心都隐隐作痛。再看见一些还有些许挣扎的媒体前辈选择忍辱负重，继续对违反媒体伦理的行为而抗争时，我常会激动得夜不能眠。我想，这种敢于挑战权威，纠正媒体不正当行为的行为本身甚至已经不再可以用功利和效用来衡量，而成为了对媒体沉沦，一种绝望中的信仰。
客观理解这些前辈的痛苦和行为逻辑固然可以在更宽大的制度框架中解读他们在主流媒体工作的两难，但是却无法合理化所有的新闻犯规。要知道，当媒体工作者只为想获利而出卖媒体专业，而将正义、公德、操守置于脑后的时候，也是阅听人对“舍义取利”的媒体感到厌倦和失望的时候。那也正是造就另类媒体通过无疆界网络蓬勃发展、挑战主流媒体公信力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