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性采访手法的误区

　　4月1号，我们的节目通过隐性采访手法，揭露肋一名医生售卖假病单和假医药报告的违规行为。 　　

　　报导出街后，我接到不少观众朋友发来的手机短讯，一些赞叹该集偷拍偷录的隐性采访手法非常精彩、很好看，有者说“very good show”！就连我们的上司也告诉我们,　他对我们该集报导的呈现方式感到满意，因为——“it’s very interesting !”（报导非常有趣） 　　

　　老实说，面对这样的回馈，我很难在第一时间整理我的思绪，心里就觉得有些不安。思想沉淀一段时间后，我的不安与焦虑渐渐明朗。原来我在担心，我们的呈现出来的报导，会将隐性采访手法“合理化”，或更严重的将之“大众化”。这是我们最不想看到的负面影响。 　　

　　调查性报导是近代新闻写作中最进步也最复杂的一种报道。由它几乎完全以政府机构为对象，最终目的当然是监督政府、实践社会正义的先锋。 　　
　　
　　调查报道非常重视证据，重视文件搜集，分析和解释。所以，在发掘社会的黑暗及政府贪渎伪善的“隐藏事实” 时，我们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去搜集证据、去调查事件的来龙去脉。首先，记者就必须有足够能力去辨别资料的真伪，确认消息的可靠性，维护大众的知情权和资讯自由流通的重要性。 　　

　　我们认为，隐性采访手法是调查报道使用的其中一个工具而已。所谓的隐性采访包括使用特别技巧如乔装，针孔相机偷拍偷录，窃听，诱陷，秘密行动等。 　　

　　由于隐性采访手法涉及众多法律问题尤其牵涉到公民，法人的权利的保护问题，记者必须是已经尝试运用其他采访手法不遂后才能采用。它绝对不是一个取得机密文件或资讯的捷径（shortcut）, 而是顾及广大群众利益和知情权的一种“能免则免”的手法。 　　

　　为什么呢？ 因为它所用的方法，有时超越了记者的职责，会引起法律上的纷争。在了解事实真相而不断发现、搜寻证据的过程中，记者如果没有核实证据，只贪方便，滥用隐性采访手法挖掘秘密资讯，没有从法律的视角来探索和思考，那么，这将使我们陷入媒体侵权官司的尴尬窘境。 　　

　　因此，在使用隐性采访手法之前，记者有必要评估这些手法所带来的负面后果；它对媒介本身公信力的冲击；记者选择使用这些手法的最初动机；媒体编采方针及原则和法律牵连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减低伤害，建立公信，客观中立，追求真理”是隐形采访手法不能妥协的基本原则。 　　
　　
　　换句话说，当记者觉得某个课题值得报道，因为它关乎全民利益，但记者又找不到其他管道或方法得到秘密资讯，隐性采访才会受到考虑。 　　
　　
　　即使是记者已经成功为自己的隐性采访手法找到了合法性的支点，记者也必须反复再问：为什么要做这个报导？这个报导出街后，谁会受到伤害？谁又会得到帮助？有没有其他更好的管道得到资讯？这样的手法有否利惠大众？记者究竟实践了什么原则和价值观？ 　　

　　报道过程中，记者不接受任何诱导，包括任何形式的贿赂，不应有偏颇的言论立场，不受消息来源的支配，以便做出有利于大众的揭露性报道。 　　

　　为了避免隐性采访手法被滥用，最终摧毁了媒体的公信力，记者有必须认真思考以下的问题：媒体是否遵守伦理标准？对一般民众的隐私权是否尊重？意见和事实是否分开？如何避免受商业势力或政党的介入而坚持报导应该报导的事实？报导是否公平、公正和正确无误？ 　　

　　作为大马少有的调查报导节目，我们多么希望能通过深入研究，详尽剖析和生动的事例，发挥为社会引路，和监督政府的感染力。但是在这一切理想实现之前，我们同时了解到整个环境和资源的局限性，因此步步为营、装备自己，先来认清隐性采访手法的误区。 　　

　　我真诚希望媒体系的学生，媒体人或观众朋友看了这篇文章后，将来看到我们采用隐性采访手法时，可以从“很好看”这样感官层面，提升到探讨“报道出现的原因，含意和影响”更深层的思考判断层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