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寒冬，痛在心中

　　今天和彪民通了个电话，了解他的节目被令关闭的来龙去脉。没有太大的情绪波动，只是希望他在休假的一个星期里，静一下。

　　才放下电话，马来组的上司就在远远的那头，给我们中文组的制作人下指令。他双臂交叉比了一个很戏剧性的手势，当作禁止我们报导任何关于首相女婿新闻的回应动作。

　　即便是把关者接到命令后，他还重复作出那滑稽的动作，让在场的都笑了！然而，笑之后，在我腹部深处一波波涌冒出来的，是听也听不到的悲意。之后，我们都没再说什么，谁也没有再去质问为什么要这样，更不敢愤慨发指的喊哪里可以钳制编辑自主新闻自由。

　　谁都没有说出来心中所想。空气中弥漫着正常不过的平静淡定。苦笑过后，肌肉微微的颤抖，我反而好像传染了某种更庞大的郁结不安，内心好像有某些感觉开始在散攒奔逃，好像要躲避背后莫名来袭的暴力，好像要闪避身后一把欲割喉的利刀。。。。。。

　　我们的新闻室原本就很冷，由于大刀阔斧重新包装改革后，三语新闻都是采用开棚播报方式。因此，播报新闻时段，只有主播室亮灯，主播身后整个办公室就黑漆漆一片，那个时候的记者们，在黑暗中工作。

　　然而，今天的“暗”和往常不一样，就像在有一块光线全然照不到的死角，某些感觉的隙缝渐渐麻木封闭了，某种“正义公理”隐隐约约的消失了！

　　以前 “ 哗fm”停播时，我们也拍了三卷带子。但是，没有一卷真正用得着，真有机会播出街。当时我们天真的认为，纪录这段历史很重要，觉得这事件不能忘怀。可后来的几个月，毕竟还是忘了。少了个“ 哗fm”，我们听别台，马照跑舞照跳。

　　几次打从“ 哗fm”的前录音室经过，我都忘得彻底，没有太大的感觉。 那最后一夜ＤＪ们含泪主持节目、和听众道别、哀悼的烛光和激动的演说，好长好长的一段时间，我们都不再记起，不再感觉那事确实发生过。一直到“爱——开唛无障碍”这个节目即将面对同样的命运，才把曾经忘记的那一幕幕带回眼前来。

　　驾着车回家途中，我突然给一个离开了电台的前辈发短讯，告诉他这个坏消息。那边即刻传来了“媒体寒冬，痛在心中”八个字。不管我唤起了多少沉睡已久的记忆，这八个字不可思议的把一整串一整套遗忘的部分，狠狠地再度连接了起来。。。。。。

　　我不烧得这样的记忆连接究竟对我，或者对那些曾经为媒体自由死亡而哭过或笑过的人，留下什么，带走什么？也不晓得这事会否再激起舆论界的反弹？这样的激情或“正义”又会持续多久？它会不会如电影连续剧那般滥俗、脆弱无章和出奇短暂？搞不好激情过后没多久，大家又中规中矩，按照上头指令乖乖动作，不敢对权威有小小的戏谑反叛？

　　或许，在庞大的禁制和无奈中，我们实在不敢有太大的反应了！不敢在众人面前提起那一夜，那烛光，那悲痛，让它们通通留在被遗忘的迷宫。不要紧，真少了个“爱——开唛无障碍”，我们听“公鸡饭碗”，马照跑舞照跳。

　　再接到上头预示封杀新闻的滑稽动作，我们小心翼翼的笑。我们再很有默契地回避讨论公理正义的激情，然后很自然很自然的变得格外沉默，慢慢习以为常。直到彻底遗忘。

　　直到。直到——又一个让我们震骇和疑惑的冲击，再度将这段历史狠狠地翻起。。。。。。

媒体良知何时复苏？

　　新闻的伦理只有一个，那就是事实、事实与事实。

　　客观报导强调记者立场中立、不偏不倚，在报导时不加入自己的偏见，真正做到两面俱陈。

　　我们的节目的口号是“客观分析，还原真相”，就是希望作任何课题都能“超党派中立”，完全摆脱充斥媒介的长存价值观，在报导上层阶级或官方的意见的同时，我们也不忽略大多数沉默的大众。

　　但是，当媒体的拥有权和钳制媒体自由的恶法依然存在，并密切监督着媒体运作和资讯流通时，媒体人往往不敢去挑战权威政治。结果，媒体界充斥着薄弱的道义、倾倒的轻重和失据的伦理。

　　结果，当我们坚持作客观、公正和持平的报导时，我们往往得不到上头的祝福。民众或反对党领袖对于政府新措施的反对声浪，（即使有官方的回应以维持中立客观原则）也不可能获得通过。

　　“当年Reformasi时，防暴警察的额头被括花了一小撇，电视一天重复播他几十回。但是，被警方打到头破血流的示威民众画面是不可能出现的，不可能被报导的！汽油起价的示威活动，国内的主流媒体哪里敢报？”很有经验的媒体前辈这样教育我们。

　　他的话，乍听之下，好像是经验累积后的慧言利词。言下之意是：上头封杀敏感新闻或批评政府政策的负面新闻是媒体常态，因为示威就是反政府，我们不要大惊小怪。这个老人显然深知上头的要求习性，知道哪个敏感新闻不腰斩，哪个会触怒“上头”的报导不好好把关，他随时会丢饭碗！

　　“我有6个孩子，你说我胆小怕事也好，我承认！”老人不怕在下属面前承认自己无种。一个缺乏担当精神、顾影自怜又爱家顾家的老男人，最希望得到下属的谅解。

　　我们不是不曾听说这个老人的过去。当年听说他就是追求正义、推崇媒体伦理、反抗强权和独裁，非常勇敢的异议份子。但是，今天，权利到手后，他管理媒体的信念和资本竟来自于出卖媒体伦理和社会公义，出卖媒体的最崇高信仰——也就是“真相！”

　　但是，就是因为有这样的老手，顶着正义媒体人的光环，今天扶持腐败政权，背负了自己曾经追求过的理想，让我们看清了他们得到权利的捷径，虚伪的一面。这些人的手，无时无刻紧紧掐着我们的脖子，不让我们报导社会的多种声音。

　　这样的割喉造成阅听人对媒体歌功颂德、以偏概全、推举权威的报导反感，甚至对政治冷感！阅听人最终拒绝关心社会，开始不相信媒体所报导的“事实真相”。

　　我对这些伪虚作伥，出卖媒体自由的老人厌恶至极。 我无法想象, 在这样威吓利诱的体制里，多少人真的可以坚持要在最黑暗的公共空间里，让人民的声音被听见，让是非界限分明？

　　事实上，老人的坦白，可以引出许多值得我们冷静思索的问题来。在政党和政党同僚控制的媒体棋盘里，我们该怎么自处，以求理性颠覆？权威政治和管理可能有真英雄吗？媒体真的是建构“虚假事实”的工具吗？编辑自主只是妄想？面对这些经常搬出一大堆伟伦来证明自己是媒体老手的所谓前辈，我们就一定要绝对服从吗？再不然，就一定要从此退出这一行，眼不见为净吗？如何让阅听人从媒体的壅塞中抬起头来，质疑媒体建构的“真相”和准确地判断？

　　今天，我面对这些可耻的老人时怒火中烧。但是我还在想：我今天为什么要沉住这口气？将来有无平反的可能？媒体离维护和实践社会正义有多远？如何才不会愧对当年那个曾经拥抱理想，要通过这个平台为社会伸张一点正义的自己？

　　今天看到胡某给我留言，说阿芳对媒体有点泄气，要我劝劝她。

　　这篇文章将我内心的矛盾、挣扎以及对“媒体人”的怀疑暴露无遗。但是我却还没有想过要放弃。

　　原本想把这篇文章的题目定为《视听灾难的推手》，为了让阿芳不完全绝望，我把题目改成《媒体良知何时复苏？》不懂这样有没有让爱芳不太悲观、再坚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