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颂古墓还原

　今年5月尾,追踪档案揭露了甲洞,士毛月和万宜华人义山地被人合法侵占的问题。　　

报道播出街后不到一个月,一名自称“江先生”的观众来电告诉我说，他看了我们的报道后深感悲痛。听到我在总结时说，那也只不过是义山危机的冰山一角时，他就再也沉不住气，也要向我们揭露他爷爷所葬的古墓地同样被人侵占的内幕！
　
　“我爷爷埋葬在双溪毛儒的老坟地都被人种满了橘子树和柚子树!”电话那头，他生气的对我说。我第一个反应是：有没有搞错？坟墓长橘子？怎么可能？神经病！

　　“是坟场附近或周围被人种了橘子吗？” 我心存怀疑的问。江先生竟然说，不是不是，是坟场里被人种了橘子和柚子树，很多墓碑不见了！不信，他带我们去看看。

　　我初时还以为这可能是一个“精神有问题”的观众搞的电话恶作剧。于是，我还打了几通电话给甲洞义山理事，要求他们帮忙探听那一带坟场长橘子或被人种橘子事件的虚实。

　　但是，理事都对江先生所说的义山确实地段不很清楚。在半信半疑之下，我们决定出队见见这个江先生。　　

结果，江先生的精神状态一点都没问题。我们果然看到了义山地被侵占的另一角，另一个大问题！我们惊讶的发现,那个占地7.2英亩的麻风病院旧义山地,竟然被当地著名的“橘子王”以整片铲平的方式作种植用途!
　　更令我们惊讶的是，这块属于麻风病院管理的义山地,竟然被“橘子王”霸占了20多年！至少400多个古墓下陷倒塌、东歪西倒、或横倒在园里的小水道上，被人当桥梁、任人践踏,有者更是无迹可寻，使病患先人在九泉底下不得安宁。


　　愤怒的江先生带领我们揭露这宗义山地被人侵占的内幕,我们则带领华团领袖和全国华人义山理事一起展开拯救这个综合性义山的工作。（这个报道将在这个星期六播出街，请各位留意收看。）
　　据说过去，本地一些电视台曾在过年过节时访问那“橘子王”怎么栽种橘子培植柚子，还到当地去拍摄一大片绿油油的橘子和柚子林。奇怪的就是居然没有人看见橘子林里被人糟踏的墓碑？我不知道是因为没有被发现，还是发现后大家选择视若无睹？但求节目出街，橘子王“袋袋平安”，大家相安无事过年就好。反正埋葬在地底下的，不会出声，更不用说抗议了。


　　由于从前的麻风病患都被政府强制隔离在“希望之谷”, 病患病逝后就不分种族和宗教的被院方集中埋葬在这个地方。这个义山地可说是我国少有的“综合性”义山地。它可说是记载麻风病历史和当地社会发展重要的参考史料。

　　建筑材料旁的墓碑，草坪中的古坟，沙包隙缝的烂石碑，或者是长上花草的墓碑，都记载了先贤的身世。
　　这些病患先人的墓碑和传统的华人墓碑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没有死者的出生日期，只有病逝年份或日期，也没有死者子孙后代的名字。这就解释了麻风病患当时被政府强制隔离后，被社会，被家人离弃的事实。
　　他们病逝后，通常都会由民间慈善机构，或宗教团体帮忙处理后事。于是我们清楚看见粗糙的石碑上刻有这些宗教团体或乡团组织的名字( 如广东华人同济会，慈善互助会，福建同乡会，佛学社，基督卫理公会，印度墓碑，天主堂，改良会，佛教静修院，印度墓碑，潮州剧社等等) ，就是没有死者家属和孩子的名字。

　　作这个报道最大收获，并不是我们成功对院方施压，成功逼使“橘子王” 在短短的两周内，完全撤出义山地。而是它让我们也有机会上了一堂宝贵的历史课，看看我们的华团领袖如何结合华社资源，让旧义山还原、让麻风病患先人的历史和当地的社会发展史再现！

　　今天联络上新纪元的讲师——傅向红，发现她居然也参与了陈亚才的考察工作，在那里为每个谨存的墓碑摄像作登记，作为历史与文化研究的参考，我真是开心！

　因为我知道，这批不选择沉默的文化界和学术界专才，很快会为沉默了20多年的古墓平反！谢谢他们。更要谢谢愿意生气和勇敢站出来为被人糟蹋得古墓说句公道话的江先生！

媒体寒冬，痛在心中

　　今天和彪民通了个电话，了解他的节目被令关闭的来龙去脉。没有太大的情绪波动，只是希望他在休假的一个星期里，静一下。

　　才放下电话，马来组的上司就在远远的那头，给我们中文组的制作人下指令。他双臂交叉比了一个很戏剧性的手势，当作禁止我们报导任何关于首相女婿新闻的回应动作。

　　即便是把关者接到命令后，他还重复作出那滑稽的动作，让在场的都笑了！然而，笑之后，在我腹部深处一波波涌冒出来的，是听也听不到的悲意。之后，我们都没再说什么，谁也没有再去质问为什么要这样，更不敢愤慨发指的喊哪里可以钳制编辑自主新闻自由。

　　谁都没有说出来心中所想。空气中弥漫着正常不过的平静淡定。苦笑过后，肌肉微微的颤抖，我反而好像传染了某种更庞大的郁结不安，内心好像有某些感觉开始在散攒奔逃，好像要躲避背后莫名来袭的暴力，好像要闪避身后一把欲割喉的利刀。。。。。。

　　我们的新闻室原本就很冷，由于大刀阔斧重新包装改革后，三语新闻都是采用开棚播报方式。因此，播报新闻时段，只有主播室亮灯，主播身后整个办公室就黑漆漆一片，那个时候的记者们，在黑暗中工作。

　　然而，今天的“暗”和往常不一样，就像在有一块光线全然照不到的死角，某些感觉的隙缝渐渐麻木封闭了，某种“正义公理”隐隐约约的消失了！

　　以前 “ 哗fm”停播时，我们也拍了三卷带子。但是，没有一卷真正用得着，真有机会播出街。当时我们天真的认为，纪录这段历史很重要，觉得这事件不能忘怀。可后来的几个月，毕竟还是忘了。少了个“ 哗fm”，我们听别台，马照跑舞照跳。

　　几次打从“ 哗fm”的前录音室经过，我都忘得彻底，没有太大的感觉。 那最后一夜ＤＪ们含泪主持节目、和听众道别、哀悼的烛光和激动的演说，好长好长的一段时间，我们都不再记起，不再感觉那事确实发生过。一直到“爱——开唛无障碍”这个节目即将面对同样的命运，才把曾经忘记的那一幕幕带回眼前来。

　　驾着车回家途中，我突然给一个离开了电台的前辈发短讯，告诉他这个坏消息。那边即刻传来了“媒体寒冬，痛在心中”八个字。不管我唤起了多少沉睡已久的记忆，这八个字不可思议的把一整串一整套遗忘的部分，狠狠地再度连接了起来。。。。。。

　　我不烧得这样的记忆连接究竟对我，或者对那些曾经为媒体自由死亡而哭过或笑过的人，留下什么，带走什么？也不晓得这事会否再激起舆论界的反弹？这样的激情或“正义”又会持续多久？它会不会如电影连续剧那般滥俗、脆弱无章和出奇短暂？搞不好激情过后没多久，大家又中规中矩，按照上头指令乖乖动作，不敢对权威有小小的戏谑反叛？

　　或许，在庞大的禁制和无奈中，我们实在不敢有太大的反应了！不敢在众人面前提起那一夜，那烛光，那悲痛，让它们通通留在被遗忘的迷宫。不要紧，真少了个“爱——开唛无障碍”，我们听“公鸡饭碗”，马照跑舞照跳。

　　再接到上头预示封杀新闻的滑稽动作，我们小心翼翼的笑。我们再很有默契地回避讨论公理正义的激情，然后很自然很自然的变得格外沉默，慢慢习以为常。直到彻底遗忘。

　　直到。直到——又一个让我们震骇和疑惑的冲击，再度将这段历史狠狠地翻起。。。。。。

媒体良知何时复苏？

　　新闻的伦理只有一个，那就是事实、事实与事实。

　　客观报导强调记者立场中立、不偏不倚，在报导时不加入自己的偏见，真正做到两面俱陈。

　　我们的节目的口号是“客观分析，还原真相”，就是希望作任何课题都能“超党派中立”，完全摆脱充斥媒介的长存价值观，在报导上层阶级或官方的意见的同时，我们也不忽略大多数沉默的大众。

　　但是，当媒体的拥有权和钳制媒体自由的恶法依然存在，并密切监督着媒体运作和资讯流通时，媒体人往往不敢去挑战权威政治。结果，媒体界充斥着薄弱的道义、倾倒的轻重和失据的伦理。

　　结果，当我们坚持作客观、公正和持平的报导时，我们往往得不到上头的祝福。民众或反对党领袖对于政府新措施的反对声浪，（即使有官方的回应以维持中立客观原则）也不可能获得通过。

　　“当年Reformasi时，防暴警察的额头被括花了一小撇，电视一天重复播他几十回。但是，被警方打到头破血流的示威民众画面是不可能出现的，不可能被报导的！汽油起价的示威活动，国内的主流媒体哪里敢报？”很有经验的媒体前辈这样教育我们。

　　他的话，乍听之下，好像是经验累积后的慧言利词。言下之意是：上头封杀敏感新闻或批评政府政策的负面新闻是媒体常态，因为示威就是反政府，我们不要大惊小怪。这个老人显然深知上头的要求习性，知道哪个敏感新闻不腰斩，哪个会触怒“上头”的报导不好好把关，他随时会丢饭碗！

　　“我有6个孩子，你说我胆小怕事也好，我承认！”老人不怕在下属面前承认自己无种。一个缺乏担当精神、顾影自怜又爱家顾家的老男人，最希望得到下属的谅解。

　　我们不是不曾听说这个老人的过去。当年听说他就是追求正义、推崇媒体伦理、反抗强权和独裁，非常勇敢的异议份子。但是，今天，权利到手后，他管理媒体的信念和资本竟来自于出卖媒体伦理和社会公义，出卖媒体的最崇高信仰——也就是“真相！”

　　但是，就是因为有这样的老手，顶着正义媒体人的光环，今天扶持腐败政权，背负了自己曾经追求过的理想，让我们看清了他们得到权利的捷径，虚伪的一面。这些人的手，无时无刻紧紧掐着我们的脖子，不让我们报导社会的多种声音。

　　这样的割喉造成阅听人对媒体歌功颂德、以偏概全、推举权威的报导反感，甚至对政治冷感！阅听人最终拒绝关心社会，开始不相信媒体所报导的“事实真相”。

　　我对这些伪虚作伥，出卖媒体自由的老人厌恶至极。 我无法想象, 在这样威吓利诱的体制里，多少人真的可以坚持要在最黑暗的公共空间里，让人民的声音被听见，让是非界限分明？

　　事实上，老人的坦白，可以引出许多值得我们冷静思索的问题来。在政党和政党同僚控制的媒体棋盘里，我们该怎么自处，以求理性颠覆？权威政治和管理可能有真英雄吗？媒体真的是建构“虚假事实”的工具吗？编辑自主只是妄想？面对这些经常搬出一大堆伟伦来证明自己是媒体老手的所谓前辈，我们就一定要绝对服从吗？再不然，就一定要从此退出这一行，眼不见为净吗？如何让阅听人从媒体的壅塞中抬起头来，质疑媒体建构的“真相”和准确地判断？

　　今天，我面对这些可耻的老人时怒火中烧。但是我还在想：我今天为什么要沉住这口气？将来有无平反的可能？媒体离维护和实践社会正义有多远？如何才不会愧对当年那个曾经拥抱理想，要通过这个平台为社会伸张一点正义的自己？

　　今天看到胡某给我留言，说阿芳对媒体有点泄气，要我劝劝她。

　　这篇文章将我内心的矛盾、挣扎以及对“媒体人”的怀疑暴露无遗。但是我却还没有想过要放弃。

　　原本想把这篇文章的题目定为《视听灾难的推手》，为了让阿芳不完全绝望，我把题目改成《媒体良知何时复苏？》不懂这样有没有让爱芳不太悲观、再坚持下去？

义山危机的祸根

　　我最近处理一则有关华人义山地被侵占的课题，采访过程不是很顺利。

　　有人向我们提供情报，说雪州万宜一个前马华领袖（也是前县议员）的家族霸占华人义山地长达半个世纪。5年前，这个姓高的家族还向市议会申请报废部分义山地（但不成功），并公然在义山地建造自己的私人洋房。

　　一个马华“拿督级”领袖透过电话，好言劝我不要追踪报导这个个案。他说，他正在处理这个义山土地纷争，希望达致“双赢方案”，在这个双赢方案出炉之前，他不希望媒体报导这个“敏感课题”。

　　“你知道吗，他是一个70多岁的老人家，我希望你不要去骚扰他。我已经打电话给你的上司，不要作这个报导。”这个拿督语气温和，但是句句有命令的意味儿，我听了心里很不是味道。

　　我没有想到这个拿督也顺便帮我取消了我和一义山理事的约访，让我在万宜白等了两个多小时。我当时非常的懊恼，对之前激情澎湃，深明大义的老人突然临阵退缩百思不解。电话中，老人解释，这个拿督已经答应会帮他达致“双赢方案”，他不想张扬。

　　实在沉不住气的我很无礼的在电话中对正义老人喊话：“你真的以为这些拿督果真能帮到你吗？你告诉我，什么叫双赢？人家的私人豪宅可以建在你们管理的义山地上5年多了屹立不倒，你们抗议这么多年，私下找过那么多拿督帮忙，哪一个不是说要帮你们达致双赢？今天到底谁赢了？”挂上电话前，我记得我还骂了老人“天真幼稚”！

　　后来的后来，正义老人考虑了一个晚上，隔天还是答应出来接受我的访问。他的良心召唤他出来爆出义山地被地方领袖霸占的因由。（这个报导将在5月27日的追踪档案节目中播出）

　　另外两个华人义山也发生“生人霸占死人地”的事件。甲洞华人义山面对发展商把部分的墓地，列为休闲区的问题，造成义山边缘的175个老坟墓或被迫搬迁。

　　我访问了甲洞华人义山的法律顾问，他向我出示了发展商的图册，说发展商委任的土地测量师当初在测量购买的土地范围时，就已经把义山近0.5英亩的地段划入蓝图，存心霸占义山地。他们会采取法律途径，搜集义山地被侵占的资料，向当局申请土地的拥有权。

　　可是，访问完毕才回到公司，我就接到该名律师的来电，说他接到发展商的施压，也为了不影响自己的事业，因此要求我不要将访问他的片段播出街。为了尊重受访者，我们答应了。接着，这个律师还马上给我传真一封公函，白纸黑字写明我们电视台务必要遵守诺言，不可将他的针对义山地被侵占的任何谈话播出，否则，他将保留法律追溯权。

　　后来，一位理事知道此事后，在电话中愤愤不平的说，当初义山边缘十几个老坟下陷倒塌时，这位律师第一个提议理事们去坟场拉布条，以对发展商施压。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律师今天在面对涉及民族大义的课题时，居然会不愿意出来讲句公道话。

　　这位充满正义感的理事说他不明白，我听后更不明白。

　　我不明白老坟为何被迫搬迁？我不明白老坟后裔在和发展商谈判搬迁赔偿金时，为何没有咨询义山理事会？我不明白每一个私下赔偿背后究竟对义山整体权益造成多大伤害、多少义山历史惨痛的牺牲得不到补偿？我不明白官商勾结成为政治核心动力的时候，华社为何还不认清一小撮为牟取暴利的所谓“华社领袖”其实就是义山危机的祸根？

　　事实上，只要是权力所需，义山地随时可以被权势者一寸寸吞噬；法律的解释可以被扭曲；民主程序可以被推翻。最后，在深不可测的诡计里，那些不知廉耻的权势者不怕公然违宪、卖弄伎俩，只要能霸占公家墓地，也就是现在的发展黄金地！

　　我们不是常说，宗教墓地是神圣不能遭侵犯的吗？我们不是认定义山就是一个城市的灵魂、先贤的史记和民族的根基吗？但是在我们高喊捍卫义山、美化义山的同时，为何却少了担当义山历史的道德勇气、对其文化内涵和涉及的法律范围缺乏彻底的认知和梳理，导致今天权势者有机会在法律灰色浑浊区，理直气壮的模糊了我们的双眼、抽掉我们对宪法中保护宗教墓地的黑白概念？

　　一块阴森森、蚊虫滋长、杂乱无章的义山地，我们拼死老命捍卫它来干什么？谁曾认真思考过它未来的定位和前景？它承载些什么传统“气质氛围”值得我们去保存？该怎么美化义山、规划义山？又以什么准绳作规划？

　　我很单纯的希望，有天义山能成为城市的绿肺、历史文物和古迹，以及城市发展中不能取代的风景；我更希望，将来我们的孩子们可以毫无恐惧的，在先人的长眠之地休闲、游览充电、发思古之幽情、考察阅读、吟一首诗，或和百年前逝世的地方名人作心灵的对话。

　　但是，在作这个报导的访问过程当中，当各义山理事还在讨论如何妥协、如何缔造双赢、如何面面俱到；有者甚至还在为如何把义山地“租借出去”给权势者拟合约，根本不了解自身职责（没认清他们只有管理权，没有拥有权的事实）之时，老实说，我很怀疑，这批老理事到底为我们华族、为我们的义山提供了什么前瞻未来的可能？

　　于是，在遭破坏或被迫搬迁的老坟前，我和他们一样手足无措、进退失据、垂首肃穆、深深的叹息…….

隐性采访手法的误区

　　4月1号，我们的节目通过隐性采访手法，揭露肋一名医生售卖假病单和假医药报告的违规行为。 　　

　　报导出街后，我接到不少观众朋友发来的手机短讯，一些赞叹该集偷拍偷录的隐性采访手法非常精彩、很好看，有者说“very good show”！就连我们的上司也告诉我们,　他对我们该集报导的呈现方式感到满意，因为——“it’s very interesting !”（报导非常有趣） 　　

　　老实说，面对这样的回馈，我很难在第一时间整理我的思绪，心里就觉得有些不安。思想沉淀一段时间后，我的不安与焦虑渐渐明朗。原来我在担心，我们的呈现出来的报导，会将隐性采访手法“合理化”，或更严重的将之“大众化”。这是我们最不想看到的负面影响。 　　

　　调查性报导是近代新闻写作中最进步也最复杂的一种报道。由它几乎完全以政府机构为对象，最终目的当然是监督政府、实践社会正义的先锋。 　　
　　
　　调查报道非常重视证据，重视文件搜集，分析和解释。所以，在发掘社会的黑暗及政府贪渎伪善的“隐藏事实” 时，我们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去搜集证据、去调查事件的来龙去脉。首先，记者就必须有足够能力去辨别资料的真伪，确认消息的可靠性，维护大众的知情权和资讯自由流通的重要性。 　　

　　我们认为，隐性采访手法是调查报道使用的其中一个工具而已。所谓的隐性采访包括使用特别技巧如乔装，针孔相机偷拍偷录，窃听，诱陷，秘密行动等。 　　

　　由于隐性采访手法涉及众多法律问题尤其牵涉到公民，法人的权利的保护问题，记者必须是已经尝试运用其他采访手法不遂后才能采用。它绝对不是一个取得机密文件或资讯的捷径（shortcut）, 而是顾及广大群众利益和知情权的一种“能免则免”的手法。 　　

　　为什么呢？ 因为它所用的方法，有时超越了记者的职责，会引起法律上的纷争。在了解事实真相而不断发现、搜寻证据的过程中，记者如果没有核实证据，只贪方便，滥用隐性采访手法挖掘秘密资讯，没有从法律的视角来探索和思考，那么，这将使我们陷入媒体侵权官司的尴尬窘境。 　　

　　因此，在使用隐性采访手法之前，记者有必要评估这些手法所带来的负面后果；它对媒介本身公信力的冲击；记者选择使用这些手法的最初动机；媒体编采方针及原则和法律牵连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减低伤害，建立公信，客观中立，追求真理”是隐形采访手法不能妥协的基本原则。 　　
　　
　　换句话说，当记者觉得某个课题值得报道，因为它关乎全民利益，但记者又找不到其他管道或方法得到秘密资讯，隐性采访才会受到考虑。 　　
　　
　　即使是记者已经成功为自己的隐性采访手法找到了合法性的支点，记者也必须反复再问：为什么要做这个报导？这个报导出街后，谁会受到伤害？谁又会得到帮助？有没有其他更好的管道得到资讯？这样的手法有否利惠大众？记者究竟实践了什么原则和价值观？ 　　

　　报道过程中，记者不接受任何诱导，包括任何形式的贿赂，不应有偏颇的言论立场，不受消息来源的支配，以便做出有利于大众的揭露性报道。 　　

　　为了避免隐性采访手法被滥用，最终摧毁了媒体的公信力，记者有必须认真思考以下的问题：媒体是否遵守伦理标准？对一般民众的隐私权是否尊重？意见和事实是否分开？如何避免受商业势力或政党的介入而坚持报导应该报导的事实？报导是否公平、公正和正确无误？ 　　

　　作为大马少有的调查报导节目，我们多么希望能通过深入研究，详尽剖析和生动的事例，发挥为社会引路，和监督政府的感染力。但是在这一切理想实现之前，我们同时了解到整个环境和资源的局限性，因此步步为营、装备自己，先来认清隐性采访手法的误区。 　　

　　我真诚希望媒体系的学生，媒体人或观众朋友看了这篇文章后，将来看到我们采用隐性采访手法时，可以从“很好看”这样感官层面，提升到探讨“报道出现的原因，含意和影响”更深层的思考判断层面去。

工业规划不周的弊病

　　一个月前，我做了一个关于环境污染的报导，也因此认识了家住Sungai Buluh的 高太。高太向我们投诉说，她家后面的一间手套制造厂排放大量废气和废水，污染了他们的居住环境，威胁了他们的健康。

　　高太说，该地区的空气严重受到污染。结果，他们晒在外头的衣物，停放在屋前的轿车都布满黑色尘粒，真叫他们头痛！为了防止黑色尘粒飘进屋里，高家两年来不敢开窗。高太最受不了的是那工厂24小时操作，噪音让人听了心烦，夜间还不时发出爆炸声，把他们从睡梦中震醒，以为发生火患。

　　在我做的第一集报导中，我们一一陈述了当地居民所面对的问题，尽管厂家却不愿意接受我们电视台的面访，但我还是得到县市议会和环境局官员针对这个问题的回应。

　　一个月之后，当地居民再向我们投诉，那里的环境污染问题，依然没有获得解决。心有不满的居民协会代表决定召开记者会，邀各大媒体记者前来采访。不只这样，居民还提前放了两条鱼到河里去，来测量河水受污染的程度。

　　当天，在所有记者朋友的见证下，居民协会代表从河中捞起两条死鱼，顿时镁光灯闪个不停。随后，40多个居民还到该塑胶手套制造厂前，高举大字报和平情愿，希望透过媒体向厂家施压。

　　隔天，各大媒体都报导了居民的和平纠察行动，一场厂家和居民展开的拉锯战因而展开。看热闹的阅听人一时还真搞不懂谁是谁非。

　　随着各大报章大势报导这个课题后，该厂委任的公关公司突然主动联络我们，表示愿意安排我们进厂采访和进行拍摄工作。

　　进厂采访过程中，我发现厂方自一月中接到环境局的指示信后，确实已经做了各种措施，包括采用了更亲环境的木削作为燃料、采用烟尘密度侦察器以及调整燃料流进熔炉的速度，以减少燃烧不完的尘粒排出烟囱。另外，他们还在十二条生产线的其中两条，试验性安装隔音防护围栏，以减低噪音。

　　或许，该塑胶手套制造厂在2001年设厂时，根本没有想到塑胶产品的需求量会在这些年来急速成长。近年来SARS的袭击和爱滋病在全球迅速蔓延，导致一些厂家最初构造的排污系统，防噪音设备等等都无法负荷直线上冲的生产量。

　　目前，面对居民的抗议，厂家有的是钱，根本不怕花钱提升防污设备。但是他们根本不能承担暂停生产线所会面对的巨大亏损。面对环境局加强防污设备的额外要求，他们都愿意给予配合。　

　　追根究底，问题的症结在于工业区和住宅区之间没有足够的缓冲区。所以，不管厂家如何加强他们的防污措施，居民还是难以摆脱污染物废渣的影响。

　　该工厂管理层不断强调，他们并没有越界，他们只是在私人土地上设厂。缓冲区不足是地方政府的责任，居民和厂家都是受害者。

　　“我们知道250米的缓冲区的要求，但是目前我们不能做什么了，因为我们的工厂事实上和民宅只相隔一条小河。我们只能说我们的工厂是建在我们拥有的工业地上。”该厂的法律事务经理这样告诉我。

　　我们也从环境局那儿得知这家工厂已经委任了独立研究所就废水和尘粒做过试验，试验结果也显示污染水平符合环境局规定的标准。换句话说，厂家完全遵循1978年空气杂质和环境素质条章的要求。

　　而雪州环境发展委员会主席Datuk 庄祷融也无奈的告诉我，事实上雪州有许多工厂也同样面对缓冲区不足的问题。但是，庄祷融强调，根据环境局的指南条例，设立足够的缓冲区，应该由厂家自己来负责。

　　“这个缓冲区就在你工厂自己的地里面，不能够说缓冲区用我的地一半，公路一半，或用人民的住宅区一半，不可以，要自己的。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话，你就不能够做咯！” Datuk 庄祷融这么强调。

　　此话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是，我们所担心的是，县市议会和环境局设定的指南根本没有法律的约束力，财势雄厚的厂家可以象征性听取他们的意见， 但是有限的土地上，他们根本无法承担起环境保护方面所要求的缓冲区范围呀！

　　县市议会和环境局如果暂时不批准他们的营运执照的话，厂家甚至可以直接到财政部或国际贸易及消费部去投诉。大马政府也希望各项投资蓬勃发展，通常都不会眼睁睁看着重大投资流产，唯有暂时把环境保护指南搁在一旁，让厂家先起厂，将来出现问题时，再来想办法解决。

　　目前工业区在缺乏发展指南和工业种类严格规划的情况下，大家各自为政，在自家土地范围内大展宏图。

　　比如说在同一个工业区，鱼丸厂竟然和铁门制造厂毗邻。虽然一样是小型工业，一样拥有合法执照，一样是建在工业地，但是却引发一箩筐的问题。铁门制造厂的粉末飞到鱼丸上，鱼丸厂的污水流进铁门厂，两家厂互相指责，无法和平共处。地方政府也念在两家厂都得到县市议会的合法经营执照，不只该如何面对厂家之间的纷争。

　　我想当局的当务之急是重新对重、轻或小型工业进行严谨的归类，尽可能让同一性质的工业聚集在一起，以及确保那些会产生噪音或空气污染的工业远离住宅区，避免污染环境和影响附近居民的健康。

　　最最重要的一环，还是尽快把指南制定成法令，以便强制要求厂家在私有工业地上建立足够的缓冲区，不然就不要批准设厂的申请。

　　如果当局还是凡是有商有量，工业执照核发要伸缩性处理的话，我非常担心，将来类似工业发展规划不周所衍生的种种问题还是会浮出台面。居民“有理说不清”的抗议或纠察行动，还会成为媒体记者追踪报导的新闻焦点。

　　我几乎可以预见，未来蒲种BOHOR村垃圾转运站一旦成立，媒体记者肯定又有得忙的了！因为谁都知道，那地点根本就不可能死出500米的缓冲区！城市规划与发展指南可跟可不跟，即使15万人再签名抗议也是枉然。

公正解读黑金属事件

　　以前在大学修读《传媒与文化》这门课时，我们的讲师经常提醒我们，对任何主流文化或次文化的了解，离不开追寻该文化的历史脉络，更离不开深入了解它所经历的转变和政治权利的关系。

　　2006年前夕，警方扫荡旧巴生路一家名为“保罗之家”的店屋，逮捕了380名音乐派对的与会者和过路人，并指他们是黑金属”音乐的成员，正进行着传播“暴力、性爱、反社会、魔鬼”等不良意识 的活动。

　　许多音乐爱好者和非政府组织都抗议政府用强硬的手段来打击青少年次文化的发展。当权者对黑金属的缺乏了解（或根本不愿意多加了解）导致无辜受牵连，一同被抹黑的的音乐爱好者怨声载道。

　　我访问了不少乐团和音乐人，但是他们都无法清楚告诉我大马青少年所热爱和推崇的黑金属究竟是怎样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来目前大马还没有一项学术研究报告，专门分析黑金属音乐在本地的真正涵义，以及对本地青少年的影响。

　　国大人类学博士Dr. Wan Zawawi Ibrahim就认为，任何一种西方音乐一旦引进大马，都会被我国的青少年本土化， 随着不同文化的融汇而产生新的定义。也是国大研究团院长的Dr. Wan Zawawi Ibrahim博士就建议，大马政府应该成立一个专门研究小组，由学术界专家共同研究本土化的黑金属，在大马的定义和影响。

　　博士不断强调，或许我们应该让这些热爱黑金属的青少年出面告诉大众，他们所理解的黑金属究竟是怎样的？让他们自己来说，我们据实记载他们对黑金属的看法和音乐对他们生活产生的变化。我非常赞同，我说如果真有这样的论坛，记得邀请我出席聆听，我想阅读这批青少年的思想，用他们的视角去看他们所热爱的音乐。

　　任何外来次文化的引进，包括各类型的音乐，戏剧，漫画等，都会经过一定程度的修改变更，或跟当地文化的交融与结合。因此，我们看到发源于美国，以黑人音乐、蓝调为基础的摇滚乐，一流传到印尼，已没有大胆激情快节奏的乐风，变成了灵活富地方风味的Rock Manis。

　　同样的，黑金属如果引入大马，由于我国的民情和文化背景和北欧国家不同，这里的青少年也可能创意汲取黑金属乐风，器材安排和表演艺术，摒弃那些和咱们宗教道德伦理不符合的元素，不追随西方黑金属所谓崇拜撒旦的思想，在音乐上去芜存菁。
　
　　如何为本地推崇黑金属的音乐人平反？首先，就必须让学术界专才深入探讨本地青少年对黑金属的理解。在这样专业的研究还没有展开之前，我们将西方所有关于黑金属的推崇精神，表达仪式和信仰完全套用在本地青年身上，说任何喜爱黑金属音乐的我国青年就是偏离宗教，实践邪派音乐，性泛滥，和毒品和酒类挂钩，这是非常不公平和残忍的。

　　但是，我始终认为，断定某种次文化的正与邪，不是宗教家或当权派的专业，而是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心理学家和哲学家的专业。任何涉及文化研究工作的人，如果没有抛弃宗教观，“以人为本”的去研究次文化的形成，那么，这样的研究结果也一定是片面的，可疑的。

　　过去我们都习惯于接受当权派对正统文化或次文化所做出的解释。当权派对次文化的窄化和独霸，只允许一种正统或原始的解释，让所有外来文化被贴上“危险”，“荼毒青少年思想”的负面标签。我们根本不去思考这些外来次文化对我国僵化的主流文化会起怎样的刺激，会对我国平庸的社会带来什么不一样的火花。

　　我们都清楚知道，主流文化好自矜贵，将地下寻求抬头的次文化踩在脚底，无法成形，贱死边缘。当权派总是会滥用权力，以父母宗教观的霸权面目出现，阻止次文化的独立多元发展，确保独霸主流永远不受挑战。

　　目的何在？不外是为了加强集权领导，训练出更多听话的孩子，不让我们的年轻人有批判精神或质疑权威政治的能力。

　　但是，当权派却选择不去理解青少年次文化的流行态势，一味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以偏概全的时候，我们只看到武力，法律和媒体变成了霸权主义者抹黑和打压青少年次文化的工具。

　　就如这次警方处理黑金属事件的方式，为的就是造成独立地下乐团的分崩离析，希望另类音乐胎死腹中，达致有天被主流音乐吃掉的历史规则。结果，被牺牲的不只是任何不见容于既成正统的另类音乐，也抹杀了大马次文化狂野活泼，理性颠覆的能力。

Iskandar和他的地下乐团

　　现年28岁的Iskandar是一个多媒体开发人员。他持有学士学位，是个专业人士。为了追踪黑金属事件，我在律师楼的会客室和他巧遇。当时，他和另两个朋友向人权律师咨询普通百姓被警方在公共场所突袭时，所拥有的基本权利。

　　Iskandar搞地下乐团已经有14年了。他说，他拥有一份正当的工作，周末喜欢和一群志同道合的地下乐团爱好者玩重金属音乐。

　　Iskandar说，玩重金属音乐只是他生活的一部分，并不是他的信仰，他是一名虔诚的伊斯兰教徒，每天作五次礼拜。

　　然而，12月31日，他在旧巴生路一家名为“保罗之家”的店铺，主持地下乐队演唱会而被警方逮捕。

　　“我们尝试解释我们没有玩黑金属音乐，我们玩重金属音乐。重金属乐风很强劲，但是跟黑金属不一样。我们不是小孩子，我们没有吸毒，喝酒，我们尝试解释，警察不理我们。”

　　Iskandar 告诉我，当时被捕的380名青少年当中，有很多是路人，包括在路边印度食档吃夜宵的人，甚至一些在车里休息的无辜受害者。他说，警方当晚并没有给以他们明确的理由，只说是突击检查，要现场所有人出示身份证，随后就把他们尽数带往警局验尿, 直到凌晨五六点才释放他们回家。

　　“尽管警方有权在无逮捕令之下逮捕嫌犯，但是嫌犯绝对有权知道他被逮捕的原因。” 人权律师Amir说，一些受害者告诉他，警方根本没有解释清楚展开大逮捕行动的理由，就尽数捉他们去验尿。

　　更甚的是，一些个案要求见律师却不被允许。更更更荒谬的是，警方在还没有调查清楚这些青少年是否真涉及黑金属之前，就让7名青年嫌犯接受媒体的访问。

　　“宪法保障被捕者得到律师援助的权利。媒体反过来比律师更有接见被捕者的优先权，这是错误的程序。警察应该专业的行事，不应该在扣留嫌犯期间允许媒体访问嫌犯。”

　　十五碑警区主任Mohd.Dzuraidi助理总监说，警方是接获有关黑金属乐队的情报，才展开行动逮捕这些怀疑涉及不健康活动的青少年。警方指他们是“黑金属”成员，进行传播“暴力、性爱、反社会、魔鬼”等不良意识的活动，当场充公了他们的乐器，光碟和一些地下乐团的徽章及宣传品。
　
　　“我们充公到的宣传册子和光碟确实有黑金属元素，有违反我们道德观的崇拜撒旦元素。看他们的歌名，我没有看到他们所说的什么诗歌。他们理应参加政府或被承认的非政府组织举办的新年倒数活动，而非这个偏向不道德，不健康的活动。”Mohd.Dzuraidi助理总监的语气像足了戴着毡帽的宗教师。

　　后来，警方证实音乐会的主办单位，并没有申请娱乐和集会执照，而触犯了1984年娱乐法令第41条文。而当晚警方也逮捕另外4名怀疑非法印制物件，而触犯印刷及出版法令的男子。

　　大马人民之声协调员叶瑞生说，整个逮捕过程中，警方一下说他们“非法集会”、一下说主办单位“没有申请娱乐执照”，一下又说这批青少年涉及黑金属，由始至终无法向现场的被逮捕者解释真正的逮捕原因。
　
　　“如果是说怀疑主办单位没有申请准证的话，那为什么又捉这些青少年去验尿？他应该捉演唱会的主办者就好吗！验尿是怀疑他们吸毒，我们发现警方在做着和他们指控不相符的事。”

　　验尿结果发现380名被捕者中，只有8人证实吸毒，其余百分之98的青少年与毒品无关。

　　针对这一点，人权律师AMER就说，警方必须要接受到合理的投诉或合理嫌疑某人涉及可被逮捕罪案（seizeable offence）, 才能在没有向法庭申请拘留令前，扣留嫌犯，或要求检验他们的尿液。

　　“警方必须要接获合理的投诉，不是任何投诉都动员。对于一些造谣者的投诉，警方必须先调查，确保投诉合理，那么他们才可以采取行动，在没有逮捕令下逮捕嫌烦。此外，如果警方接到可靠的情报，他们也可以在无逮捕令下扣留人。警方也必须作合理的猜疑。”

　　AMER HAMZAH说，在展开突击行动前，警方不可轻信谣言（疑浮罗交怡性派队转移首都）或从个案穿着打扮（打扮时髦穿黑色衣服）就断定这些青少年是提倡魔鬼、性爱、暴力、反社会的叛逆青年。

　　大马独立新闻中心事后也发表文告说，该次的扫荡行动再次证明当政者尝试巩固大众对独立音乐的刻板印象，对次文化有错误观念，一味抹黑打压，企图让青年成为社会风气败坏的代罪羔羊。

　　Iskandar对警察官对黑金属音乐的错误理解感到失望。他说，警方并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证明他们确实涉及黑金属。他告诉我，当晚表演的独立乐团乐风多样化，警方一听到吵杂的金属音乐，就执意认为那是重金属音乐。他有说不出的愤怒。

　　“ 媒体也是的！报导根本不公正，老作些不负责人的报导，记者只听官员的说辞，本身也不懂什么是黑金属就把我们归类为黑金属成员。大众因此听到黑金属就怕，说我们崇拜撒旦，杀羊祭拜撒旦，反宗教和走上歧途。事实并非如此。”

　　事实上，黑金属是极端金属的一种形式，源自于北欧。最重要的内容是撒旦崇拜仪式，反对教权主义和宗教探究。

　　我问Iskandar对黑金属的理解。他尽管没有直接告诉我黑金属音乐和他所爱的重金属音乐的不同，但不断强调：音乐是自由的， 不自由的是人们对某种类型音乐所持有的观念和偏见。

　　“如果你有一个音乐剧场，那是关于宗教仪式的，你会采用魔鬼的音乐吗？你肯定会用因为你想突出宗教的主题，难道这就叫黑金属？它只是娱乐表演的一部分，音乐表演的一部分。”

　　可不是吗？电视节目电台歌曲和电影情节大力倡导性和暴力，妖魔鬼怪光怪陆离违反道德宗教的片段俨然自成逻辑，理直气壮的存在。但是我们却容不下青少年通过音乐来发泄他们对旧有体制的不满，宣泄它们对社会，家庭甚至是宗教组织的情绪。这是什么样的变态心理？

　　Iskandar说，他的父母早已离异，他玩重金属，通过创作，来反映破碎家庭孩子内心的感受。他说，他的音乐纪录现实生活，他并没有陷入迷幻世界。

　“我有一群同样热爱重金属音乐的朋友，我们搞创作，自己写歌，自己制作光碟，和热爱音乐的朋友分享我们的作品，这样犯法吗？不是每个人都一定要喜欢主流音乐吧？我们用自己的音乐唱出自己的想法，和那些飚车族相比，谁在从事不健康的活动？”

　　我看出这位青年对音乐的执著，也听到他内心的呐喊。我猜想，他们不爱主流音乐，不找制作公司帮他们出版光碟，可能他们创作的音乐没有经济市场，不受主流唱片制作人的青睐，但是，他们搞另类音乐的自律和自发制作音乐的坚持和努力，的的确确感动了我。

　　“ 一些年轻人，他们没有空间发泄他们的愤怒，他们选择了毒品和烟酒，因为他们不懂得他们要怎样的人生。我们则决定我们的人生，我们决定玩自己的音乐，音乐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地方，这就是关于我们的一切，人们以为我们是黑金属，这是非常令人沮丧的。” Iskandar 的语调冷峻而深邃，却散发着音乐人最大的魅力。那一刻，我的心是悸动的。

　　Iskandar的分享，让我了解到一个专业诚实的媒体工作者必须时时刻刻准备跳出意识形态的框框，挣脱历史传统和惯性思考的束缚，用温柔包容的心和大胆批判的眼睛去了解这群被抹黑的地下乐团成员的心声。

　　音乐，如同其他次文化如电影，戏剧，漫画一样，只是一种表达想法的媒介，它是促进和平的工具，也是一种艺术。用“黑金属”之名，来将这些青少年“妖魔化”和把他们归类为“邪派”，都是不持平的。

　　我为一些本地报章以“和撒旦一同迎接新年”，“380黑衣帮警局过年”， “380黑金属客被捕”打头条命标题，一竹竿打翻全船人而愤愤不平，更为像 Iskandar一样无辜被抹黑的青少年喊冤叫屈。

　　我不希望媒体的不公正报导和执法组的强硬打压行动，让我们的青少年从此失去理性批判，大胆创作，发挥创意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我写这篇文章，对Iskandar和他的伙伴，还有长期鼓励和推动独立乐团创作的组织——扩音版图的创办人麦伟豪加油打气，也为当晚无辜受牵连的数百名热爱另类音乐的青少年平反。

她不喜欢“难民”这个名字！

　　 Aishah是个害羞的女子，第一次见到她时，我的问题像脱弦的箭，刺中她年轻的心。

　　“如果有选择，你要不要回去你的原生国？”Aishah是大马Rohingya族的第二代。事实上，她根本没有选择权，因为缅甸早就遗弃了她和她的族人。后来，我为自己竟然问出这么一个愚蠢的问题，懊恼不已。

　　大马和缅甸如同两个永远没有交错的桅杆，Aishah对于自己的身份认同异常敏感，也特别脆弱。她正努力紧捉着大马与缅甸这两柱桅杆，试着平衡自己和未来子女的身份航向。

　　“我要回去哪里？我一出生看到的就是这个国家，我根本没有看到其他国家，对我来说，这里就是我的国家。”她的回答，的确震慑住我对飘流的美好想象。

　　我想如果有一天，哪个愣头青突然问我要不要回中国，我大概也会有像Aishah 这样的笃定。当然，我比Aishah幸福太多，我可是有身份证，享有公民权的大马人。

　　“我的父母逃难，他们没有选择。可是，我们这一代并没有逃呀！” 听得出, "难民"这个称呼，对Aishah 和她的一对子女来说，是多么残酷的名字。因此，Aishah 对Rohingya族人的来处和自己继承的尴尬身份，醒目，并且坚持。

　　在那个动荡的时代，Rohingya族就这样被逼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今天，他们踏实的在大马定居了，他们的第二代和第三代也诞生于这个国土，但诡异的是，身份的认同与归宿感，却如20年前逃难时一样，日日夜夜反反复复在他们的心中交战着……

　　结果，他们的后代尽管没有上一代的苦难，但是他们却是在毫无选择之下，遗传了上一代的漂流……“难民”成了他们共同的名字，也是他们挥也挥不去的生命缺口！

　　和许许多多在大马诞生的Rohingya 族年轻人一样，Aishah 还在等待大马政府给Rohingya族人签发临时身份证，让他的子女可以在大马接受正规教育，将来有一纸文凭，可以从事更好的职业，一点一滴地展开自身的丰饶生命之旅。

　　或许，苦难本身并不动人，动人的是：有人可以因为它, 而透视一些什么；苦难本身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有人还在那里漠视，不愿做出什么。

无私的人道关怀

　　今早的“爱—开唛无障碍”电台节目，主持人彪民和李璘穿针引线，让听众了解我国政治难民的处境和面对的问题。我发现，许多听众都很理性的讨论这个课题。

　　由于在2004年，大马政府原则上已经承认了1万名无国籍的Rohingya族为政治难民，让他们能够享有合法工作和受教育的权利。但是, 这个承诺至今还没有兑现，Rohingya族人的后裔目前还是没有办法到正统学校上课，不能合法工作，引起媒体的关注。

　　而根据Rohingya族人权组织提供的数据，截至2005年7月，还有300多名的Rohingya族政治难民被大马执法人员逮捕，并关在大马各扣留营里。

　　许多听众都认为，大马政府应该赐予这些政治难民基本的权利，包括让他们合法工作和受教育的权利。我觉得这就是社会良知，这就是对生命尊严、对“人”的公平关爱、理性关怀。我庆幸收听这个节目的听众都可以从细微处，看到大马政府处理难民问题的纰漏和不足点，勇敢提出看法，提出理性批评。

　　一名男听众甚至批评大马政府在答应收留政治难民方面存有双重标准，只承认Rohingya族和菲律宾南部的穆斯林政治难民，而不承认同样来自缅甸，但是因为信奉基督教而遭宗教迫害的钦族(CHIN)政治难民。 　　老实说，在我作这个报道的过程中，这个问题不只一次在我脑海中盘旋，这是相当敏感的一块。因为，如果真要从“维护人权”的角度来看，我们确实应该在确定他们的确在原生国面对政治或宗教迫害后，就应该基于无私的人道关怀，给予这些政治难民同等的保护。

　　但是，我们的政府却说，内阁需要更多时间去调查其他族群（CHIN, KAREN等）难民的身份和逃难背景，才决定该不该承认他们或暂时收留他们。换句话说，查明这些难民的来处后，大马政府将来也可能给予他们人道保护。

　　这么一来，在目前这片模糊不清的灰色地带，没有人敢质疑政府的诚意，媒体的报道角度，也不敢斗胆轻骂政府在处理政治难民的课题上不公正。

于是，我们只好专注报道政府原则上答应保护的Rohingya族难民群体所面对的生活困境，希望在这里居留了10多20年的约1万名Rohingya族难民真正得到政府的援助。大马Rohingya族人权组织主席的Zafar Ahmead告诉我们，过去一年来，他们还是经常被移民厅官员和警方逮捕、扣留，甚至把他们流放到边界地区，或遣送他们回国。

　　“我本身在过去10年来，就曾经被逮捕12次，被关在扣留营，被流放到边界地区。我写信给大马人权委员会、人民之声等寻求协助，但是我们族人的生活，人身自由、基本人权还是没有获得保障。”

　　因此，Rohingya族难民希望大马政府履行承诺，给他们合法的难民地位，并提供他们临时身份证，允许他们在大马合法工作和受教育。

　　我想：如果连没有国籍的Rohingya 族还依然遭逮捕和遣返回国，那么，我们根本不用再要求政府怜悯其他来自缅甸的寻求庇护者了。这方面，大马政府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

　　“我们将把他们（CHIN , KAREN等缅甸政治难民）流放到边界地区，过后就不再是我们的责任了，我们不需要基于人道主义，对这些不是我国公民的难民负责。但是如果联合国难民最高专员署（UNHCR）为他们注册，签发给他们难民证，把他们送到第三国家，我们会全力支持。”首相署部长DATUK SERI NAZRI的回应直截了当。

　　尽管我们知道还有几万名非穆斯林难民在大马非法逗留，这些人，一旦被遣返回缅甸，可能会遭到宗教迫害。但是NAZRI重申，大马政府并没有签署1951年关于难民国际保护的日内瓦公约，移民厅官员和警方有权援引1959/1963年的移民法令来逮捕、扣留和遣送那些没有合法文件的外来移民（当中可能包括无法证明身份的政治难民）回国。对于那些没有合法证件的外来移民，一旦罪成，他们可被施于6下鞭笞，最高5年的监禁刑罚，或被罚款最高1万令吉。

　　为了避免政府错把政治难民当成非法外劳来对待，联合国难民最高专员署代表Volker Turk就表示，难民署在资源分享方面，愿意给以大马政府全力配合。 因为，只要加速鉴定政治难民地位的程序和工作，政治难民才能尽快拥有合法的身份，从此光明正大的在大马工作。他们的子女，也才能摆脱文盲的桎梏，并得到医疗卫生保障。


　　所以，在联合国难民最高专员署和内阁还没有达致共识，携手拟出难民地位的认同机制之前，我们忙着讨论难民培训配套或大马容纳难民的社会条件等都是枉然！

隐形的群体——政治难民

《难民之声》报道出街后，接到许多观众的询问电话。其中一个从事餐饮业的老板娘告诉我，常常有难民找上她的餐馆讨工作，她不晓得该不该聘用他们。

“这些难民都有联合国难民最高专员署（UNHCR）所发出的信件，他们逃难很可怜，有些还带着孩子，我们聘用他们犯法吗？”

我直接告诉这个善良的老板娘，大马政府并没有签署1951年联合国关于难民国际保护的公约，因而也不承认这些蜂拥到我国避难的难民。

“如果你真要聘用难民的话，请详细阅读他们持有的信件，如果是来自缅甸Rohingya 族人，你大可冒险聘用他们。” 用“冒险”这个词儿， 并非故意要让这位女士不安， 因为Rohingya族人的逃难背景相当复杂，身份更是敏感。

根据1982年的公民法，缅甸政府不承认Rohingya族为土著公民，造成Rohingya族成了无国籍民族。

80年代开始，Rohingya族人不断受到迫害，他们的行动自由受到限制，如果没有官方许可，他们就不能离开村子。属于没有国籍的Rohingya族人自此逃亡到孟加拉、泰国，和大马士等边境国家寻求庇护。

目前保守估计，大马有高达1万4千名的Rohingya 族难民。他们通常举家从缅甸逃到我国，组织成7到8个成员的大家庭。

在2004年11月，我国政府基于人道关怀，原则上承认我国1万名无国籍的Rohingya 族人为政治难民，并承诺给予他们临时身份证。

问题是，过去一年多来，大马政府并没有履行承诺, 也就是签发临时身份证给Rohingya 族，让他们拥有合法的身份，在大马找生活，以及自由融入社会各服务体系里。

结果，许多Rohingya 族人和其他逃到我国避难的缅甸少数民族如Chin 、Karen以及印尼亚齐省的政治难民一样，经常遭当局（移民厅官员和警方）肆意逮捕，扣留或流放到边界区域，不理他们的死活。

大马钦族难民委员会的协调员 Simon告诉我们，大多数的钦族难民是通过代理公司从泰国边界潜入大马。他们每人平均向代理人缴付2千到2千500令吉不等的“非法入境手续费”。

但是，来到大马，不少钦族寻求庇护者被大马移民厅官员逮捕。Simon 说， 目前估计有400到500个钦族寻求庇护者，被关在大马各扣留营里。每人平均被关半年至一年后，就会被当局流放到缅甸和泰国边界区域。

“当他们被流放到边界地区，那边已经有代理人在等着， 把他们关在房间或货柜箱里，要求他们联络在大马的朋友赎回他们。”

很多被流放的钦族寻求庇护者，都联络不上他们的朋友，付不起赎金，最终沦为被贩卖的人蛇，被代理人卖到边界渔船工作。他们可说是受尽煎熬，一些失踪，一些则不幸死亡。那些有幸再度潜入大马的钦族人，还是摆脱不了再被逮捕，扣留，然后被流放或遣返回国的恶性循环。

对于这些在法律上不被承认的政治难民，即使他们都持有UNHCR发出的难民证，他们最多只能在我国居留，不能合法工作或受正统的教育。

“原来他们只能住在这里，不被允许工作呀？那么，他们怎么生活？”

这位女士对大马政府居然没有一个处理难民的有效政策，感到非常惊讶和困惑。

看，普通百姓都有这种人文关怀。我们的政府却眼睁睁看着1万多名没有国籍的Rohingya 族人在我国居住了10多20年，在这里诞下第二代第三代了，却不肯正视这些难民的基本权益和未来。

结果，回不了原生国的难民，只能继续偷偷摸摸的找生活，做些所谓3D（dirty, dangerous and difficult ）肮脏、危险和艰难的工作，靠微薄的收入养家糊口。他们最多在工地、收集垃圾领域或餐馆工作。

最可悲的是，他们的下一代竟也无法在大马获到最基本的教育。

“我希望我的孩子有机会上学，这样才不会学坏；如果没有上学，每天无所事事，变坏的机率就比较高。现在我的孙子也到了适学年龄，但还不能上学。”一个Rohingya族妇女无奈的道出他对孩子未来的担忧。

要知道，剥夺难民接受教育的权利所付出的社会代价是难以估计的。假如一些儿童眼中的世界只有暴力、贫穷和剥削，而没有其他东西，那么，他们的未来，还有希望吗？

“想上学却没得上，心里真的很难过。看到人家上学，自己也很想上。（因为不识字）要去哪里都不行，不懂搭巴士。”　一个早婚的Rohingya族少女因为不能和同龄孩子一样上学读书，内心非常感慨，接受我们的访问时热泪盈眶。


非政府组织Tenaganita 和人民之声都认为，除了保障难民的工作权，扫盲与教育是事关难民未来及其可持续发展的一项永久性投资。 他们都促请大马政府和联合国难民最高专员署密切合作，加速鉴定Rohingya 族难民身份的程序，尽快签发合法证件给他们，让他们可以光明正大的在大马工作，也让他们的子女有机会受教育。

在我国，单单是缅甸和印尼亚齐难民，就有5万多人。这还不包括来自泰国，菲律宾南部，孟加拉等国的难民。这些难民大部分聚集在巴生河流域地区，有者还住在森林里。

在钦族难民委员会的引领下，我们去了Putrajaya森林，亲身了解钦族难民，在聚落如何挣扎求存。在Putrajaya森林里的三个据点，住了近700名为了逃避缅甸军政府的迫害而逃前来我国寻求庇护的缅甸钦族人。

事实上，不管他们是否拥有难民证或是“under confirmation letter”, 简称UC信，他们都不可以在我国合法工作。结果，工资以日薪计算的钦族难民一律被视为“非法移民”，受尽雇主和执法人员的“合法”剥削。

“我们在布城工作，做些散工找生活，拿到薪水的话，警方就来骚扰，半途等我们，搜身要钱。我们没钱的话，就送我们去警局。”山上的钦族难民无奈的说。

拥有100万人口的钦族，是缅甸的少数民族。由于缅甸是个佛教国，而大部分钦族却信奉基督教，因而受到歧视和迫害。 80年代中旬，钦族人成立了钦族组织（Chin National Front），与军政府对抗，以争取钦邦独立。自此，军政府肆意捉拿任何怀疑支援这个组织的钦族人，甚至把他们折磨致死。


逃到我国后，他们的生活并不好过。没有身份，导致这些难民必须躲躲藏藏，山头聚落卫生条件极差，他们的患病率非常高。

由于他们无法得到政府的医疗援助，许多难民生病了，也不去看医生。因为一旦病了，他们和外国游客一样，必须缴付比本地人高出许多倍的医疗费。

可是，我们都知道，难民和游客不一样，他们并非持着通行证前来我国旅游，有者更是连身份证和护照都没有的无国籍政治难民，就比如Rohingya族难民，他们是在没有选择之下，才到我国寻求政治庇护。



目前，内阁正计划为政治难民提供培训，把难民妇女训练成家庭女佣，男的训练成建筑工人。由副首相 DATUK SERI NAJIB TUN RAZAK 为首的内阁特别委员会，将负责策划这项训练计划的执行内容。

可是呀！我们都知道，在大马，执法当局一再未能把寻求庇护者跟没有证件的非法外劳（经济难民）区分，使寻求庇护者和难民经常遭执法人员骚扰、威胁勒索、 殴打和性侵害，不少难民更在扣留营里死亡。


我想，在还没有推行什么训练难民成为有素质的建筑工人或家庭女佣之前，脑袋稍微清醒的人都知道，大马政府和UNHCR的当务之急，是设定一个鉴定难民地位的共同标准。因为这一刻，肯定他们的存在，给予他们难民地位，比什么都重要，不是吗？

备注：政治难民是指那些因为国家内战，或因为种族、宗教、国籍、政治理念的不同，或者成为某特定社会组织会员而受到迫害，前来我国寻求庇护者；非法外劳或经济难民，则是那些没有合法的证件，由于自己国家经济条件不好，而前来我国寻求更好的工作机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