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山危机的祸根

　　我最近处理一则有关华人义山地被侵占的课题，采访过程不是很顺利。

　　有人向我们提供情报，说雪州万宜一个前马华领袖（也是前县议员）的家族霸占华人义山地长达半个世纪。5年前，这个姓高的家族还向市议会申请报废部分义山地（但不成功），并公然在义山地建造自己的私人洋房。

　　一个马华“拿督级”领袖透过电话，好言劝我不要追踪报导这个个案。他说，他正在处理这个义山土地纷争，希望达致“双赢方案”，在这个双赢方案出炉之前，他不希望媒体报导这个“敏感课题”。

　　“你知道吗，他是一个70多岁的老人家，我希望你不要去骚扰他。我已经打电话给你的上司，不要作这个报导。”这个拿督语气温和，但是句句有命令的意味儿，我听了心里很不是味道。

　　我没有想到这个拿督也顺便帮我取消了我和一义山理事的约访，让我在万宜白等了两个多小时。我当时非常的懊恼，对之前激情澎湃，深明大义的老人突然临阵退缩百思不解。电话中，老人解释，这个拿督已经答应会帮他达致“双赢方案”，他不想张扬。

　　实在沉不住气的我很无礼的在电话中对正义老人喊话：“你真的以为这些拿督果真能帮到你吗？你告诉我，什么叫双赢？人家的私人豪宅可以建在你们管理的义山地上5年多了屹立不倒，你们抗议这么多年，私下找过那么多拿督帮忙，哪一个不是说要帮你们达致双赢？今天到底谁赢了？”挂上电话前，我记得我还骂了老人“天真幼稚”！

　　后来的后来，正义老人考虑了一个晚上，隔天还是答应出来接受我的访问。他的良心召唤他出来爆出义山地被地方领袖霸占的因由。（这个报导将在5月27日的追踪档案节目中播出）

　　另外两个华人义山也发生“生人霸占死人地”的事件。甲洞华人义山面对发展商把部分的墓地，列为休闲区的问题，造成义山边缘的175个老坟墓或被迫搬迁。

　　我访问了甲洞华人义山的法律顾问，他向我出示了发展商的图册，说发展商委任的土地测量师当初在测量购买的土地范围时，就已经把义山近0.5英亩的地段划入蓝图，存心霸占义山地。他们会采取法律途径，搜集义山地被侵占的资料，向当局申请土地的拥有权。

　　可是，访问完毕才回到公司，我就接到该名律师的来电，说他接到发展商的施压，也为了不影响自己的事业，因此要求我不要将访问他的片段播出街。为了尊重受访者，我们答应了。接着，这个律师还马上给我传真一封公函，白纸黑字写明我们电视台务必要遵守诺言，不可将他的针对义山地被侵占的任何谈话播出，否则，他将保留法律追溯权。

　　后来，一位理事知道此事后，在电话中愤愤不平的说，当初义山边缘十几个老坟下陷倒塌时，这位律师第一个提议理事们去坟场拉布条，以对发展商施压。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律师今天在面对涉及民族大义的课题时，居然会不愿意出来讲句公道话。

　　这位充满正义感的理事说他不明白，我听后更不明白。

　　我不明白老坟为何被迫搬迁？我不明白老坟后裔在和发展商谈判搬迁赔偿金时，为何没有咨询义山理事会？我不明白每一个私下赔偿背后究竟对义山整体权益造成多大伤害、多少义山历史惨痛的牺牲得不到补偿？我不明白官商勾结成为政治核心动力的时候，华社为何还不认清一小撮为牟取暴利的所谓“华社领袖”其实就是义山危机的祸根？

　　事实上，只要是权力所需，义山地随时可以被权势者一寸寸吞噬；法律的解释可以被扭曲；民主程序可以被推翻。最后，在深不可测的诡计里，那些不知廉耻的权势者不怕公然违宪、卖弄伎俩，只要能霸占公家墓地，也就是现在的发展黄金地！

　　我们不是常说，宗教墓地是神圣不能遭侵犯的吗？我们不是认定义山就是一个城市的灵魂、先贤的史记和民族的根基吗？但是在我们高喊捍卫义山、美化义山的同时，为何却少了担当义山历史的道德勇气、对其文化内涵和涉及的法律范围缺乏彻底的认知和梳理，导致今天权势者有机会在法律灰色浑浊区，理直气壮的模糊了我们的双眼、抽掉我们对宪法中保护宗教墓地的黑白概念？

　　一块阴森森、蚊虫滋长、杂乱无章的义山地，我们拼死老命捍卫它来干什么？谁曾认真思考过它未来的定位和前景？它承载些什么传统“气质氛围”值得我们去保存？该怎么美化义山、规划义山？又以什么准绳作规划？

　　我很单纯的希望，有天义山能成为城市的绿肺、历史文物和古迹，以及城市发展中不能取代的风景；我更希望，将来我们的孩子们可以毫无恐惧的，在先人的长眠之地休闲、游览充电、发思古之幽情、考察阅读、吟一首诗，或和百年前逝世的地方名人作心灵的对话。

　　但是，在作这个报导的访问过程当中，当各义山理事还在讨论如何妥协、如何缔造双赢、如何面面俱到；有者甚至还在为如何把义山地“租借出去”给权势者拟合约，根本不了解自身职责（没认清他们只有管理权，没有拥有权的事实）之时，老实说，我很怀疑，这批老理事到底为我们华族、为我们的义山提供了什么前瞻未来的可能？

　　于是，在遭破坏或被迫搬迁的老坟前，我和他们一样手足无措、进退失据、垂首肃穆、深深的叹息…….

隐性采访手法的误区

　　4月1号，我们的节目通过隐性采访手法，揭露肋一名医生售卖假病单和假医药报告的违规行为。 　　

　　报导出街后，我接到不少观众朋友发来的手机短讯，一些赞叹该集偷拍偷录的隐性采访手法非常精彩、很好看，有者说“very good show”！就连我们的上司也告诉我们,　他对我们该集报导的呈现方式感到满意，因为——“it’s very interesting !”（报导非常有趣） 　　

　　老实说，面对这样的回馈，我很难在第一时间整理我的思绪，心里就觉得有些不安。思想沉淀一段时间后，我的不安与焦虑渐渐明朗。原来我在担心，我们的呈现出来的报导，会将隐性采访手法“合理化”，或更严重的将之“大众化”。这是我们最不想看到的负面影响。 　　

　　调查性报导是近代新闻写作中最进步也最复杂的一种报道。由它几乎完全以政府机构为对象，最终目的当然是监督政府、实践社会正义的先锋。 　　
　　
　　调查报道非常重视证据，重视文件搜集，分析和解释。所以，在发掘社会的黑暗及政府贪渎伪善的“隐藏事实” 时，我们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去搜集证据、去调查事件的来龙去脉。首先，记者就必须有足够能力去辨别资料的真伪，确认消息的可靠性，维护大众的知情权和资讯自由流通的重要性。 　　

　　我们认为，隐性采访手法是调查报道使用的其中一个工具而已。所谓的隐性采访包括使用特别技巧如乔装，针孔相机偷拍偷录，窃听，诱陷，秘密行动等。 　　

　　由于隐性采访手法涉及众多法律问题尤其牵涉到公民，法人的权利的保护问题，记者必须是已经尝试运用其他采访手法不遂后才能采用。它绝对不是一个取得机密文件或资讯的捷径（shortcut）, 而是顾及广大群众利益和知情权的一种“能免则免”的手法。 　　

　　为什么呢？ 因为它所用的方法，有时超越了记者的职责，会引起法律上的纷争。在了解事实真相而不断发现、搜寻证据的过程中，记者如果没有核实证据，只贪方便，滥用隐性采访手法挖掘秘密资讯，没有从法律的视角来探索和思考，那么，这将使我们陷入媒体侵权官司的尴尬窘境。 　　

　　因此，在使用隐性采访手法之前，记者有必要评估这些手法所带来的负面后果；它对媒介本身公信力的冲击；记者选择使用这些手法的最初动机；媒体编采方针及原则和法律牵连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减低伤害，建立公信，客观中立，追求真理”是隐形采访手法不能妥协的基本原则。 　　
　　
　　换句话说，当记者觉得某个课题值得报道，因为它关乎全民利益，但记者又找不到其他管道或方法得到秘密资讯，隐性采访才会受到考虑。 　　
　　
　　即使是记者已经成功为自己的隐性采访手法找到了合法性的支点，记者也必须反复再问：为什么要做这个报导？这个报导出街后，谁会受到伤害？谁又会得到帮助？有没有其他更好的管道得到资讯？这样的手法有否利惠大众？记者究竟实践了什么原则和价值观？ 　　

　　报道过程中，记者不接受任何诱导，包括任何形式的贿赂，不应有偏颇的言论立场，不受消息来源的支配，以便做出有利于大众的揭露性报道。 　　

　　为了避免隐性采访手法被滥用，最终摧毁了媒体的公信力，记者有必须认真思考以下的问题：媒体是否遵守伦理标准？对一般民众的隐私权是否尊重？意见和事实是否分开？如何避免受商业势力或政党的介入而坚持报导应该报导的事实？报导是否公平、公正和正确无误？ 　　

　　作为大马少有的调查报导节目，我们多么希望能通过深入研究，详尽剖析和生动的事例，发挥为社会引路，和监督政府的感染力。但是在这一切理想实现之前，我们同时了解到整个环境和资源的局限性，因此步步为营、装备自己，先来认清隐性采访手法的误区。 　　

　　我真诚希望媒体系的学生，媒体人或观众朋友看了这篇文章后，将来看到我们采用隐性采访手法时，可以从“很好看”这样感官层面，提升到探讨“报道出现的原因，含意和影响”更深层的思考判断层面去。

工业规划不周的弊病

　　一个月前，我做了一个关于环境污染的报导，也因此认识了家住Sungai Buluh的 高太。高太向我们投诉说，她家后面的一间手套制造厂排放大量废气和废水，污染了他们的居住环境，威胁了他们的健康。

　　高太说，该地区的空气严重受到污染。结果，他们晒在外头的衣物，停放在屋前的轿车都布满黑色尘粒，真叫他们头痛！为了防止黑色尘粒飘进屋里，高家两年来不敢开窗。高太最受不了的是那工厂24小时操作，噪音让人听了心烦，夜间还不时发出爆炸声，把他们从睡梦中震醒，以为发生火患。

　　在我做的第一集报导中，我们一一陈述了当地居民所面对的问题，尽管厂家却不愿意接受我们电视台的面访，但我还是得到县市议会和环境局官员针对这个问题的回应。

　　一个月之后，当地居民再向我们投诉，那里的环境污染问题，依然没有获得解决。心有不满的居民协会代表决定召开记者会，邀各大媒体记者前来采访。不只这样，居民还提前放了两条鱼到河里去，来测量河水受污染的程度。

　　当天，在所有记者朋友的见证下，居民协会代表从河中捞起两条死鱼，顿时镁光灯闪个不停。随后，40多个居民还到该塑胶手套制造厂前，高举大字报和平情愿，希望透过媒体向厂家施压。

　　隔天，各大媒体都报导了居民的和平纠察行动，一场厂家和居民展开的拉锯战因而展开。看热闹的阅听人一时还真搞不懂谁是谁非。

　　随着各大报章大势报导这个课题后，该厂委任的公关公司突然主动联络我们，表示愿意安排我们进厂采访和进行拍摄工作。

　　进厂采访过程中，我发现厂方自一月中接到环境局的指示信后，确实已经做了各种措施，包括采用了更亲环境的木削作为燃料、采用烟尘密度侦察器以及调整燃料流进熔炉的速度，以减少燃烧不完的尘粒排出烟囱。另外，他们还在十二条生产线的其中两条，试验性安装隔音防护围栏，以减低噪音。

　　或许，该塑胶手套制造厂在2001年设厂时，根本没有想到塑胶产品的需求量会在这些年来急速成长。近年来SARS的袭击和爱滋病在全球迅速蔓延，导致一些厂家最初构造的排污系统，防噪音设备等等都无法负荷直线上冲的生产量。

　　目前，面对居民的抗议，厂家有的是钱，根本不怕花钱提升防污设备。但是他们根本不能承担暂停生产线所会面对的巨大亏损。面对环境局加强防污设备的额外要求，他们都愿意给予配合。　

　　追根究底，问题的症结在于工业区和住宅区之间没有足够的缓冲区。所以，不管厂家如何加强他们的防污措施，居民还是难以摆脱污染物废渣的影响。

　　该工厂管理层不断强调，他们并没有越界，他们只是在私人土地上设厂。缓冲区不足是地方政府的责任，居民和厂家都是受害者。

　　“我们知道250米的缓冲区的要求，但是目前我们不能做什么了，因为我们的工厂事实上和民宅只相隔一条小河。我们只能说我们的工厂是建在我们拥有的工业地上。”该厂的法律事务经理这样告诉我。

　　我们也从环境局那儿得知这家工厂已经委任了独立研究所就废水和尘粒做过试验，试验结果也显示污染水平符合环境局规定的标准。换句话说，厂家完全遵循1978年空气杂质和环境素质条章的要求。

　　而雪州环境发展委员会主席Datuk 庄祷融也无奈的告诉我，事实上雪州有许多工厂也同样面对缓冲区不足的问题。但是，庄祷融强调，根据环境局的指南条例，设立足够的缓冲区，应该由厂家自己来负责。

　　“这个缓冲区就在你工厂自己的地里面，不能够说缓冲区用我的地一半，公路一半，或用人民的住宅区一半，不可以，要自己的。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话，你就不能够做咯！” Datuk 庄祷融这么强调。

　　此话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是，我们所担心的是，县市议会和环境局设定的指南根本没有法律的约束力，财势雄厚的厂家可以象征性听取他们的意见， 但是有限的土地上，他们根本无法承担起环境保护方面所要求的缓冲区范围呀！

　　县市议会和环境局如果暂时不批准他们的营运执照的话，厂家甚至可以直接到财政部或国际贸易及消费部去投诉。大马政府也希望各项投资蓬勃发展，通常都不会眼睁睁看着重大投资流产，唯有暂时把环境保护指南搁在一旁，让厂家先起厂，将来出现问题时，再来想办法解决。

　　目前工业区在缺乏发展指南和工业种类严格规划的情况下，大家各自为政，在自家土地范围内大展宏图。

　　比如说在同一个工业区，鱼丸厂竟然和铁门制造厂毗邻。虽然一样是小型工业，一样拥有合法执照，一样是建在工业地，但是却引发一箩筐的问题。铁门制造厂的粉末飞到鱼丸上，鱼丸厂的污水流进铁门厂，两家厂互相指责，无法和平共处。地方政府也念在两家厂都得到县市议会的合法经营执照，不只该如何面对厂家之间的纷争。

　　我想当局的当务之急是重新对重、轻或小型工业进行严谨的归类，尽可能让同一性质的工业聚集在一起，以及确保那些会产生噪音或空气污染的工业远离住宅区，避免污染环境和影响附近居民的健康。

　　最最重要的一环，还是尽快把指南制定成法令，以便强制要求厂家在私有工业地上建立足够的缓冲区，不然就不要批准设厂的申请。

　　如果当局还是凡是有商有量，工业执照核发要伸缩性处理的话，我非常担心，将来类似工业发展规划不周所衍生的种种问题还是会浮出台面。居民“有理说不清”的抗议或纠察行动，还会成为媒体记者追踪报导的新闻焦点。

　　我几乎可以预见，未来蒲种BOHOR村垃圾转运站一旦成立，媒体记者肯定又有得忙的了！因为谁都知道，那地点根本就不可能死出500米的缓冲区！城市规划与发展指南可跟可不跟，即使15万人再签名抗议也是枉然。

公正解读黑金属事件

　　以前在大学修读《传媒与文化》这门课时，我们的讲师经常提醒我们，对任何主流文化或次文化的了解，离不开追寻该文化的历史脉络，更离不开深入了解它所经历的转变和政治权利的关系。

　　2006年前夕，警方扫荡旧巴生路一家名为“保罗之家”的店屋，逮捕了380名音乐派对的与会者和过路人，并指他们是黑金属”音乐的成员，正进行着传播“暴力、性爱、反社会、魔鬼”等不良意识 的活动。

　　许多音乐爱好者和非政府组织都抗议政府用强硬的手段来打击青少年次文化的发展。当权者对黑金属的缺乏了解（或根本不愿意多加了解）导致无辜受牵连，一同被抹黑的的音乐爱好者怨声载道。

　　我访问了不少乐团和音乐人，但是他们都无法清楚告诉我大马青少年所热爱和推崇的黑金属究竟是怎样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来目前大马还没有一项学术研究报告，专门分析黑金属音乐在本地的真正涵义，以及对本地青少年的影响。

　　国大人类学博士Dr. Wan Zawawi Ibrahim就认为，任何一种西方音乐一旦引进大马，都会被我国的青少年本土化， 随着不同文化的融汇而产生新的定义。也是国大研究团院长的Dr. Wan Zawawi Ibrahim博士就建议，大马政府应该成立一个专门研究小组，由学术界专家共同研究本土化的黑金属，在大马的定义和影响。

　　博士不断强调，或许我们应该让这些热爱黑金属的青少年出面告诉大众，他们所理解的黑金属究竟是怎样的？让他们自己来说，我们据实记载他们对黑金属的看法和音乐对他们生活产生的变化。我非常赞同，我说如果真有这样的论坛，记得邀请我出席聆听，我想阅读这批青少年的思想，用他们的视角去看他们所热爱的音乐。

　　任何外来次文化的引进，包括各类型的音乐，戏剧，漫画等，都会经过一定程度的修改变更，或跟当地文化的交融与结合。因此，我们看到发源于美国，以黑人音乐、蓝调为基础的摇滚乐，一流传到印尼，已没有大胆激情快节奏的乐风，变成了灵活富地方风味的Rock Manis。

　　同样的，黑金属如果引入大马，由于我国的民情和文化背景和北欧国家不同，这里的青少年也可能创意汲取黑金属乐风，器材安排和表演艺术，摒弃那些和咱们宗教道德伦理不符合的元素，不追随西方黑金属所谓崇拜撒旦的思想，在音乐上去芜存菁。
　
　　如何为本地推崇黑金属的音乐人平反？首先，就必须让学术界专才深入探讨本地青少年对黑金属的理解。在这样专业的研究还没有展开之前，我们将西方所有关于黑金属的推崇精神，表达仪式和信仰完全套用在本地青年身上，说任何喜爱黑金属音乐的我国青年就是偏离宗教，实践邪派音乐，性泛滥，和毒品和酒类挂钩，这是非常不公平和残忍的。

　　但是，我始终认为，断定某种次文化的正与邪，不是宗教家或当权派的专业，而是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心理学家和哲学家的专业。任何涉及文化研究工作的人，如果没有抛弃宗教观，“以人为本”的去研究次文化的形成，那么，这样的研究结果也一定是片面的，可疑的。

　　过去我们都习惯于接受当权派对正统文化或次文化所做出的解释。当权派对次文化的窄化和独霸，只允许一种正统或原始的解释，让所有外来文化被贴上“危险”，“荼毒青少年思想”的负面标签。我们根本不去思考这些外来次文化对我国僵化的主流文化会起怎样的刺激，会对我国平庸的社会带来什么不一样的火花。

　　我们都清楚知道，主流文化好自矜贵，将地下寻求抬头的次文化踩在脚底，无法成形，贱死边缘。当权派总是会滥用权力，以父母宗教观的霸权面目出现，阻止次文化的独立多元发展，确保独霸主流永远不受挑战。

　　目的何在？不外是为了加强集权领导，训练出更多听话的孩子，不让我们的年轻人有批判精神或质疑权威政治的能力。

　　但是，当权派却选择不去理解青少年次文化的流行态势，一味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以偏概全的时候，我们只看到武力，法律和媒体变成了霸权主义者抹黑和打压青少年次文化的工具。

　　就如这次警方处理黑金属事件的方式，为的就是造成独立地下乐团的分崩离析，希望另类音乐胎死腹中，达致有天被主流音乐吃掉的历史规则。结果，被牺牲的不只是任何不见容于既成正统的另类音乐，也抹杀了大马次文化狂野活泼，理性颠覆的能力。

Iskandar和他的地下乐团

　　现年28岁的Iskandar是一个多媒体开发人员。他持有学士学位，是个专业人士。为了追踪黑金属事件，我在律师楼的会客室和他巧遇。当时，他和另两个朋友向人权律师咨询普通百姓被警方在公共场所突袭时，所拥有的基本权利。

　　Iskandar搞地下乐团已经有14年了。他说，他拥有一份正当的工作，周末喜欢和一群志同道合的地下乐团爱好者玩重金属音乐。

　　Iskandar说，玩重金属音乐只是他生活的一部分，并不是他的信仰，他是一名虔诚的伊斯兰教徒，每天作五次礼拜。

　　然而，12月31日，他在旧巴生路一家名为“保罗之家”的店铺，主持地下乐队演唱会而被警方逮捕。

　　“我们尝试解释我们没有玩黑金属音乐，我们玩重金属音乐。重金属乐风很强劲，但是跟黑金属不一样。我们不是小孩子，我们没有吸毒，喝酒，我们尝试解释，警察不理我们。”

　　Iskandar 告诉我，当时被捕的380名青少年当中，有很多是路人，包括在路边印度食档吃夜宵的人，甚至一些在车里休息的无辜受害者。他说，警方当晚并没有给以他们明确的理由，只说是突击检查，要现场所有人出示身份证，随后就把他们尽数带往警局验尿, 直到凌晨五六点才释放他们回家。

　　“尽管警方有权在无逮捕令之下逮捕嫌犯，但是嫌犯绝对有权知道他被逮捕的原因。” 人权律师Amir说，一些受害者告诉他，警方根本没有解释清楚展开大逮捕行动的理由，就尽数捉他们去验尿。

　　更甚的是，一些个案要求见律师却不被允许。更更更荒谬的是，警方在还没有调查清楚这些青少年是否真涉及黑金属之前，就让7名青年嫌犯接受媒体的访问。

　　“宪法保障被捕者得到律师援助的权利。媒体反过来比律师更有接见被捕者的优先权，这是错误的程序。警察应该专业的行事，不应该在扣留嫌犯期间允许媒体访问嫌犯。”

　　十五碑警区主任Mohd.Dzuraidi助理总监说，警方是接获有关黑金属乐队的情报，才展开行动逮捕这些怀疑涉及不健康活动的青少年。警方指他们是“黑金属”成员，进行传播“暴力、性爱、反社会、魔鬼”等不良意识的活动，当场充公了他们的乐器，光碟和一些地下乐团的徽章及宣传品。
　
　　“我们充公到的宣传册子和光碟确实有黑金属元素，有违反我们道德观的崇拜撒旦元素。看他们的歌名，我没有看到他们所说的什么诗歌。他们理应参加政府或被承认的非政府组织举办的新年倒数活动，而非这个偏向不道德，不健康的活动。”Mohd.Dzuraidi助理总监的语气像足了戴着毡帽的宗教师。

　　后来，警方证实音乐会的主办单位，并没有申请娱乐和集会执照，而触犯了1984年娱乐法令第41条文。而当晚警方也逮捕另外4名怀疑非法印制物件，而触犯印刷及出版法令的男子。

　　大马人民之声协调员叶瑞生说，整个逮捕过程中，警方一下说他们“非法集会”、一下说主办单位“没有申请娱乐执照”，一下又说这批青少年涉及黑金属，由始至终无法向现场的被逮捕者解释真正的逮捕原因。
　
　　“如果是说怀疑主办单位没有申请准证的话，那为什么又捉这些青少年去验尿？他应该捉演唱会的主办者就好吗！验尿是怀疑他们吸毒，我们发现警方在做着和他们指控不相符的事。”

　　验尿结果发现380名被捕者中，只有8人证实吸毒，其余百分之98的青少年与毒品无关。

　　针对这一点，人权律师AMER就说，警方必须要接受到合理的投诉或合理嫌疑某人涉及可被逮捕罪案（seizeable offence）, 才能在没有向法庭申请拘留令前，扣留嫌犯，或要求检验他们的尿液。

　　“警方必须要接获合理的投诉，不是任何投诉都动员。对于一些造谣者的投诉，警方必须先调查，确保投诉合理，那么他们才可以采取行动，在没有逮捕令下逮捕嫌烦。此外，如果警方接到可靠的情报，他们也可以在无逮捕令下扣留人。警方也必须作合理的猜疑。”

　　AMER HAMZAH说，在展开突击行动前，警方不可轻信谣言（疑浮罗交怡性派队转移首都）或从个案穿着打扮（打扮时髦穿黑色衣服）就断定这些青少年是提倡魔鬼、性爱、暴力、反社会的叛逆青年。

　　大马独立新闻中心事后也发表文告说，该次的扫荡行动再次证明当政者尝试巩固大众对独立音乐的刻板印象，对次文化有错误观念，一味抹黑打压，企图让青年成为社会风气败坏的代罪羔羊。

　　Iskandar对警察官对黑金属音乐的错误理解感到失望。他说，警方并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证明他们确实涉及黑金属。他告诉我，当晚表演的独立乐团乐风多样化，警方一听到吵杂的金属音乐，就执意认为那是重金属音乐。他有说不出的愤怒。

　　“ 媒体也是的！报导根本不公正，老作些不负责人的报导，记者只听官员的说辞，本身也不懂什么是黑金属就把我们归类为黑金属成员。大众因此听到黑金属就怕，说我们崇拜撒旦，杀羊祭拜撒旦，反宗教和走上歧途。事实并非如此。”

　　事实上，黑金属是极端金属的一种形式，源自于北欧。最重要的内容是撒旦崇拜仪式，反对教权主义和宗教探究。

　　我问Iskandar对黑金属的理解。他尽管没有直接告诉我黑金属音乐和他所爱的重金属音乐的不同，但不断强调：音乐是自由的， 不自由的是人们对某种类型音乐所持有的观念和偏见。

　　“如果你有一个音乐剧场，那是关于宗教仪式的，你会采用魔鬼的音乐吗？你肯定会用因为你想突出宗教的主题，难道这就叫黑金属？它只是娱乐表演的一部分，音乐表演的一部分。”

　　可不是吗？电视节目电台歌曲和电影情节大力倡导性和暴力，妖魔鬼怪光怪陆离违反道德宗教的片段俨然自成逻辑，理直气壮的存在。但是我们却容不下青少年通过音乐来发泄他们对旧有体制的不满，宣泄它们对社会，家庭甚至是宗教组织的情绪。这是什么样的变态心理？

　　Iskandar说，他的父母早已离异，他玩重金属，通过创作，来反映破碎家庭孩子内心的感受。他说，他的音乐纪录现实生活，他并没有陷入迷幻世界。

　“我有一群同样热爱重金属音乐的朋友，我们搞创作，自己写歌，自己制作光碟，和热爱音乐的朋友分享我们的作品，这样犯法吗？不是每个人都一定要喜欢主流音乐吧？我们用自己的音乐唱出自己的想法，和那些飚车族相比，谁在从事不健康的活动？”

　　我看出这位青年对音乐的执著，也听到他内心的呐喊。我猜想，他们不爱主流音乐，不找制作公司帮他们出版光碟，可能他们创作的音乐没有经济市场，不受主流唱片制作人的青睐，但是，他们搞另类音乐的自律和自发制作音乐的坚持和努力，的的确确感动了我。

　　“ 一些年轻人，他们没有空间发泄他们的愤怒，他们选择了毒品和烟酒，因为他们不懂得他们要怎样的人生。我们则决定我们的人生，我们决定玩自己的音乐，音乐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地方，这就是关于我们的一切，人们以为我们是黑金属，这是非常令人沮丧的。” Iskandar 的语调冷峻而深邃，却散发着音乐人最大的魅力。那一刻，我的心是悸动的。

　　Iskandar的分享，让我了解到一个专业诚实的媒体工作者必须时时刻刻准备跳出意识形态的框框，挣脱历史传统和惯性思考的束缚，用温柔包容的心和大胆批判的眼睛去了解这群被抹黑的地下乐团成员的心声。

　　音乐，如同其他次文化如电影，戏剧，漫画一样，只是一种表达想法的媒介，它是促进和平的工具，也是一种艺术。用“黑金属”之名，来将这些青少年“妖魔化”和把他们归类为“邪派”，都是不持平的。

　　我为一些本地报章以“和撒旦一同迎接新年”，“380黑衣帮警局过年”， “380黑金属客被捕”打头条命标题，一竹竿打翻全船人而愤愤不平，更为像 Iskandar一样无辜被抹黑的青少年喊冤叫屈。

　　我不希望媒体的不公正报导和执法组的强硬打压行动，让我们的青少年从此失去理性批判，大胆创作，发挥创意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我写这篇文章，对Iskandar和他的伙伴，还有长期鼓励和推动独立乐团创作的组织——扩音版图的创办人麦伟豪加油打气，也为当晚无辜受牵连的数百名热爱另类音乐的青少年平反。

她不喜欢“难民”这个名字！

　　 Aishah是个害羞的女子，第一次见到她时，我的问题像脱弦的箭，刺中她年轻的心。

　　“如果有选择，你要不要回去你的原生国？”Aishah是大马Rohingya族的第二代。事实上，她根本没有选择权，因为缅甸早就遗弃了她和她的族人。后来，我为自己竟然问出这么一个愚蠢的问题，懊恼不已。

　　大马和缅甸如同两个永远没有交错的桅杆，Aishah对于自己的身份认同异常敏感，也特别脆弱。她正努力紧捉着大马与缅甸这两柱桅杆，试着平衡自己和未来子女的身份航向。

　　“我要回去哪里？我一出生看到的就是这个国家，我根本没有看到其他国家，对我来说，这里就是我的国家。”她的回答，的确震慑住我对飘流的美好想象。

　　我想如果有一天，哪个愣头青突然问我要不要回中国，我大概也会有像Aishah 这样的笃定。当然，我比Aishah幸福太多，我可是有身份证，享有公民权的大马人。

　　“我的父母逃难，他们没有选择。可是，我们这一代并没有逃呀！” 听得出, "难民"这个称呼，对Aishah 和她的一对子女来说，是多么残酷的名字。因此，Aishah 对Rohingya族人的来处和自己继承的尴尬身份，醒目，并且坚持。

　　在那个动荡的时代，Rohingya族就这样被逼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今天，他们踏实的在大马定居了，他们的第二代和第三代也诞生于这个国土，但诡异的是，身份的认同与归宿感，却如20年前逃难时一样，日日夜夜反反复复在他们的心中交战着……

　　结果，他们的后代尽管没有上一代的苦难，但是他们却是在毫无选择之下，遗传了上一代的漂流……“难民”成了他们共同的名字，也是他们挥也挥不去的生命缺口！

　　和许许多多在大马诞生的Rohingya 族年轻人一样，Aishah 还在等待大马政府给Rohingya族人签发临时身份证，让他的子女可以在大马接受正规教育，将来有一纸文凭，可以从事更好的职业，一点一滴地展开自身的丰饶生命之旅。

　　或许，苦难本身并不动人，动人的是：有人可以因为它, 而透视一些什么；苦难本身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有人还在那里漠视，不愿做出什么。

无私的人道关怀

　　今早的“爱—开唛无障碍”电台节目，主持人彪民和李璘穿针引线，让听众了解我国政治难民的处境和面对的问题。我发现，许多听众都很理性的讨论这个课题。

　　由于在2004年，大马政府原则上已经承认了1万名无国籍的Rohingya族为政治难民，让他们能够享有合法工作和受教育的权利。但是, 这个承诺至今还没有兑现，Rohingya族人的后裔目前还是没有办法到正统学校上课，不能合法工作，引起媒体的关注。

　　而根据Rohingya族人权组织提供的数据，截至2005年7月，还有300多名的Rohingya族政治难民被大马执法人员逮捕，并关在大马各扣留营里。

　　许多听众都认为，大马政府应该赐予这些政治难民基本的权利，包括让他们合法工作和受教育的权利。我觉得这就是社会良知，这就是对生命尊严、对“人”的公平关爱、理性关怀。我庆幸收听这个节目的听众都可以从细微处，看到大马政府处理难民问题的纰漏和不足点，勇敢提出看法，提出理性批评。

　　一名男听众甚至批评大马政府在答应收留政治难民方面存有双重标准，只承认Rohingya族和菲律宾南部的穆斯林政治难民，而不承认同样来自缅甸，但是因为信奉基督教而遭宗教迫害的钦族(CHIN)政治难民。 　　老实说，在我作这个报道的过程中，这个问题不只一次在我脑海中盘旋，这是相当敏感的一块。因为，如果真要从“维护人权”的角度来看，我们确实应该在确定他们的确在原生国面对政治或宗教迫害后，就应该基于无私的人道关怀，给予这些政治难民同等的保护。

　　但是，我们的政府却说，内阁需要更多时间去调查其他族群（CHIN, KAREN等）难民的身份和逃难背景，才决定该不该承认他们或暂时收留他们。换句话说，查明这些难民的来处后，大马政府将来也可能给予他们人道保护。

　　这么一来，在目前这片模糊不清的灰色地带，没有人敢质疑政府的诚意，媒体的报道角度，也不敢斗胆轻骂政府在处理政治难民的课题上不公正。

于是，我们只好专注报道政府原则上答应保护的Rohingya族难民群体所面对的生活困境，希望在这里居留了10多20年的约1万名Rohingya族难民真正得到政府的援助。大马Rohingya族人权组织主席的Zafar Ahmead告诉我们，过去一年来，他们还是经常被移民厅官员和警方逮捕、扣留，甚至把他们流放到边界地区，或遣送他们回国。

　　“我本身在过去10年来，就曾经被逮捕12次，被关在扣留营，被流放到边界地区。我写信给大马人权委员会、人民之声等寻求协助，但是我们族人的生活，人身自由、基本人权还是没有获得保障。”

　　因此，Rohingya族难民希望大马政府履行承诺，给他们合法的难民地位，并提供他们临时身份证，允许他们在大马合法工作和受教育。

　　我想：如果连没有国籍的Rohingya 族还依然遭逮捕和遣返回国，那么，我们根本不用再要求政府怜悯其他来自缅甸的寻求庇护者了。这方面，大马政府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

　　“我们将把他们（CHIN , KAREN等缅甸政治难民）流放到边界地区，过后就不再是我们的责任了，我们不需要基于人道主义，对这些不是我国公民的难民负责。但是如果联合国难民最高专员署（UNHCR）为他们注册，签发给他们难民证，把他们送到第三国家，我们会全力支持。”首相署部长DATUK SERI NAZRI的回应直截了当。

　　尽管我们知道还有几万名非穆斯林难民在大马非法逗留，这些人，一旦被遣返回缅甸，可能会遭到宗教迫害。但是NAZRI重申，大马政府并没有签署1951年关于难民国际保护的日内瓦公约，移民厅官员和警方有权援引1959/1963年的移民法令来逮捕、扣留和遣送那些没有合法文件的外来移民（当中可能包括无法证明身份的政治难民）回国。对于那些没有合法证件的外来移民，一旦罪成，他们可被施于6下鞭笞，最高5年的监禁刑罚，或被罚款最高1万令吉。

　　为了避免政府错把政治难民当成非法外劳来对待，联合国难民最高专员署代表Volker Turk就表示，难民署在资源分享方面，愿意给以大马政府全力配合。 因为，只要加速鉴定政治难民地位的程序和工作，政治难民才能尽快拥有合法的身份，从此光明正大的在大马工作。他们的子女，也才能摆脱文盲的桎梏，并得到医疗卫生保障。


　　所以，在联合国难民最高专员署和内阁还没有达致共识，携手拟出难民地位的认同机制之前，我们忙着讨论难民培训配套或大马容纳难民的社会条件等都是枉然！

隐形的群体——政治难民

《难民之声》报道出街后，接到许多观众的询问电话。其中一个从事餐饮业的老板娘告诉我，常常有难民找上她的餐馆讨工作，她不晓得该不该聘用他们。

“这些难民都有联合国难民最高专员署（UNHCR）所发出的信件，他们逃难很可怜，有些还带着孩子，我们聘用他们犯法吗？”

我直接告诉这个善良的老板娘，大马政府并没有签署1951年联合国关于难民国际保护的公约，因而也不承认这些蜂拥到我国避难的难民。

“如果你真要聘用难民的话，请详细阅读他们持有的信件，如果是来自缅甸Rohingya 族人，你大可冒险聘用他们。” 用“冒险”这个词儿， 并非故意要让这位女士不安， 因为Rohingya族人的逃难背景相当复杂，身份更是敏感。

根据1982年的公民法，缅甸政府不承认Rohingya族为土著公民，造成Rohingya族成了无国籍民族。

80年代开始，Rohingya族人不断受到迫害，他们的行动自由受到限制，如果没有官方许可，他们就不能离开村子。属于没有国籍的Rohingya族人自此逃亡到孟加拉、泰国，和大马士等边境国家寻求庇护。

目前保守估计，大马有高达1万4千名的Rohingya 族难民。他们通常举家从缅甸逃到我国，组织成7到8个成员的大家庭。

在2004年11月，我国政府基于人道关怀，原则上承认我国1万名无国籍的Rohingya 族人为政治难民，并承诺给予他们临时身份证。

问题是，过去一年多来，大马政府并没有履行承诺, 也就是签发临时身份证给Rohingya 族，让他们拥有合法的身份，在大马找生活，以及自由融入社会各服务体系里。

结果，许多Rohingya 族人和其他逃到我国避难的缅甸少数民族如Chin 、Karen以及印尼亚齐省的政治难民一样，经常遭当局（移民厅官员和警方）肆意逮捕，扣留或流放到边界区域，不理他们的死活。

大马钦族难民委员会的协调员 Simon告诉我们，大多数的钦族难民是通过代理公司从泰国边界潜入大马。他们每人平均向代理人缴付2千到2千500令吉不等的“非法入境手续费”。

但是，来到大马，不少钦族寻求庇护者被大马移民厅官员逮捕。Simon 说， 目前估计有400到500个钦族寻求庇护者，被关在大马各扣留营里。每人平均被关半年至一年后，就会被当局流放到缅甸和泰国边界区域。

“当他们被流放到边界地区，那边已经有代理人在等着， 把他们关在房间或货柜箱里，要求他们联络在大马的朋友赎回他们。”

很多被流放的钦族寻求庇护者，都联络不上他们的朋友，付不起赎金，最终沦为被贩卖的人蛇，被代理人卖到边界渔船工作。他们可说是受尽煎熬，一些失踪，一些则不幸死亡。那些有幸再度潜入大马的钦族人，还是摆脱不了再被逮捕，扣留，然后被流放或遣返回国的恶性循环。

对于这些在法律上不被承认的政治难民，即使他们都持有UNHCR发出的难民证，他们最多只能在我国居留，不能合法工作或受正统的教育。

“原来他们只能住在这里，不被允许工作呀？那么，他们怎么生活？”

这位女士对大马政府居然没有一个处理难民的有效政策，感到非常惊讶和困惑。

看，普通百姓都有这种人文关怀。我们的政府却眼睁睁看着1万多名没有国籍的Rohingya 族人在我国居住了10多20年，在这里诞下第二代第三代了，却不肯正视这些难民的基本权益和未来。

结果，回不了原生国的难民，只能继续偷偷摸摸的找生活，做些所谓3D（dirty, dangerous and difficult ）肮脏、危险和艰难的工作，靠微薄的收入养家糊口。他们最多在工地、收集垃圾领域或餐馆工作。

最可悲的是，他们的下一代竟也无法在大马获到最基本的教育。

“我希望我的孩子有机会上学，这样才不会学坏；如果没有上学，每天无所事事，变坏的机率就比较高。现在我的孙子也到了适学年龄，但还不能上学。”一个Rohingya族妇女无奈的道出他对孩子未来的担忧。

要知道，剥夺难民接受教育的权利所付出的社会代价是难以估计的。假如一些儿童眼中的世界只有暴力、贫穷和剥削，而没有其他东西，那么，他们的未来，还有希望吗？

“想上学却没得上，心里真的很难过。看到人家上学，自己也很想上。（因为不识字）要去哪里都不行，不懂搭巴士。”　一个早婚的Rohingya族少女因为不能和同龄孩子一样上学读书，内心非常感慨，接受我们的访问时热泪盈眶。


非政府组织Tenaganita 和人民之声都认为，除了保障难民的工作权，扫盲与教育是事关难民未来及其可持续发展的一项永久性投资。 他们都促请大马政府和联合国难民最高专员署密切合作，加速鉴定Rohingya 族难民身份的程序，尽快签发合法证件给他们，让他们可以光明正大的在大马工作，也让他们的子女有机会受教育。

在我国，单单是缅甸和印尼亚齐难民，就有5万多人。这还不包括来自泰国，菲律宾南部，孟加拉等国的难民。这些难民大部分聚集在巴生河流域地区，有者还住在森林里。

在钦族难民委员会的引领下，我们去了Putrajaya森林，亲身了解钦族难民，在聚落如何挣扎求存。在Putrajaya森林里的三个据点，住了近700名为了逃避缅甸军政府的迫害而逃前来我国寻求庇护的缅甸钦族人。

事实上，不管他们是否拥有难民证或是“under confirmation letter”, 简称UC信，他们都不可以在我国合法工作。结果，工资以日薪计算的钦族难民一律被视为“非法移民”，受尽雇主和执法人员的“合法”剥削。

“我们在布城工作，做些散工找生活，拿到薪水的话，警方就来骚扰，半途等我们，搜身要钱。我们没钱的话，就送我们去警局。”山上的钦族难民无奈的说。

拥有100万人口的钦族，是缅甸的少数民族。由于缅甸是个佛教国，而大部分钦族却信奉基督教，因而受到歧视和迫害。 80年代中旬，钦族人成立了钦族组织（Chin National Front），与军政府对抗，以争取钦邦独立。自此，军政府肆意捉拿任何怀疑支援这个组织的钦族人，甚至把他们折磨致死。


逃到我国后，他们的生活并不好过。没有身份，导致这些难民必须躲躲藏藏，山头聚落卫生条件极差，他们的患病率非常高。

由于他们无法得到政府的医疗援助，许多难民生病了，也不去看医生。因为一旦病了，他们和外国游客一样，必须缴付比本地人高出许多倍的医疗费。

可是，我们都知道，难民和游客不一样，他们并非持着通行证前来我国旅游，有者更是连身份证和护照都没有的无国籍政治难民，就比如Rohingya族难民，他们是在没有选择之下，才到我国寻求政治庇护。



目前，内阁正计划为政治难民提供培训，把难民妇女训练成家庭女佣，男的训练成建筑工人。由副首相 DATUK SERI NAJIB TUN RAZAK 为首的内阁特别委员会，将负责策划这项训练计划的执行内容。

可是呀！我们都知道，在大马，执法当局一再未能把寻求庇护者跟没有证件的非法外劳（经济难民）区分，使寻求庇护者和难民经常遭执法人员骚扰、威胁勒索、 殴打和性侵害，不少难民更在扣留营里死亡。


我想，在还没有推行什么训练难民成为有素质的建筑工人或家庭女佣之前，脑袋稍微清醒的人都知道，大马政府和UNHCR的当务之急，是设定一个鉴定难民地位的共同标准。因为这一刻，肯定他们的存在，给予他们难民地位，比什么都重要，不是吗？

备注：政治难民是指那些因为国家内战，或因为种族、宗教、国籍、政治理念的不同，或者成为某特定社会组织会员而受到迫害，前来我国寻求庇护者；非法外劳或经济难民，则是那些没有合法的证件，由于自己国家经济条件不好，而前来我国寻求更好的工作机会者。

今年冬至特别冻......

　　明天是10月23日, 也是大部分申请自愿离职的同事在本公司的最后一天。

　　临别前夕，看到收拾妥当的同事把一箱箱的杂物送出走廊；有人拍照留念；有人到处分派名片；相拥抱握手道别。办公室气氛有点感伤。

　　打开邮箱，看到数十封告别的电邮。许多同事还来不及相识相知，就要道别。

　　事实上，这次公司大变天，倒让我看到人性百态。

　　自愿离职的名单出炉后，有人欢呼雀跃，昂首挺胸公告天下，他们即将抱着一笔大钱追求自己的理想，潇洒得可以，让身边的人都为他们祝福。

　　然而，一些人知道自己申请自愿离职成功后，居然含泪投诉公司无情无义，不珍惜他们过去对公司所作出的贡献，没有加以挽留他们。

　　我想，这些人当初提呈自愿离职申请书时，或许根本毫无去意，但是又担心自己或在被砍的名单里，于是抱着“买个保险”的心情，签了名。

　　说明白一点，他们害怕将来被裁时，得不到更高的赔偿，但又不相信公司真会放他们走。谁知，公司接受了他们的自愿离职申请，他们如期得到一大笔钱走路，心里却有不甘。这是什么样的一种矛盾心情呀？

　　我不敢说他们不够热爱这份工作，只能说这些人不敢冒险，但又觉得自己太重要。

　　或许，从一开始，他们并没有认清自愿离职计划推出的动机，最终目的和公司评估一个员工去留的考量。明知道公司已被收购，管理层大换血，居然无知要求新管理层坐下来“讲情义”，忘了这批心血根本没有情感包袱，真是失策啊！

　　看到这些人以“受害者”的姿态出现，我觉得非常可悲。陷入今天的两难，是不懂得抓要害、定大局，怕捡了芝麻而丢了西瓜。更遗憾的是，他们不愿对自己的选择负起全部的责任。

　　很多时候，短期来看，放弃，的确比努力来得容易。但是长期而言，若没有尽一切努力，就轻易放弃，不敢为理想下赌注，不只愧对自己的良心，也让对手看清了自己。

　　许多人问：将来公司要再瘦身，你们这些留下的人被裁怎么办？

　　我想，留下的人，自然也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吧。相信自己坚持的目的，清楚知道自己为了什么而守，即使最坏的事情发生了，我们也敢说：值得！

　　今天是冬至，一个选择离开的同事发来的电话短讯说：“今年冬至特别冻......祝福。”

　　对我来说，最冻的，应该是遭背叛吧！

　　有人说： 在职场上，阴狠歹毒的小人到处都是，常常因为你不小心得罪了他们而怀恨在心，伺机兴风作浪将你吞噬。

　　更多关心我的朋友都劝我，逢人只讲三分话，不可把自己的真实感受全盘托出，不要急着交心表态，实话虚说，才能装糊涂驾驭小人。

　　我想说：对自己诚实很重要，勇敢面对自己的真性情更重要。择善固执，可能让我在人生方向的选择上有更多的不肯定，但这种冒险的精神，仍是我愿意拥有和坚持不放手的。当然，我常常这样提醒自己：要严防别人的暗箭，不要无端树敌。

　　今年冬至特别冻吗？若理想不死，心中燃起一把火，坚持到底......我坚信，冬至寒夜过后的每一个日子，肯定还有温暖。

遗憾的是……

　　昨天傍晚，一些同事陆陆续续接到公司发出的终止合约通知书。对那些合约经已到期的同事，公司决定不续约，至于那些合约未满的同事，公司决定提早5个月叫他们走路。这样的决策来得突然，一些接到信的记者小妹都哭红了眼，这两天非常难过。

　　自从公司决定瘦身，推出自愿离职计划后，我们都明白，下一步可能会对节目开刀，再调配选择留下的人手到姐妹台或进一步辞退过多的人手。

　　“接下来，公司会对哪个节目开刀呢？”我们几位同事开始热烈的讨论。索性问高层。得到的答案，令我乍舌：

　　“那我要看我的output 需要多少人手，再来决定我的input。”

　　换句话说，如果公司决定砍掉一个节目，那output就等于零了，负责input的同事肯定会遭殃。

　　在一个媒体机构里，选贤与能是多么的重要。高层的想法未免太单纯，依这个想法作出的决定也太难以叫人信服。高层忽略了每一个员工的工作表现，资历和强项，以及他们的潜能和可塑性，更没有认真评估每一个节目的素质、方针和对社会的影响。

　　一个有素质的电视台原本就应该有各种风格的节目。为了照顾不同阶层观众的需求，各个不同的节目本应理直气壮的存在，只要它还有口碑，或对社会产生良性影响。

　　我们尽管无法要求一个私营台履行社会责任，做些口碑好，但不赚钱的节目。但是媒体经营者尽是“往钱看”， 随意对一些节目开刀，以“output”来决定“input”, 思想一条线般毫不犹豫除掉多余的人手，失去的不只是一群有理想的工作伙伴， 还失去了忠实观众。

　　可以预见的是，未来我们将做些大众想看的节目，或捧官方大脚、走安全路线的节目或新闻，不敢坚持对output作较为复杂的思考和严肃的探索。

　　我们强调媒体教育，强调节目必须富有人文素养以及启发社会的功能。但是，我们也遗憾的发现，我们的社会的文化体制还没有成熟到我们所期望的程度，大部分观众爱看反智报导，爱看容易消化的节目，不爱思考社会现象，或对身边发生的时事不热衷。

　　为了获得最大量的观众，一些节目制作人尽是制作一些催人热泪、性和暴力的节目来哗众取宠，赚取高收视率。结果，这样的节目没有什么内涵，个性尽失。

　　最近，我们的编辑部常常受到“指示”，不要碰触某些课题，尤其是涉及种族教育的课题，更不能批评首相的领导。我想，在分析社会问题时，没有洞幽烛微的敏感，没有持平中立，不敢挑战权威，不敢对整个旧有体制提出怀疑，那，这样的媒体机构，我们要它来干什么？

　　在报导新闻、追求真相的过程中，首先我们必须有“siasat”的侦查精神，要发挥监督的角色，更要不断的对自己固有的价值坐标提出质疑。否则，观众看到的，就是偏颇报导，而记者也将有可能作出危险的论断。

　　报导的空间有多大，就看编辑自主权有多大。如果我们还会因为报导某些教育课题而忙着打电话知会上头，提醒上头“照着”我们；揭发官方滥权时，接到某某拿督的电话，便马上紧张的抽掉某段新闻，不敢伤害到眼前的政治权益，那么，任何负责任的报导都会注定胎死腹中。

　　不敢担当，便是不愿对广大群众负责，不敢为弱势族群发声，不敢对有血有肉的受害者说公道话。

　　新闻自律是钳制言论自由的借口，权势的斗争让主流价值大刺刺存在，真相与谎言在一个灰色混浊区中达到整合。结果，阅听人被愚弄，在翻来覆去喧哗浮躁的真假新闻里，不敢再相信媒体。

　　总有那么一天，责任、品德、道德勇气会慢慢被腐蚀。媒体界只有权力的操纵，没有责任的担当，媒体人会对自己的定位与前景愈感手足无措，进退失据。

　　明天是本台很关键的一天，公司高层将会公布成功申请自愿离职的职员名单。

　　留下的肯定会被磨得更无情；抱着大笔钱走的，肯定不会转回头。

　　我的制作人告诉我：“遗憾的不是去与留，遗憾的是壮志未酬。”

理想有多靠近？

　　最近身边的朋友都会这样问我：“你们的公司提出自愿离职计划，你有何打算？”

　　是的。得知这坏消息后，一些同事已忙着到特别柜台询问，如果申请自愿离职，可能得到的赔偿数额有多少；更有一些人高调地向其他同事炫耀自己的“身价”，并决定拿笔大钱走路，把这坏消息看成是“运到了”的好事一桩。

　　当然，更多的同事担心，如果不申请自愿离职，未来公司要再“瘦身”， 可能会面临被裁退的命运。因此，这个充满着不确定的非常时期呀，可说是草木皆兵，公司里的每一个人，无不陷入打心理战的焦虑当中。

　　事实上，高层在宣布这项过渡措施后，就开会向我们解释公司被逼采取这个步骤的原因以及对我们未来的影响，并发出通告向全体员工解释何谓“自愿离职计划”，以及要求所有员工参与“自愿离职计划工作坊”，帮助我们作一个聪明的决定。

　　于是，我也开始检视自己在这一行的付出和回报，在做出任何决定之前，认真思考自己的理想在哪里。

　　我认为，追寻理想的路上， 就像一个通往秘密基地的路程。我在四年前，就认定媒体这块秘密基地是我的理想。从此就感觉自己开始在一条起伏摆荡的小径急速滑行，从没有想过半途退缩，而且还不只一次，冲动的跟身边朋友分享一路走来的奇遇。

　　理想与坚持，让我忘记脚下的崎岖和坎坷。

　　在这个非常时期，我想说，在判断“去或留”的自身条件时，懂得过滤和割舍，是一种智慧。这个时候随波逐流或消极的抛一枚硬币来决定我们的未来不但危险，也很容易迷失，并且无以为继。

　　更甚的是，选择留下或离开时，如果老觉得自己在吃亏，绝对是双重的损失。首先，我们抹煞掉曾经在这公司的成长部分，也损失了公司对我们的付出所给予的肯定。

　　要知道，我们很难找到一份工作，能满足我们对“理想”的所有想象。因此，知道要找一份真正能够让我们的自我发挥得淋漓尽致的终生志业并不容易；知道理想无价，要达致理想肯定要做出一定的牺牲，那是一种成熟。

　　没有这样的认知，我们永远无法将所有的“付出”和“失去”负负得正。我始终认为，聆听自己内在的声音非常的重要，诚实的面对自己的真性情和感受，对自己的决定负责，在该留时留，在该走时走。

　　我常常这样给自己鼓励：决定放弃的那一刻，我将永远也不知道自己距离理想有多么的靠近。

　　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认清自己的理想在哪里之后，就要全力以赴，然后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人们不是常说吗，最美的风景，总是要穿过最险恶的瘠地才会有缘目睹。

　　看到理想在哪里，真的就要勇往直前，不要犹豫无需迟疑。那，去或留，就不再是问题了。

　　如果你还问我：到底什么是理想？

　　我的看法是：“理想是不管你拥有多大财富，你还是不会嫌累，还是会坚持做下去的事，因为你知道，它，让你的生命得到升华。”

　　理想有多靠近？就看你我愿不愿意坚持到底。

别叫我们的孩子太沉重！

　　近来双语教学问题再度浮出台面。教育部副部长DATUK韩春锦针对华小使用英文教数理课题表示，教育部长会对此事做出宣布，并让华小有足够的时间调整上课的节数。

　　华教界人士都很关注该部会如何作出安排。在这方面，董总立场鲜明，主张华小须贯彻母语教育原则，除了3 个语文科外，其他的知识科，都应以华文和华语作为教学和考试媒介语。

　　在谈双语教学这个课题时，我们难免要问：身为华裔子弟的我们，在小学、中学乃至大学的教育体制里，各课程编排里面，究竟国语占多大的份量？我们的母语又占多大份量？

　　在我们激烈争辩双语教学成效如何的同时，或许第一个浮现在我们脑海里的，应该是我们的母语未来将处于什么位置，受到怎样的冲击的焦虑。这些都是需要长时间来研究、剖析，以及进一步精心规划的课题。

　　我把这次双语教学政策上的改革，看成是一件大事。心情确实非常焦虑，因为这将决定我们后代学习华文的“质和量”。

　　我这样说，并非否定了英文或国语，或者双语教学的授课效果。因为，我们都知道，英文是国际认同的语言，英文教育是“必不可少的”。

　　问题就在于：我们应该在什么时候引入英文在小学的课程编排里？要引入多大的量？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的教育专家科学性的去研究和探讨的。

　　当然，教育专家的研究范围必须以一个孩子的成长需要为依归。比方说，一个8岁小孩的知识接受能量，或学习容量有多大？ 他知识度的增长需要，对母语基础教育的需要等等，都需要我们的教育专家提出科学性的依据。专家必须根据我们的孩子的需要，有比例的给以分配，进行华语和其他外语的教育安排，才真能让我们的孩子在学习上不会太沉重。

　　事实上，在大马，华裔子弟华文课节数并不多。以前我们三年级时才开始学习英文，现在我们的小孩一年级开始，就要学三语，华文颗节数的比例肯定会减少。从小学开始推行英授数理科后，我们的孩子生活的质量如何得到一个提升，或达致最好的平衡？身为家长的，不着急才怪。

　　我们都明白，孩子能够在小学阶段，就能学习好三语最好不过。但是，孩子的精力和时间毕竟有限，整个教育环境充满了竞争，课业特别的繁重，孩子的书包如行李箱那样大，重到背不起，必须用轮子拖着走。他们很小就在繁忙的学习阶段中度过，压力太大导致他们很小就失去童真。我一直在想，在这样的压力和激烈竞争底下学习，我们的孩子会快乐吗？

　　不久前，我访问永乐多斯，她坦言，她多么希望她的孩子不要在那么充满压力的情况下学习，不要陷入这么无情的竞争环境里。但是，大马整个教育大环境并不允许她的孩子不做完繁重的功课，因为“填鸭式的教学、文凭至上”是一个必然的追求，孩子不能停下来，结果，他们快乐的童年被牺牲了。这是一个叫人感到遗憾的事！

　　因此，是时候我们在时间和课程编排上，为孩子作更合理的安排。同时，在观念和教学方法上有更科学的指导，确保孩子活泼学习各个科目，同时热爱母语教育。

　　在这方面，我们更需要教育专家通过科学性的研究，以及和政府教育部门的讨论，在科学的理论基础上，清楚地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才是最适合引入英语教学的时机，又该引入多大的量？

老师别太沉重

11月5号，雪州国中华文教师联谊会和SERI KEMBANGAN 民众图书馆联办了一连两天的“文化传承与精致人生讲座”。我受邀当“我看中学中文”沙龙讲座会的主持人，面对的是上百位国中和独中老师，我这个外行人，难免有些心虚。

　　老师踊跃发问，言论精辟的三位主讲人，陈亚才，莫顺宗和梁靖芬精彩的回应。就连主持人也接到问题。

　　“国中老师所面对的问题是一个星期只有三节课。有时遇到公共假期或学校有特别活动，一个星期连一节课也上不到，如何进行课本上的多样化学习？”

　　这位老师还说，国中华文老师根本不能完成25节课的课文，还要教语文知识（短语、句子成份、修辞、熟语和名句精华等。）所以，很多时候，他们只能“赶”或“匆匆地”完成重要的技能，特别是考试局将会“出”的语法技能而已。因此，他问我是否可提供一些建议？


　　另一个老师则说：许多父母亲强迫孩子选修中文，但这不是中学生自己的意愿，造成中文老师的心情很沉重。他问身为主持人的我，有什么看法？

　　这让我想起，在我念国中时，每次上华文课，我的华文老师，恨不得把中华文化的深厚内涵，通过那几节华文课，全都传授给我们。但是与此同时，我的老师也清楚地知道，大马整个考试制度，并不需要我们懂得那么深入。

　　因此，老师天天忙着追课文，填鸭式的要求我们跟紧考试范围，根本没有时间把我们带入中华文化世界，去引导我们看到中文的美。于是，在读名句精华时，我们没有历史线索，我们死背死记，学习到的中文，刚刚好“够用”考试能“过关”而已，懂得多，但不专精，可谓“样样通，也样样松”。

　　我们可能熟读文学著作，但是未必懂得这个文学著作背后所承载的深厚文化内涵。谈到中华文化的精髓体认，我们这一代是严重匮乏的。

　　今天，我们处在一个不同于昔日的全新世代，老师如果还墨守成规，当个永远的指导者，附加指示者，或给标准答案的传声筒，那么他们只有跟学生渐行渐远。

　　为什么呢？老师如果没有以一套自己的想法和全新的理念、谦逊的作风、宽容的胸怀和创新的思维来看待ｅ时代学生的需求；用他们的眼睛、他们的语言跟学生沟通，那么，学生是不会爱上中文的。我们的学生一定会这样投诉：这老师教得太烂，中文课太闷。

　　我想，既然课文是教不完的，那老师们大可不用太“匆匆”，在有限的节数里，用心聆听孩子的声音，走下讲堂，走进孩子们中间，成为孩子共同学习的陪伴者，发掘孩子的创新思维和创造能力；培养并放手让孩子成为自己人生的主人，主动、自主地学习语文，主动实践和探索，为自己的人生负责。

　　而对于那些被父母盯着，强迫他们选修中文的孩子来说，更是不会主动翻开中文课本，或在上中文课时，突然变成瞎子、聋子和哑巴。

　　我想，学习语文原本就是学习思考的过程。学习中文，是要感受整个中华文化背后的氛围、民族内涵。让我们的孩子在生活里去学习中文吧！刻意强迫他们学习，反而没有多大用处，把母语教育，如同方言学习一样生活化。让我们的下一代，在生活中用他们的熟悉的母语（中文或不同的方言），来认识生命；在丰富文化传统的环境下，教育孩子儒家思想，让他们尊敬生命，拥有独立自主的人格，做一个好人。

　　所以，亲爱的老师，千万不要太沉重。今天，倘若你尽了力，还是不能让一个孩子爱上中文，看不到中文的美，感应不到中华文化的深厚内涵，那不完全是你的错。

　　因为，只要您还能对孩子的“求异思维”，给以充分的呵护与鼓励；让一颗颗创新活跃的思想因子，在我们精心守护的园地里破土而出；让孩子热爱学习，如同热爱生活一样；让孩子以他们的速度，慢慢进步；让他们的未来，依照自己心理描绘的一一实现；那么，您才是身负培育人才与推动母语教育发展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啊！

　　我之所以在座谈会上，坚持播放展雄声音演绎的《最后一课》，因为这文学作品曾深深感动了我。都德对语言与民族的热爱，深深牵引着我的心。那是一种呼唤，对“寻根”的殷切叮咛。老师的使命，就是把这份感动，用心传递出去，给未来我们的孩子……

　　只要让我们的孩子记得，他们曾经在成长过程中，有过这么一次学习中文的机会，那方块字是他们的根，是他历代先贤的来处，那么，未来，无论这个孩子去到哪里，我相信，中文不会是一个陌生的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