贼的好朋友

　　每一个行业都有伦理。而且无论从事哪一个行业， 相对真假， 对错， 善恶，美丑的分别还是必须维持的。

　　拥有53支会及351名区会代表的大山脚区会，是槟州马华最大的区会，也是最多纷扰的区会，各阵营在党里党外都对峙不下。而基于大山脚政坛吹起幽灵党员风波，我们为了调查幽灵党员的起源和纷争，特别拉队到大山脚去追踪采访。

　　在还没有启程前， 我就告诉自己，各政党间的恶性竞争，往往倾向于互揭疮疤的恶性斗争，当权派或挑战派无不使出各种手段来加强竞选筹码。 因此，无后援的孤军处在进退两难的窘境时，不惜撕破脸，累积证据将政党纠纷带上法庭是可以理解的事。

　　然而， 要做一个客观公正的报导，就得采访两派陷入斗争的人马。由于这个课题涉及面太广，涉及政治人物，普通百姓， 马华党员或其他政党的党员， 警方和法庭，没有真凭实据的流言蜚话，一旦被在没有求证之下错误报导，都可能为我们自己惹来麻烦。

　　因此， 这样的采访工作是件苦差。 说是要追踪时事，谁知最后反被不同阵营的人马贴身追踪。就比如第一天刚在甲派人马那边采访完毕， “一些人”就比我们先一步跑到乙派领袖那边去“通风报信”。我抵达乙派领袖办公室，还没开始访问，其律师就通过电话警告我说：大山脚幽灵党员已经入秉法庭, 不能报导。我说我并没挑战高庭判词, 只想就幽灵党员纷争拿双方回应, 能不能报导，我将会咨询公司律师团, 不用他操心。

　　隔天一早，要访问一行幽灵党员时，我远远就看见乙派人马在街头一角，运用手提录影机拍下进来办公室的受访者。是为了吓一吓远到而来，拿着报案纸和宣誓文件，要在咱们镜头前澄清的“幽灵党员”吗？ 我不知道。

　　如果身为监督政府第四权的媒体， 因为这些小小的阻碍而却步了，或者因为害怕得罪某一派人马而不敢碰触政党领袖疮疤, 不敢监督他们的工作，编辑无法自主，那么， 要赐予我们的观众一个最表层的事实， 几乎不太可能。

　　客观报导不谈人情,只要追求真理。但是,今天,我们如果以“不做揭发性报导”来报答某一方的“人情债”, 就间接也包庇了他们的错误,无法监督他们工作,典当了追踪报导的精神和尊严。 结果， 我们也只能做一些歌功颂德， 不痛不痒的温情报导。

　　对我而言，在专业伦理荡然无存的社会里，若真实的谎言，虚构的事实，渐渐成为媒体工作者的沟通符号，新闻的“新”，事实的“真”，就变得毫无意义了。因为那也只是一堆只顾自己利益的趋炎附势之徒，为追求名利或明哲保身而耍出的把戏。。。所有的穷追猛打，挖掘真相的努力，也会因为这些人的个人权力和名誉的斗争而百废！最后，记者不再是记者，沦为公关，成天只忙着搞关系。媒体人不再坚守“警察”的角色，沦为“贼”的好朋友！

　　或许，许多人都忘记了，媒体工作者的职位代表了公众利益，即使下班后，他们仍是一个现场研究者和社会监督者。所以，当我获知幽灵党员的报导，最终不被通过时， 我也只能对天长叹！

牛油或原子笔?

　　8月6日和7日，大马爱滋病理事会和大马监狱局联手主办了一连两天的研讨会，旨在减低爱滋病在监狱中传播的风险。出席者包括了全马8个监狱的总监，非政府组织和其他执法组官员以及大马爱滋病理事会属下减低伤害计划工作队的成员。

　　各监狱总监轮流对各自监狱采取的防范爱滋病和毒品使用措施，作简短的报告。 官方的数据显示，截至2005年7月28日为止，全国共有1842名囚犯是爱滋病患者。

　　大马监狱局也坦承，政府在处理爱滋病患和这些高风险群时，面对很大难题。其中包括监狱爆满，不够空间将这些高风险群和健康的囚犯分隔开来；不够狱官或辅导员对吸毒者推广改造与治疗计划；缺乏病床和监狱诊所；家属不愿处理爱滋病亡者的身后事等等。

　　我们都知道，在世界各地的监狱，由于大部分囚犯是吸毒者， 他们在进入监狱的那一刻已经带着无法马上摆脱的毒瘾，因此，当他们入狱时，保安的不周加上狱内有庞大的需求， 监狱内毒品广泛流通的现象，可说是见怪不怪。 联合国防范爱滋病协会也揭露，在监狱中，吸毒者大都使用静脉注射方式吸毒，针筒一旦私运进监狱，就会被罪犯重复使用。在有限的资源下，吸毒者甚至可以把普通的原子笔改制成针筒来吸毒。

　　加影监狱最近针对500名入狱者进行的抽样检验中就发现有高达93.51%的入狱者是使用针筒的吸毒者。 在一个受控制的范围内，如果没有采取良好的防范措施，将有可能造成毒品泛滥和爱滋病和其他流行性传染病等肆虐。

　　尽管各监狱都不承认，监狱中出现性活动和毒品泛滥的问题，但是我们都知道，在男子监狱里，同性之间的肛交是普遍不过的事。没有做好预防措施的性活动，将导致爱滋病毒广泛传播。如果没有使用润滑液或安全套，更是让病毒有机可乘。
　　
　　因此，大马爱滋病理事会“减低伤害工作队”建议，为囚犯提供清洁针筒和安全套， 但是各监狱都不认同这个做法。他们认为，监狱当局已经做好足够的防范措施，包括派遣更多警员巡视牢房和24小时亮灯等措施，来避免囚犯在牢里共用针筒和进行性行为。

　　这就奇怪了！谁说性交必须关着灯，在拥挤的牢房里进行？谁说加紧巡察工作， 就必定必定必定能避免毒品渗入监狱？坚决反对派发针筒和安全套给囚犯的太平监狱总监还笑着告诉我：“别担心爱滋病的传播，他们有牛油！” 电光石火之间，我思想差点转不过来。

　　最后顿悟时，也不知该怎么做出反应。 或许，政府下一步可以做的，就是把更多的原子笔和牛油供应给囚犯，既可以维护监狱当局的威信，也可以自欺欺人。

假慈悲更残忍

　　叶雯很美。第一次在“防止虐待协会”访问她时，摄影机突然出现了状况，整个采访没法完整收音。于是当天晚上，我们再次前往她的办公室作第二次专访。

　　那个晚上，她的同事都回了， 只剩下她一个人在忙着。电话响了几次，其中多个电话都是投报电话，告诉叶雯哪里又出现了流浪狗，流浪猫，哪里又发生虐待动物事件。

　　叶雯遗憾的告诉我们，全国有20万只被人遗弃的猫狗在外流浪，平均每个月一千只流浪狗猫被送来他们的协会，但是该协会最多只能安置400只动物，在有限空间爆满的情况下，他们被逼对多余的600只没人领养的动物进行人道毁灭。

　　 “如果你不人道毁灭他们，他们会挨饿，去到外面会感染疾病而痛苦。我们这里的工作人员都很辛苦，我们爱动物，逼不得已要做这种事情。那些刚出世，没有疾病的，没有缺陷的，我们也必须了断他们的生命。” 我听后，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心想：为什么要那么残忍？我们不断跟叶雯辩论人道毁灭的适当性。

　　我始终认为，只有那些患病的动物或者是特别危险不适合收养的动物才可以被施予安乐死。 就在那个时候，刚好有善心人士在街边检到一只刚出生的小狗，它依偎在叶雯的手掌里，楚楚可怜。

　　叶雯说，当晚她会喂饱小狗，给它温暖的被， 明天一早才采用静脉注射的方法让它安乐死。叶雯说，如果我们真得不愿它死， 那么叶雯希望我们暂时领养它两个月，过后再把它送回来注射疫苗和结扎。

　　那么，她保证会收留那结扎又健康的小狗在该协会长达两个月，等待善心人士来领养，两个月期限满后，如果没人认养，才结束它的生命。 我本身不敢碰触毛茸茸的动物，因此马上转向站在我身旁的制作人和实习生，希望他们能够救救小狗。

　　可是面对这样简单的要求，基于环境和个人因素，我们三人都无法答应。小狗还没有出现时，我们还在辩论人道毁灭的残忍，几分钟过后，一只狗小小的考验，我们的慈悲信念都崩溃了！ 我不得不承认，真正的慈悲不是只为延续流浪狗猫的生命，但是却让他们在外四处流浪，面对风吹雨打，面对挨饿的痛苦。真正的慈悲是给以它们爱与呵护，让它们如我们的小孩一样，平安健康的活着。

　　对此，美国人道协会也承认，静脉注射法是惟一一种能够被接受的，可用于狗和猫的安乐死方法。据美国人道协会称，现在美国有13个州，其中包括加利福尼亚、佛罗里达和纽约等，要求动物收容机构以静脉注射的方法对一些动物实施安乐死。

　　因此，如果我们再争辩，几秒钟内便能使动物“完全没有痛苦”地死去的安乐死有多么的残忍的话，那么与此同时，我们真的也要去农场或禽畜宰杀场走一趟，听听那些动物临死前的痛苦哀号，看看腥风血雨的场景。那么，我敢说，你不会再道貌岸然的对我说“对流浪猫狗实施静脉注射安乐死，是何其残忍！”因为，喜欢批判的您，每天都在享用它们美味的肉！

　　因此我说，叶雯很美。美在她的不虚伪，不假仁慈。因为我亲眼看着她照顾着这些无人问津的无家可归的动物们时，眼中没有丝毫怨恨与残忍。残忍的是，我们这些只会苛刻批评，却不愿正视社会问题的人！

为遭封杀的新闻寻求出口

　　7月6号， 社区传播中心（KOMAS）在孟沙ACTOR’S STUDIO 一连四天主办了第二届自由电影节， 共播出19部国内外的纪录片和短片。

　　这次的主题着重在言论自由和人权醒觉方面。其中一部名为“Clean shit”的短片由四名本地女子所制作，他们都不是专业的电子媒体工作者。但是凭着一股对社会课题的关心， 他们走入社区，聆听来自边缘社区的声音。

　　这部短片讲述武来岸居民强烈反对政府在该地建造垃圾焚化炉的经过以及居民和当权权展开一系列斗争所面对的挑战。

　　故事真实记录了一名出生于武来岸的女子李玉金，从一个单纯平凡的乡下女子，怎么带动当地居民认识环保课题，最后甚至动员村民起诉政府的全过程。这部短短25分钟的纪录片，在第一晚播放后，就赢得观众的热烈回响。

　　武来岸反对建造垃圾焚化炉委员会的三个成员也来到现场，和观众做交流。过去无法在主流媒体上获得这个敏感课题充分背景资讯的现场观众，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受武来岸的故事所震撼。通过这部短片的播出，以及和反对建造垃圾焚化炉委员会成员的直接对话，大家似乎对武来岸垃圾焚化炉问题这个耗资超过15亿令吉的大工程有更全面的了解。

　　连连的提问，显示了我们真的害怕有天，我们的下一代会在呼吸着致癌的二恶英，饮用含有有毒物质的水源中成长。

　　在我国， 有不少课题包括政治斗争，警方贪污腐化问题，教育和环境课题，一旦影响到当权派的利益和名誉，初时还被媒体炒作得热辣辣，都会慢慢“萎缩”或突然在主流媒体上消失。在这种情况下，观众的知情权完全被剥夺了。好在，科技创造提供的方便，如数码摄影机的创造，成为平民一个有效工具，让他们也能够成为社会监督者和时事关怀者，为遭封杀的新闻寻求出口。

　　因此，真相在没有刻意修饰的情况下，越显鲜明，也更直接被传达出来。他们的镜头取景可能不成熟，也不够专业，但是这并不防碍他们去呈现事实的真相。观众也从他们粗糙的拍摄手法中，看到他们每一个画面所带出的讯息。从当晚观众和武来岸居民及导演激烈的讨论中，我们看到观众渴望得到资讯，渴望了解事实真相。

　　我们不得不承认，许多时候，一些敏感课题被政府封杀，以及媒体的自我审查，导致受害者往往没有任何渠道抒发他们的抗议行为和不满的情绪。 这些民间媒体的勇敢揭发和独立自主的创作，确实为我们这些真正的媒体工作者带来思想上很大的冲击。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专业的媒体人不去报导涉及公众利益的课题？当中，有多少是政府下令要封杀的？有多少又是媒体的“自我设限”，为了怕得罪当权者而不敢报导的？我们不是一直在说，新闻是记者对于事实的忠实反映， 也是事实在媒介上的“再现”吗？ 当事实无法再现，真相无法还原的时候，谁是最大的受益者？谁又该对人民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