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正解读黑金属事件

　　以前在大学修读《传媒与文化》这门课时，我们的讲师经常提醒我们，对任何主流文化或次文化的了解，离不开追寻该文化的历史脉络，更离不开深入了解它所经历的转变和政治权利的关系。

　　2006年前夕，警方扫荡旧巴生路一家名为“保罗之家”的店屋，逮捕了380名音乐派对的与会者和过路人，并指他们是黑金属”音乐的成员，正进行着传播“暴力、性爱、反社会、魔鬼”等不良意识 的活动。

　　许多音乐爱好者和非政府组织都抗议政府用强硬的手段来打击青少年次文化的发展。当权者对黑金属的缺乏了解（或根本不愿意多加了解）导致无辜受牵连，一同被抹黑的的音乐爱好者怨声载道。

　　我访问了不少乐团和音乐人，但是他们都无法清楚告诉我大马青少年所热爱和推崇的黑金属究竟是怎样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来目前大马还没有一项学术研究报告，专门分析黑金属音乐在本地的真正涵义，以及对本地青少年的影响。

　　国大人类学博士Dr. Wan Zawawi Ibrahim就认为，任何一种西方音乐一旦引进大马，都会被我国的青少年本土化， 随着不同文化的融汇而产生新的定义。也是国大研究团院长的Dr. Wan Zawawi Ibrahim博士就建议，大马政府应该成立一个专门研究小组，由学术界专家共同研究本土化的黑金属，在大马的定义和影响。

　　博士不断强调，或许我们应该让这些热爱黑金属的青少年出面告诉大众，他们所理解的黑金属究竟是怎样的？让他们自己来说，我们据实记载他们对黑金属的看法和音乐对他们生活产生的变化。我非常赞同，我说如果真有这样的论坛，记得邀请我出席聆听，我想阅读这批青少年的思想，用他们的视角去看他们所热爱的音乐。

　　任何外来次文化的引进，包括各类型的音乐，戏剧，漫画等，都会经过一定程度的修改变更，或跟当地文化的交融与结合。因此，我们看到发源于美国，以黑人音乐、蓝调为基础的摇滚乐，一流传到印尼，已没有大胆激情快节奏的乐风，变成了灵活富地方风味的Rock Manis。

　　同样的，黑金属如果引入大马，由于我国的民情和文化背景和北欧国家不同，这里的青少年也可能创意汲取黑金属乐风，器材安排和表演艺术，摒弃那些和咱们宗教道德伦理不符合的元素，不追随西方黑金属所谓崇拜撒旦的思想，在音乐上去芜存菁。
　
　　如何为本地推崇黑金属的音乐人平反？首先，就必须让学术界专才深入探讨本地青少年对黑金属的理解。在这样专业的研究还没有展开之前，我们将西方所有关于黑金属的推崇精神，表达仪式和信仰完全套用在本地青年身上，说任何喜爱黑金属音乐的我国青年就是偏离宗教，实践邪派音乐，性泛滥，和毒品和酒类挂钩，这是非常不公平和残忍的。

　　但是，我始终认为，断定某种次文化的正与邪，不是宗教家或当权派的专业，而是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心理学家和哲学家的专业。任何涉及文化研究工作的人，如果没有抛弃宗教观，“以人为本”的去研究次文化的形成，那么，这样的研究结果也一定是片面的，可疑的。

　　过去我们都习惯于接受当权派对正统文化或次文化所做出的解释。当权派对次文化的窄化和独霸，只允许一种正统或原始的解释，让所有外来文化被贴上“危险”，“荼毒青少年思想”的负面标签。我们根本不去思考这些外来次文化对我国僵化的主流文化会起怎样的刺激，会对我国平庸的社会带来什么不一样的火花。

　　我们都清楚知道，主流文化好自矜贵，将地下寻求抬头的次文化踩在脚底，无法成形，贱死边缘。当权派总是会滥用权力，以父母宗教观的霸权面目出现，阻止次文化的独立多元发展，确保独霸主流永远不受挑战。

　　目的何在？不外是为了加强集权领导，训练出更多听话的孩子，不让我们的年轻人有批判精神或质疑权威政治的能力。

　　但是，当权派却选择不去理解青少年次文化的流行态势，一味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以偏概全的时候，我们只看到武力，法律和媒体变成了霸权主义者抹黑和打压青少年次文化的工具。

　　就如这次警方处理黑金属事件的方式，为的就是造成独立地下乐团的分崩离析，希望另类音乐胎死腹中，达致有天被主流音乐吃掉的历史规则。结果，被牺牲的不只是任何不见容于既成正统的另类音乐，也抹杀了大马次文化狂野活泼，理性颠覆的能力。

Iskandar和他的地下乐团

　　现年28岁的Iskandar是一个多媒体开发人员。他持有学士学位，是个专业人士。为了追踪黑金属事件，我在律师楼的会客室和他巧遇。当时，他和另两个朋友向人权律师咨询普通百姓被警方在公共场所突袭时，所拥有的基本权利。

　　Iskandar搞地下乐团已经有14年了。他说，他拥有一份正当的工作，周末喜欢和一群志同道合的地下乐团爱好者玩重金属音乐。

　　Iskandar说，玩重金属音乐只是他生活的一部分，并不是他的信仰，他是一名虔诚的伊斯兰教徒，每天作五次礼拜。

　　然而，12月31日，他在旧巴生路一家名为“保罗之家”的店铺，主持地下乐队演唱会而被警方逮捕。

　　“我们尝试解释我们没有玩黑金属音乐，我们玩重金属音乐。重金属乐风很强劲，但是跟黑金属不一样。我们不是小孩子，我们没有吸毒，喝酒，我们尝试解释，警察不理我们。”

　　Iskandar 告诉我，当时被捕的380名青少年当中，有很多是路人，包括在路边印度食档吃夜宵的人，甚至一些在车里休息的无辜受害者。他说，警方当晚并没有给以他们明确的理由，只说是突击检查，要现场所有人出示身份证，随后就把他们尽数带往警局验尿, 直到凌晨五六点才释放他们回家。

　　“尽管警方有权在无逮捕令之下逮捕嫌犯，但是嫌犯绝对有权知道他被逮捕的原因。” 人权律师Amir说，一些受害者告诉他，警方根本没有解释清楚展开大逮捕行动的理由，就尽数捉他们去验尿。

　　更甚的是，一些个案要求见律师却不被允许。更更更荒谬的是，警方在还没有调查清楚这些青少年是否真涉及黑金属之前，就让7名青年嫌犯接受媒体的访问。

　　“宪法保障被捕者得到律师援助的权利。媒体反过来比律师更有接见被捕者的优先权，这是错误的程序。警察应该专业的行事，不应该在扣留嫌犯期间允许媒体访问嫌犯。”

　　十五碑警区主任Mohd.Dzuraidi助理总监说，警方是接获有关黑金属乐队的情报，才展开行动逮捕这些怀疑涉及不健康活动的青少年。警方指他们是“黑金属”成员，进行传播“暴力、性爱、反社会、魔鬼”等不良意识的活动，当场充公了他们的乐器，光碟和一些地下乐团的徽章及宣传品。
　
　　“我们充公到的宣传册子和光碟确实有黑金属元素，有违反我们道德观的崇拜撒旦元素。看他们的歌名，我没有看到他们所说的什么诗歌。他们理应参加政府或被承认的非政府组织举办的新年倒数活动，而非这个偏向不道德，不健康的活动。”Mohd.Dzuraidi助理总监的语气像足了戴着毡帽的宗教师。

　　后来，警方证实音乐会的主办单位，并没有申请娱乐和集会执照，而触犯了1984年娱乐法令第41条文。而当晚警方也逮捕另外4名怀疑非法印制物件，而触犯印刷及出版法令的男子。

　　大马人民之声协调员叶瑞生说，整个逮捕过程中，警方一下说他们“非法集会”、一下说主办单位“没有申请娱乐执照”，一下又说这批青少年涉及黑金属，由始至终无法向现场的被逮捕者解释真正的逮捕原因。
　
　　“如果是说怀疑主办单位没有申请准证的话，那为什么又捉这些青少年去验尿？他应该捉演唱会的主办者就好吗！验尿是怀疑他们吸毒，我们发现警方在做着和他们指控不相符的事。”

　　验尿结果发现380名被捕者中，只有8人证实吸毒，其余百分之98的青少年与毒品无关。

　　针对这一点，人权律师AMER就说，警方必须要接受到合理的投诉或合理嫌疑某人涉及可被逮捕罪案（seizeable offence）, 才能在没有向法庭申请拘留令前，扣留嫌犯，或要求检验他们的尿液。

　　“警方必须要接获合理的投诉，不是任何投诉都动员。对于一些造谣者的投诉，警方必须先调查，确保投诉合理，那么他们才可以采取行动，在没有逮捕令下逮捕嫌烦。此外，如果警方接到可靠的情报，他们也可以在无逮捕令下扣留人。警方也必须作合理的猜疑。”

　　AMER HAMZAH说，在展开突击行动前，警方不可轻信谣言（疑浮罗交怡性派队转移首都）或从个案穿着打扮（打扮时髦穿黑色衣服）就断定这些青少年是提倡魔鬼、性爱、暴力、反社会的叛逆青年。

　　大马独立新闻中心事后也发表文告说，该次的扫荡行动再次证明当政者尝试巩固大众对独立音乐的刻板印象，对次文化有错误观念，一味抹黑打压，企图让青年成为社会风气败坏的代罪羔羊。

　　Iskandar对警察官对黑金属音乐的错误理解感到失望。他说，警方并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证明他们确实涉及黑金属。他告诉我，当晚表演的独立乐团乐风多样化，警方一听到吵杂的金属音乐，就执意认为那是重金属音乐。他有说不出的愤怒。

　　“ 媒体也是的！报导根本不公正，老作些不负责人的报导，记者只听官员的说辞，本身也不懂什么是黑金属就把我们归类为黑金属成员。大众因此听到黑金属就怕，说我们崇拜撒旦，杀羊祭拜撒旦，反宗教和走上歧途。事实并非如此。”

　　事实上，黑金属是极端金属的一种形式，源自于北欧。最重要的内容是撒旦崇拜仪式，反对教权主义和宗教探究。

　　我问Iskandar对黑金属的理解。他尽管没有直接告诉我黑金属音乐和他所爱的重金属音乐的不同，但不断强调：音乐是自由的， 不自由的是人们对某种类型音乐所持有的观念和偏见。

　　“如果你有一个音乐剧场，那是关于宗教仪式的，你会采用魔鬼的音乐吗？你肯定会用因为你想突出宗教的主题，难道这就叫黑金属？它只是娱乐表演的一部分，音乐表演的一部分。”

　　可不是吗？电视节目电台歌曲和电影情节大力倡导性和暴力，妖魔鬼怪光怪陆离违反道德宗教的片段俨然自成逻辑，理直气壮的存在。但是我们却容不下青少年通过音乐来发泄他们对旧有体制的不满，宣泄它们对社会，家庭甚至是宗教组织的情绪。这是什么样的变态心理？

　　Iskandar说，他的父母早已离异，他玩重金属，通过创作，来反映破碎家庭孩子内心的感受。他说，他的音乐纪录现实生活，他并没有陷入迷幻世界。

　“我有一群同样热爱重金属音乐的朋友，我们搞创作，自己写歌，自己制作光碟，和热爱音乐的朋友分享我们的作品，这样犯法吗？不是每个人都一定要喜欢主流音乐吧？我们用自己的音乐唱出自己的想法，和那些飚车族相比，谁在从事不健康的活动？”

　　我看出这位青年对音乐的执著，也听到他内心的呐喊。我猜想，他们不爱主流音乐，不找制作公司帮他们出版光碟，可能他们创作的音乐没有经济市场，不受主流唱片制作人的青睐，但是，他们搞另类音乐的自律和自发制作音乐的坚持和努力，的的确确感动了我。

　　“ 一些年轻人，他们没有空间发泄他们的愤怒，他们选择了毒品和烟酒，因为他们不懂得他们要怎样的人生。我们则决定我们的人生，我们决定玩自己的音乐，音乐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地方，这就是关于我们的一切，人们以为我们是黑金属，这是非常令人沮丧的。” Iskandar 的语调冷峻而深邃，却散发着音乐人最大的魅力。那一刻，我的心是悸动的。

　　Iskandar的分享，让我了解到一个专业诚实的媒体工作者必须时时刻刻准备跳出意识形态的框框，挣脱历史传统和惯性思考的束缚，用温柔包容的心和大胆批判的眼睛去了解这群被抹黑的地下乐团成员的心声。

　　音乐，如同其他次文化如电影，戏剧，漫画一样，只是一种表达想法的媒介，它是促进和平的工具，也是一种艺术。用“黑金属”之名，来将这些青少年“妖魔化”和把他们归类为“邪派”，都是不持平的。

　　我为一些本地报章以“和撒旦一同迎接新年”，“380黑衣帮警局过年”， “380黑金属客被捕”打头条命标题，一竹竿打翻全船人而愤愤不平，更为像 Iskandar一样无辜被抹黑的青少年喊冤叫屈。

　　我不希望媒体的不公正报导和执法组的强硬打压行动，让我们的青少年从此失去理性批判，大胆创作，发挥创意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我写这篇文章，对Iskandar和他的伙伴，还有长期鼓励和推动独立乐团创作的组织——扩音版图的创办人麦伟豪加油打气，也为当晚无辜受牵连的数百名热爱另类音乐的青少年平反。

她不喜欢“难民”这个名字！

　　 Aishah是个害羞的女子，第一次见到她时，我的问题像脱弦的箭，刺中她年轻的心。

　　“如果有选择，你要不要回去你的原生国？”Aishah是大马Rohingya族的第二代。事实上，她根本没有选择权，因为缅甸早就遗弃了她和她的族人。后来，我为自己竟然问出这么一个愚蠢的问题，懊恼不已。

　　大马和缅甸如同两个永远没有交错的桅杆，Aishah对于自己的身份认同异常敏感，也特别脆弱。她正努力紧捉着大马与缅甸这两柱桅杆，试着平衡自己和未来子女的身份航向。

　　“我要回去哪里？我一出生看到的就是这个国家，我根本没有看到其他国家，对我来说，这里就是我的国家。”她的回答，的确震慑住我对飘流的美好想象。

　　我想如果有一天，哪个愣头青突然问我要不要回中国，我大概也会有像Aishah 这样的笃定。当然，我比Aishah幸福太多，我可是有身份证，享有公民权的大马人。

　　“我的父母逃难，他们没有选择。可是，我们这一代并没有逃呀！” 听得出, "难民"这个称呼，对Aishah 和她的一对子女来说，是多么残酷的名字。因此，Aishah 对Rohingya族人的来处和自己继承的尴尬身份，醒目，并且坚持。

　　在那个动荡的时代，Rohingya族就这样被逼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今天，他们踏实的在大马定居了，他们的第二代和第三代也诞生于这个国土，但诡异的是，身份的认同与归宿感，却如20年前逃难时一样，日日夜夜反反复复在他们的心中交战着……

　　结果，他们的后代尽管没有上一代的苦难，但是他们却是在毫无选择之下，遗传了上一代的漂流……“难民”成了他们共同的名字，也是他们挥也挥不去的生命缺口！

　　和许许多多在大马诞生的Rohingya 族年轻人一样，Aishah 还在等待大马政府给Rohingya族人签发临时身份证，让他的子女可以在大马接受正规教育，将来有一纸文凭，可以从事更好的职业，一点一滴地展开自身的丰饶生命之旅。

　　或许，苦难本身并不动人，动人的是：有人可以因为它, 而透视一些什么；苦难本身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有人还在那里漠视，不愿做出什么。

无私的人道关怀

　　今早的“爱—开唛无障碍”电台节目，主持人彪民和李璘穿针引线，让听众了解我国政治难民的处境和面对的问题。我发现，许多听众都很理性的讨论这个课题。

　　由于在2004年，大马政府原则上已经承认了1万名无国籍的Rohingya族为政治难民，让他们能够享有合法工作和受教育的权利。但是, 这个承诺至今还没有兑现，Rohingya族人的后裔目前还是没有办法到正统学校上课，不能合法工作，引起媒体的关注。

　　而根据Rohingya族人权组织提供的数据，截至2005年7月，还有300多名的Rohingya族政治难民被大马执法人员逮捕，并关在大马各扣留营里。

　　许多听众都认为，大马政府应该赐予这些政治难民基本的权利，包括让他们合法工作和受教育的权利。我觉得这就是社会良知，这就是对生命尊严、对“人”的公平关爱、理性关怀。我庆幸收听这个节目的听众都可以从细微处，看到大马政府处理难民问题的纰漏和不足点，勇敢提出看法，提出理性批评。

　　一名男听众甚至批评大马政府在答应收留政治难民方面存有双重标准，只承认Rohingya族和菲律宾南部的穆斯林政治难民，而不承认同样来自缅甸，但是因为信奉基督教而遭宗教迫害的钦族(CHIN)政治难民。 　　老实说，在我作这个报道的过程中，这个问题不只一次在我脑海中盘旋，这是相当敏感的一块。因为，如果真要从“维护人权”的角度来看，我们确实应该在确定他们的确在原生国面对政治或宗教迫害后，就应该基于无私的人道关怀，给予这些政治难民同等的保护。

　　但是，我们的政府却说，内阁需要更多时间去调查其他族群（CHIN, KAREN等）难民的身份和逃难背景，才决定该不该承认他们或暂时收留他们。换句话说，查明这些难民的来处后，大马政府将来也可能给予他们人道保护。

　　这么一来，在目前这片模糊不清的灰色地带，没有人敢质疑政府的诚意，媒体的报道角度，也不敢斗胆轻骂政府在处理政治难民的课题上不公正。

于是，我们只好专注报道政府原则上答应保护的Rohingya族难民群体所面对的生活困境，希望在这里居留了10多20年的约1万名Rohingya族难民真正得到政府的援助。大马Rohingya族人权组织主席的Zafar Ahmead告诉我们，过去一年来，他们还是经常被移民厅官员和警方逮捕、扣留，甚至把他们流放到边界地区，或遣送他们回国。

　　“我本身在过去10年来，就曾经被逮捕12次，被关在扣留营，被流放到边界地区。我写信给大马人权委员会、人民之声等寻求协助，但是我们族人的生活，人身自由、基本人权还是没有获得保障。”

　　因此，Rohingya族难民希望大马政府履行承诺，给他们合法的难民地位，并提供他们临时身份证，允许他们在大马合法工作和受教育。

　　我想：如果连没有国籍的Rohingya 族还依然遭逮捕和遣返回国，那么，我们根本不用再要求政府怜悯其他来自缅甸的寻求庇护者了。这方面，大马政府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

　　“我们将把他们（CHIN , KAREN等缅甸政治难民）流放到边界地区，过后就不再是我们的责任了，我们不需要基于人道主义，对这些不是我国公民的难民负责。但是如果联合国难民最高专员署（UNHCR）为他们注册，签发给他们难民证，把他们送到第三国家，我们会全力支持。”首相署部长DATUK SERI NAZRI的回应直截了当。

　　尽管我们知道还有几万名非穆斯林难民在大马非法逗留，这些人，一旦被遣返回缅甸，可能会遭到宗教迫害。但是NAZRI重申，大马政府并没有签署1951年关于难民国际保护的日内瓦公约，移民厅官员和警方有权援引1959/1963年的移民法令来逮捕、扣留和遣送那些没有合法文件的外来移民（当中可能包括无法证明身份的政治难民）回国。对于那些没有合法证件的外来移民，一旦罪成，他们可被施于6下鞭笞，最高5年的监禁刑罚，或被罚款最高1万令吉。

　　为了避免政府错把政治难民当成非法外劳来对待，联合国难民最高专员署代表Volker Turk就表示，难民署在资源分享方面，愿意给以大马政府全力配合。 因为，只要加速鉴定政治难民地位的程序和工作，政治难民才能尽快拥有合法的身份，从此光明正大的在大马工作。他们的子女，也才能摆脱文盲的桎梏，并得到医疗卫生保障。


　　所以，在联合国难民最高专员署和内阁还没有达致共识，携手拟出难民地位的认同机制之前，我们忙着讨论难民培训配套或大马容纳难民的社会条件等都是枉然！

隐形的群体——政治难民

《难民之声》报道出街后，接到许多观众的询问电话。其中一个从事餐饮业的老板娘告诉我，常常有难民找上她的餐馆讨工作，她不晓得该不该聘用他们。

“这些难民都有联合国难民最高专员署（UNHCR）所发出的信件，他们逃难很可怜，有些还带着孩子，我们聘用他们犯法吗？”

我直接告诉这个善良的老板娘，大马政府并没有签署1951年联合国关于难民国际保护的公约，因而也不承认这些蜂拥到我国避难的难民。

“如果你真要聘用难民的话，请详细阅读他们持有的信件，如果是来自缅甸Rohingya 族人，你大可冒险聘用他们。” 用“冒险”这个词儿， 并非故意要让这位女士不安， 因为Rohingya族人的逃难背景相当复杂，身份更是敏感。

根据1982年的公民法，缅甸政府不承认Rohingya族为土著公民，造成Rohingya族成了无国籍民族。

80年代开始，Rohingya族人不断受到迫害，他们的行动自由受到限制，如果没有官方许可，他们就不能离开村子。属于没有国籍的Rohingya族人自此逃亡到孟加拉、泰国，和大马士等边境国家寻求庇护。

目前保守估计，大马有高达1万4千名的Rohingya 族难民。他们通常举家从缅甸逃到我国，组织成7到8个成员的大家庭。

在2004年11月，我国政府基于人道关怀，原则上承认我国1万名无国籍的Rohingya 族人为政治难民，并承诺给予他们临时身份证。

问题是，过去一年多来，大马政府并没有履行承诺, 也就是签发临时身份证给Rohingya 族，让他们拥有合法的身份，在大马找生活，以及自由融入社会各服务体系里。

结果，许多Rohingya 族人和其他逃到我国避难的缅甸少数民族如Chin 、Karen以及印尼亚齐省的政治难民一样，经常遭当局（移民厅官员和警方）肆意逮捕，扣留或流放到边界区域，不理他们的死活。

大马钦族难民委员会的协调员 Simon告诉我们，大多数的钦族难民是通过代理公司从泰国边界潜入大马。他们每人平均向代理人缴付2千到2千500令吉不等的“非法入境手续费”。

但是，来到大马，不少钦族寻求庇护者被大马移民厅官员逮捕。Simon 说， 目前估计有400到500个钦族寻求庇护者，被关在大马各扣留营里。每人平均被关半年至一年后，就会被当局流放到缅甸和泰国边界区域。

“当他们被流放到边界地区，那边已经有代理人在等着， 把他们关在房间或货柜箱里，要求他们联络在大马的朋友赎回他们。”

很多被流放的钦族寻求庇护者，都联络不上他们的朋友，付不起赎金，最终沦为被贩卖的人蛇，被代理人卖到边界渔船工作。他们可说是受尽煎熬，一些失踪，一些则不幸死亡。那些有幸再度潜入大马的钦族人，还是摆脱不了再被逮捕，扣留，然后被流放或遣返回国的恶性循环。

对于这些在法律上不被承认的政治难民，即使他们都持有UNHCR发出的难民证，他们最多只能在我国居留，不能合法工作或受正统的教育。

“原来他们只能住在这里，不被允许工作呀？那么，他们怎么生活？”

这位女士对大马政府居然没有一个处理难民的有效政策，感到非常惊讶和困惑。

看，普通百姓都有这种人文关怀。我们的政府却眼睁睁看着1万多名没有国籍的Rohingya 族人在我国居住了10多20年，在这里诞下第二代第三代了，却不肯正视这些难民的基本权益和未来。

结果，回不了原生国的难民，只能继续偷偷摸摸的找生活，做些所谓3D（dirty, dangerous and difficult ）肮脏、危险和艰难的工作，靠微薄的收入养家糊口。他们最多在工地、收集垃圾领域或餐馆工作。

最可悲的是，他们的下一代竟也无法在大马获到最基本的教育。

“我希望我的孩子有机会上学，这样才不会学坏；如果没有上学，每天无所事事，变坏的机率就比较高。现在我的孙子也到了适学年龄，但还不能上学。”一个Rohingya族妇女无奈的道出他对孩子未来的担忧。

要知道，剥夺难民接受教育的权利所付出的社会代价是难以估计的。假如一些儿童眼中的世界只有暴力、贫穷和剥削，而没有其他东西，那么，他们的未来，还有希望吗？

“想上学却没得上，心里真的很难过。看到人家上学，自己也很想上。（因为不识字）要去哪里都不行，不懂搭巴士。”　一个早婚的Rohingya族少女因为不能和同龄孩子一样上学读书，内心非常感慨，接受我们的访问时热泪盈眶。


非政府组织Tenaganita 和人民之声都认为，除了保障难民的工作权，扫盲与教育是事关难民未来及其可持续发展的一项永久性投资。 他们都促请大马政府和联合国难民最高专员署密切合作，加速鉴定Rohingya 族难民身份的程序，尽快签发合法证件给他们，让他们可以光明正大的在大马工作，也让他们的子女有机会受教育。

在我国，单单是缅甸和印尼亚齐难民，就有5万多人。这还不包括来自泰国，菲律宾南部，孟加拉等国的难民。这些难民大部分聚集在巴生河流域地区，有者还住在森林里。

在钦族难民委员会的引领下，我们去了Putrajaya森林，亲身了解钦族难民，在聚落如何挣扎求存。在Putrajaya森林里的三个据点，住了近700名为了逃避缅甸军政府的迫害而逃前来我国寻求庇护的缅甸钦族人。

事实上，不管他们是否拥有难民证或是“under confirmation letter”, 简称UC信，他们都不可以在我国合法工作。结果，工资以日薪计算的钦族难民一律被视为“非法移民”，受尽雇主和执法人员的“合法”剥削。

“我们在布城工作，做些散工找生活，拿到薪水的话，警方就来骚扰，半途等我们，搜身要钱。我们没钱的话，就送我们去警局。”山上的钦族难民无奈的说。

拥有100万人口的钦族，是缅甸的少数民族。由于缅甸是个佛教国，而大部分钦族却信奉基督教，因而受到歧视和迫害。 80年代中旬，钦族人成立了钦族组织（Chin National Front），与军政府对抗，以争取钦邦独立。自此，军政府肆意捉拿任何怀疑支援这个组织的钦族人，甚至把他们折磨致死。


逃到我国后，他们的生活并不好过。没有身份，导致这些难民必须躲躲藏藏，山头聚落卫生条件极差，他们的患病率非常高。

由于他们无法得到政府的医疗援助，许多难民生病了，也不去看医生。因为一旦病了，他们和外国游客一样，必须缴付比本地人高出许多倍的医疗费。

可是，我们都知道，难民和游客不一样，他们并非持着通行证前来我国旅游，有者更是连身份证和护照都没有的无国籍政治难民，就比如Rohingya族难民，他们是在没有选择之下，才到我国寻求政治庇护。



目前，内阁正计划为政治难民提供培训，把难民妇女训练成家庭女佣，男的训练成建筑工人。由副首相 DATUK SERI NAJIB TUN RAZAK 为首的内阁特别委员会，将负责策划这项训练计划的执行内容。

可是呀！我们都知道，在大马，执法当局一再未能把寻求庇护者跟没有证件的非法外劳（经济难民）区分，使寻求庇护者和难民经常遭执法人员骚扰、威胁勒索、 殴打和性侵害，不少难民更在扣留营里死亡。


我想，在还没有推行什么训练难民成为有素质的建筑工人或家庭女佣之前，脑袋稍微清醒的人都知道，大马政府和UNHCR的当务之急，是设定一个鉴定难民地位的共同标准。因为这一刻，肯定他们的存在，给予他们难民地位，比什么都重要，不是吗？

备注：政治难民是指那些因为国家内战，或因为种族、宗教、国籍、政治理念的不同，或者成为某特定社会组织会员而受到迫害，前来我国寻求庇护者；非法外劳或经济难民，则是那些没有合法的证件，由于自己国家经济条件不好，而前来我国寻求更好的工作机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