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心感触生命

　　　　　　　　　　　　30米长的临时小桥　　　　　　　　　　　　　Ulu Telom 的原住民村 　　　　　步行了一个小时半之后，放了学的小朋友终于回到家。

你的心灵，多久没有洗涤了呢？

临时搭建的桥，把原住民跟外面的世界重新有了连接……

商业化阴影下的媒体操守

离职后的这些日子，我决定让自己慢慢沉淀，好好梳理过去六年多来在媒体工作的获得与失去。即便是离职后的这段时期，我偶尔还是会接到一些观众的来电，向我提供情报，诉说社会的不平事，要求媒体报道他们的心声。看来，还是有很多人相信媒体能够帮他们伸张一点正义，所以如果媒体工作者能够维护新闻的真实性，捍卫大众的福利，当人民的传声筒，发挥社会公器特殊的影响力，那么，媒体才不会辜负大众的期待和信任。

在转介个案之余，我也常思考，记者到底是为了什么，或为谁从事新闻工作？他／她必须遵守什么样的职业纪律和操守？

上个月，我有机会到菲律宾去和亚洲其他国家的媒体工作者一起学习。在“媒体伦理”这堂课上，我们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我们报出了各自国家传媒所出现的许多不正当行为，这包括媒体制造了严重失实的报道，对新闻进行别有企图的炒作、追求趣味低下的卖点，出卖版面或新闻时段换取利润、在报道中强化旧有价值的明显偏额、记者收取金钱为新闻“买家”说谎或利用职权谋取私利、不择手段采集新闻、不考虑公众利益，不保护消息来源等等。

在道出大马部分媒体高层利用权力出卖视听时段，和商家一起误导阅听人，我的心情特别激动。我的菲律宾和越南同学则感慨地告诉我，在他们的国家，受访单位和机构甚至已经公然把一大笔钱放进信封或直接存入记者的银行户口来贿赂他们，他们称之为“envelope journalism”或“ATM journalism”。由于当地记者的薪水都很低，这是他们的额外津贴，媒体机构也不会反对记者这么做。

于是，我们对媒体操守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并逐层分析了传媒操守各个层面所面对的问题进行列述剖析。讨论当中，我们都认同传媒控制了公众的舆论，足以影响社会风气，扮演捍卫民众的知情权、监督政府的重要角色。因此，媒体操守，在某种意义上比个人操守更为重要。媒体工作者无论如何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献身于公共利益，保持清正廉洁的作风。

这几个月来，我一直在想：如何把媒体人格化，让我们的媒体更像一个人，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如何提醒记者不要忘记他们服务的对象是广大的群众，而非迎合老板的需求，只顾公司利益，未能为公众提供公正持平，客观中立的报道，而沦为公司的宣传喉舌？

我不得不承认，现时的媒体环境，根本不可能要求记者坚持专业操守。因为问题根源不在记者，而在媒体的老板，和代表老板在编采部执行决策的编采高层。要让编采部独立自主，让记者这个职业有尊严，就得提升整个专业的水平和操守。媒体老板必须尊重媒体专业，不要把记者看成是“打工仔”，要求他们凡事顺从，为五斗米折腰。

换句话说，媒体老板必须在利和义的矛盾冲突中间，取得平衡。媒体机构应当使用各种正当的手段，提高新闻或节目的素质，增强自身的公信力，借此吸引广告客户，以获取丰厚的回报。而非在获取利益的当而，不再捍卫社会公义。

我曾经一厢情愿的相信，媒体工作者必须仗义执言，“咬定青山不放松”，不向权威低头，哪怕遭受再大的磨难也在所不辞。可是现实中，我却发现，要公正报道新闻，客观分析事件，要报道真相需要很大的勇气，偶尔还要抵抗权威，真要做到“威武不能屈”，并不容易。

在一些欧洲国家如挪威，瑞士，法国的新闻编采部可以寻求跟媒体老板签订协议，老板同意交出编采权，让编辑部自主的根据新闻专业要求运作。但是大马媒体并没有享有新闻自由，媒体的操纵权都落在媒体老板、政党和财团手上，编采部受到当权派的干预，一旦触及“上头”的利益，记者将被要求置新闻专业操守于不理。

媒体前辈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向下属反映他们效忠于“老板”的心态，他们在做任何决定时都较关心媒体老板的利益而非公众利益。也因为这样的奉承心态和打工仔心态作祟，记者都会被指示做些“不惹麻烦”的报道，被教育在黑白之间的一大片灰色地带游离。记者务必要着眼公司利益，完全接受上层意旨行事，媒体机构里面根本没有内部民主和自由可言。

而那些不听指示怀疑上层决定的记者自然被排挤，被贴上种种负面的标签。新入行的记者看着编采高层公开被老板“修理”，自然变成唯唯诺诺，不敢轻举妄动。记者工作的目标也就慢慢转到保住饭碗，追求加薪，升职和更丰厚的花红。编采高层也就不惜放弃编辑自主权，不做会触及老板利益或会得罪权贵的报道，尽量避开地雷，以求保住自己的饭碗。

结果，调查报道、触动当权派神经的敏感报道已不再受到主流媒体的重视。媒体不会保障公众得到正确足够讯息，参与社会讨论，实践公民权和享用新闻自由的权利。在着眼销量、收视率和广告收益的过程当中，我们似乎已经把受众当成消费者，而非一个公民。

“我们是商业媒体机构，凡是要看盈利，上层评估编采高层的标准以他们能够为公司招徕多少利润为考量。”一资深媒体人一语道破其公司制度的缺点。

可我始终认为，不管是国营或私营媒体，它依旧占用了公家相当宝贵的频道资源。跟大众切身利益无关的广告都不应该占用新闻报道的时段。新闻主播更不可公然为商家财团做宣传，刻意混淆广告和新闻的界限，或者将广告包装成新闻，在新闻时段堂而皇之地登场。

看见在屈服于金钱和权势的媒体机构里服务的记者经常不被允许报该报的新闻、说该说的话，坚持该坚持的理，我的心都隐隐作痛。再看见一些还有些许挣扎的媒体前辈选择忍辱负重，继续对违反媒体伦理的行为而抗争时，我常会激动得夜不能眠。我想，这种敢于挑战权威，纠正媒体不正当行为的行为本身甚至已经不再可以用功利和效用来衡量，而成为了对媒体沉沦，一种绝望中的信仰。

客观理解这些前辈的痛苦和行为逻辑固然可以在更宽大的制度框架中解读他们在主流媒体工作的两难，但是却无法合理化所有的新闻犯规。要知道，当媒体工作者只为想获利而出卖媒体专业，而将正义、公德、操守置于脑后的时候，也是阅听人对“舍义取利”的媒体感到厌倦和失望的时候。那也正是造就另类媒体通过无疆界网络蓬勃发展、挑战主流媒体公信力的时候。

作者注: 本文原刊于9月17日<独立新闻在线> 的独立专栏.

被出卖的媒体专业

近年来的媒体生态，处于弱肉强食的高度竞争，为了抢食有限的市场，各家媒体使出浑身解数在收视率和广告收益上你争我夺。“置入性行销”大行其道，在追求商业利益的时候，媒体只会想到用最廉价、速成的手段，来博取最大量的阅听人。

“置入性行销”（Placement marketing）是指刻意将行销事物以巧妙的手法置入媒体版位或新闻及节目时段，以期借由既存媒体的曝光率来达到广告效果。“置入性行销”试图在观众不经意、低涉入的情况下，建构意识知觉（subliminal perception），降低阅听人对广告的抗拒心理。

国内媒体因为收视率的压力，充斥着耸动的琐碎事件，报道内容的煽情低俗导致外在形象滑落已经叫人不敢恭维，将新闻当成商品售卖的“新闻广告化”现象，则更从内部腐蚀了媒体的道德价值与公信力。

理论上，广告不应以新闻的呈现方式鱼目混珠，媒体机构决策者和记者不应该接受消息来源的任何利益，以免影响报道的公正与客观。

话虽如此，对于一个商业媒体机构来说，广告收益就是它们的衣食父母。媒体报道内容如果无法捉紧有着过动惯性的观众注意力，那就是“赔钱货”，广告收益大幅减少的话，媒体机构如何赚钱？

结果，一些媒体掌权人就教育记者：要在提高收视率的同时，也请帮忙想想赚钱的单元,　至少在收视率不理想的情况下，还有广告费稳稳入口袋。听起来匪夷所思，这样的思维却实实在在造成媒体机构的腐化堕落。

就因为商业利益上的考量，使得新闻广告化现象大刺刺以“编业合作”（编辑和业务）之名成为媒体政策。原本应该中立客观不受制于商家左右的记者，恐怕要暂时放下“无冕皇帝”的监督角色，放下身段、态度卑微地去和广告商打交道，促销商家财团的产品与服务，以达到协助媒体机构创业绩的目标。

如果记者这个时候还义正词严的辩驳新闻报道理应“求真求实”，媒体的编辑理应自主，应该和广告、业务、行销等部门彼此分开，那么，他的上层恐怕会群策群力，狠狠把他／她从飘摇的理想中拉回现实世界来，要他马上不要动用脑袋，只要安分写出可以赚钱的广告新闻就好，不然薪水花红哪里来？

结果，阅听人不难在每天接触的新闻报道中发现有极大比例是由活动单位出钱的“置入性新闻”。从购物，美容，保健，房地产，旅游展览，体育用品，活动标案等都无所不包，媒体的版面成为商家财团宣传的园地，严重伤害了报道的公正性，造成媒体专业自主、专业知能的沦丧，新闻伦理也因而瓦解。

最可悲的是：媒体成为广告商的代言人，而不是把关者，监督者。任何严肃的专题分析和调查性报道或中肯而可信赖的评论报导渐渐少了存在空间。

今天的新闻报道里面，阅听人常很难分辨究竟产业界的新产品研发成果，医药上或科技上的新突破，关于消费人健康的消费资讯或保健方法，究竟是真的具有报道价值的“事实”，还是已经被广告主花钱买来的“假新闻”和“真广告”？

更可悲的是：类似的媒体“编业合作”出卖了记者的独立性。记者工作时受到外界干扰，无法以其专业的态度来决定报道的角度或采访对象。最终成为被动的采访工具，一个编业合作政策的“执行者”。

更叫媒体工作者气愤地是，一些花钱买新闻的委托单位（商家／财团／政客）甚至还会越俎代庖，要求改稿审查，确保记者“扬善隐恶”，在报道中达到肯定与吹捧委托主的最终目标。久而久之，阅听人不再相信媒体，媒体短期内营收爆增，长期来看，却失去了长期建立起来、金钱也买不回的“公信力”。

媒体工作者渐渐抛掉所谓的专业坚持和伦理考量，冲盈利成为共同迈进的方向。这背后的驱策力量，其实来自越来越悲观的媒体前景。

一个前同事在看见媒体新闻时段被广告劫持的怪像时曾遗憾的对我发出这样的感叹：“我们的新闻像娼妓！谁有钱，谁就可以插入！ ”。

犹记得，我当时觉得他这比喻无比粗俗。但随即又不得不认同这位前辈的看法，因为它贴切的反映了媒体机构普遍向钱看，“典当”媒体专业和尊严的悲哀。

在这种变相的资助和置入性行销严重违反专业伦理的情况下，记者该如何自处？如何力捍“公众知情权”，履行公众信托的责任？

如果媒体掌权人无法拒绝任何置入性的买卖交易，记者该怎么坚定维护新闻或节目专业与尊严？

阅听人又如何不轻易被媒体讯息所操控洗脑？

真相。专业

每一张照片都是历史，能将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的记忆留存。

感人的、撼人的镜头，都存在着摄影者和被摄影对象微妙的互动。

以苦难为取材对象的摄影师，在面对冲突场面时没有发抖的权利。

哪儿出现状况，传来喧闹声，摄影师和记者就往那里冲去，拍下发生，记录历史。

这不纯粹是日常生活的留影，一份列常公事的执行，而是每一个活生生的历史记载的真实呈现。

那是一份责任的履行，一份荣誉。

然而，摄影师面对冲突场面时，该如何与被摄影者互动？要摄取一张充满张力的照片时，如何让被摄影对象感到被尊重？究竟要如何拿捏分际，才能做到对被摄影者有所帮助？

此外，记者如果同时是社运的参与者，是否可以和受访的苦难者同歌同泣？他该如何抽离，控制情绪，维持超然地位，表现自己的专业工作态度？记者或摄影师如何在第一时间放下个人情绪，做“最有力”最符合身份和专业要求的事儿？

演谁像谁，各就其位，就是专业。记录客观事实证据，表现维护专业的勇气和人性的力量，才能对所关切的人们和事件产生最实际的声援。

记者应该效忠于谁？

休假两周回来，上班第一天同事就问我：“如果你是一个战地记者，代表你的国家去敌国采访新闻，而后发现不利于祖国的情报，但是这个情报对捍卫世界公众知情权很重要，你会效忠于谁？”

记者也是一个国家的公民，也可能是一个政党财团控制的媒体机构的员工，或者还可能与此同时有自己的其他兼职，涉及商业投资，那他/她也可能是一个老板。

当一个真相的揭露，可能危害到国家民族的利益，伤害到媒体机构的利益，或者威胁到记者本身的私利时，到底这个第一手情报应该发放给谁？报导应不应该求真求实？国家政党财团媒体机构和个人，哪一个应该获得记者效忠的优先考量？

如果记者严守公民责任，捍卫老板的利益，谁会得利？谁会受到伤害？在处理任何一个关乎人民权益，捍卫人民的发言权、生存权、工作权、财产权等天赋的基本人权的新闻时，编辑如何自强自主？报道如何客观公正？媒体机构如何确保他们的评论报道确实中肯而可信赖、确保最后呈现出来的真相，确实是真相？

“记者该效忠于谁？”我在这里公开这个问题，向媒体界前辈讨教，更希望起抛砖引玉的作用，引起各位部落客的讨论。

回到内心的“呼庭”

关于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关于真相与虚拟的争议，我想我们看世界的视角是最大的问题。

你知道吗？我无时无刻都在飘流，无时无刻都想要放弃。

但是极度“怕输”的我，怕一放弃，我就永远不知道理想，和我的距离，有多么的靠近。。。。

当工作上不顺遂发生时，我总会独自品尝孤独和挫折的滋味儿。

“我为什么会在这里？”

“我到底放不下什么？”

“我该不该回去？”

如此的内在对话因而衍生出对工作理想和亲情考验的内省。那包含了对生命意义、真理的初探、惶恐的追求与疑惑。

事实上，我只想全神贯注的工作，然后不受干扰的休息。

我性格中阳光热情的一面，总在一段时日后，被渴望独处的心情，全面覆盖。

是呀。也总在如此安静和独处的时候，我才承认，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一直没有停止漂流。

而在被情势所困的时候，我一直没有停止想要退缩，或不断提醒自己：是时候抽离了。

从工作岗位上抽离，从人事的暴风雨中抽离。那是一个怎么样的心境呀？

下了一场大雨后的下午，我突然想念起了那宁静的海湾。

你可知道？在那草原的突起之处，有百合花香。

而它，有个很好听的名字——“呼庭海湾”。

记得初次踏足那片土地，那个海角天涯的时候，我的心，就不住地漂流着。

记得那个午后，我迷失得那么自由。甚至勾勒出了：“不如，我就在这里死去”的联想和冲动。

你如果也和我一样迷失，也想要抽离，我希望你能够到这个美丽的海湾，去看海。

在那里，你可以静静的吹风，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想，看浪潮轻轻拍拂又走，听远处画眉的歌声。

青山还有绿树林海，在梦想的平台上，你尽管编织您的梦想。

轻轻闭上眼睛，或让自己歇息，想象这个海湾随时欢迎疲累的你，安心长眠。

没错。它让身心疲累的你，安心长眠。而后，让得到宇宙无限能量注入的你，再次苏醒。

传言，很久很久以前，这个地方是放牛耕种之地，又有“牛山”之称。

阿美族则称它为“呼庭”（huting）。

曾继何时，成群结板的牛只少了，发展洪流洗退了阿美族靠牛耕种的画面。现在依稀可见的是野放山上优然自在，得到大地青草滋养的牛群。。。

于是“呼庭”在阿美族心里有了新的意义——一个自由自在，无忧无虑，任您心灵翱翔的人间净土。

也只有这个地方，可以驱走城市人的浮躁不安，感受到心灵的宁静和空旷。

年终了。秋凉冬送风，牛山不冬眠，只给你一季舒眠，送你一抹忘忧。

一觉醒来，阳光在海角乍现。

苏醒后的你我，都要再相信：无限复杂的因缘，会把我们牵引到更好的地方去。

或至少在我们内心小小的“呼庭”里，再创造另一个不可思议的交集和勇气。

让每一个发生，每一个相遇都让我们从别人的身上，有所学习。

或许，一觉醒来，就会心境如雨，清楚看见一片璀璨与琉璃。

我要抱持这样的信念，再走过去。

迷路的小小记者

小妹今天出席老马开斋开放门户活动回来，写了一则“完全不敏感”的新闻，最后被抽起。她说累死了累死了，都不懂上层到底要什么。

“老板说，上层说以后所有关于老马批评Pak Lah的新闻不能播。可是我写的根本就没什么，只是一些华社领袖和百姓对老马和Pak Lah 的看法呀。所有敏感的言论我都没放！”

言语里可能藏着些类似我们这些小记者对于记者本分的莫名茫然与激动反应的矛盾统一。

比我们还资深，比我们还懂媒体专业伦理，新闻理念的前辈，大都已经失去方向，助长着媒体文化的堕落，领着我们一起迷路。他们时不时提供我们关于记者本色，一个意义矛盾的机会教育。

上头希望小妹记得，一定要记得——“根本没有所谓的新闻自由”这回事。上头希望像我们这样的小小记者，索性省下探求另一种真理的精力，把理性颠覆与质疑权威的力气，通通用来想想如何制造更多让上头“感觉良好”的报道。

“上头说，如果我们还想捞下去的话。。。。。”上头顽强的指令，让我们这些小记者都在茫昧却深植的感伤中迷路，在要辩护却卑微的身份中进退失据。。。。

也许我们在这个领域里找不到关于事实、关于正义、关于暴力、关于和谐、关于公平的真理吧，所以终究这个领域也就不再有我们的热情。我们渐渐迷路。

所谓的新闻报道，只是为了取悦当权派，文字意思和真相随时可以被扭曲。或许，要进媒体这一行根本不必念传播系新闻系，念了反而是包袱了。

看见沮丧的小妹生气后双眼寂寥着，我想如果再看不到一线曙光，我们迷茫的眼睛，注定要神伤暗淡的。

很多时候，原本应该为呈现事实真相、为伸张正义、要为无力的弱势者发声的报道总得被逼休战，暂时去帮有钱的、有权的政客商家捧大脚。

于是，我们看到四家中文主流媒体集中于政商联盟的手中，这种媒体文化的大大沦落。今天，说谎的权贵只要捧着大笔钞票来买新闻，他们都可以在主流媒体中以正面观点出现。媒体高层越来越像商人，总编辑变成总经理。

更恐怖的是，一个不容许异议出现的当权派，正在统领着我们的社会，正在控制着我们的笔，让我们无时无刻面对割喉危机。这些人，正伤害着大马媒体自由和民主空间，他们有钱有权，所以他们也有绝对腐败的能力。

记者于是成为这些有钱有权人的传声筒，为他们开拓更大的言论空间。结果，记者越做越没有尊严，不敢再去反对权威者的言论。新闻媒体堕落得很快，新闻公信力逐步面临破产。

在主流媒体集体沉沦的这个非常时刻，小妹说，她不懂华仁控股有限公司把21.02%的南洋股权脱售给张晓卿后会对大马言论空间造成什么影响，更不懂上头心里究竟想什么，要什么。

她很疑惑的告诉我，上头甚至叫她有空没空都要打电话给政客问好搞搞关系，将来可以顺利抢独家，她问我记者这样做，到底对不对？

她说她看见一些高级记者都很有办法得到政客的注意，交际手段好得不得了。这些出名的高级记者就是这样厉害搞关系，结果得到很多独家新闻。

“你羡慕这些资深记者吗？他们抢到的独家是唯一的真相吗？这些独家新闻对公众带来多少利益？”

“可是新闻赶时机，要快呀。如果跟政客或他们的新闻秘书关系好，我们甚至可以在新闻发布会之前就得到独家新闻，或在新闻发布会后让政客独独为我们报更多料。。。”

“那透露的所谓独家就是真理？还是政客故意发放的所谓政绩？记者本色难道就是文抄公文抄婆搬字过纸而已？记者是立场中立的监督者，还是忙搞关系的交际高手？跟政客有特别好的关系，或者从中得到一些“好处”后，将来他们腐败时，记者还敢揭穿他们的真面目，敢得罪他们吗？”

天呀。如果记者一味忙跟政客拉关系，为政客故意发放的“独家新闻”沾沾自喜，忘了记者本色，原本就应该对当权派的言论质疑，揭露当权派可以隐瞒的谎言，通过资料的搜集，查证和检验让事实还原。。。那么，我们等于亲手扼杀了自己的新闻生命。

“有时候我真的不懂什么可以写，什么不能写，所以才要问。。。”

“记者是为上头写报道，还是为广大的阅听人探寻真相？”

上头虎头蛇尾怕承担，怕从此没有得“捞”，我们怕什么？好在我们都没有像上头一样有一堆孩子要养没得捞了没饭开就死路一条？

为什么记者一定要被训练“隐恶扬善”？即使知道了某些政客的疮疤，也不能拆穿，尽说谎言？天呀。记者从“监督者”走向“化妆师”的角色，就是不懂本职，也是新闻的堕落。这让我们的新闻室更是寒气冷烈，看不到希望。

“可是我们写的报道如果对民众有利，但是得罪权威政治，不是上头要的，最后被砍怎么办？”

“那就让上头砍吧，让这些比我们懂新闻使命和理论的前辈去做坏事！我们尽本分就好。走出去别人问起，我们无愧于心。”

天呀。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把所懂的真相全盘托出，写得淋漓尽致，即使我们一早知道这样的报道可能会被砍，我们也要写好它，然后让上面的来砍！

至少，上头为他们的决定和专业负责。我们小小记者也为自己的报道和专业负责。

至少至少，上头出卖新闻，我们没有出卖道德良知。

事实上，我并不确定我在这一行的寿命有多长，我只知道此时此刻，记者如果再不清楚记者本分，再不进行反叛，新闻的公信力迟早全面沦丧！

台北的星光

　　今年九月初，一向寂静的台北街头不断涌进静坐反贪倒扁的群众，数十万人来来去去，在烈日当空或暴雨倾盆的广场中耐性十足的静坐倒扁，人贴着人相递饭盒矿泉水，一起喊倒扁口号比倒扁手势，就是要为抑郁已久的台湾政坛，共同写下新历史。

　　以前在大马，我看台海局势，充其量只是一个阅听人。直到亲临台北街头，我才发现自己竟是百万的一个参与者，历史的见证者。

　　这种心境就像在感受到历史若即若离的时候，你的手轻轻推一下，竟发现历史在跳动！

　　不分蓝绿，没有政党动员，倒扁现场的人潮一波接一波自动轮班，中午家庭主妇和退休老人坐镇撑场，下午学生和上班族涌入登场。晚上十点过后，倒扁现场还是有不少民众席地而坐，或静坐休息，或围着网络歌手——“砰砰阿峰”唱游，或排列站在街道旁，对往来的车流传递倒扁手势和正义的呼唤。

　　这是一场公民自觉的运动，包括立法委员，大学教授，评论家，媒体工作者，娱乐界人士，非政府组织等机构与个人，都现身为人权与社会的公平正义发声。

　　“今天贼闯入咱们家，抢了咱们的财产，谁还会在乎蓝绿红？还不快点齐心协力捉贼去！”５６岁的张妈妈对午夜静坐的公众发表了这样掷地有声的论调，马上迎来如雷的掌声。

　　家长带着孩子静坐露宿，让孩子全程参与倒扁运动，老师把公民课带进凯道实地教学，就是要机会教育孩子勇于反抗社会不正义之事、懂礼义廉耻，长大后不乡愿、不包庇，直指腐败的核心。

　　原本已经对台湾政治厌倦唾弃的年轻人好似一夜间醒来，认为唯有整体社会道德的彻底觉醒，才能叫贪婪腐败的政客胆战心惊，于是纷纷走上台北街头和平围城。

　　“大家辛苦咯！这里有免费的蛋包饭和玉米浓汤哦！”台北一连锁餐饮店老板娘——马琳自九月九号开始就全家出动来倒扁现场发放蛋包饭和玉米浓汤。她说，他们会晚晚端来大锅饭和浓汤给倒扁群众嘘寒问暖，直到阿扁下台为止。

　　共同的信念，让他们彼此加油，并做好长期抗战的准备。

　　不只这样，来自民间各个角落源源不断送过来的物资更是叫人惊叹。有海外台商化名为“张爷爷”设立物资补给站，提供帐篷睡袋食水；有民间自发设立的“酸痛服务站”，为长时间比倒扁手势导致肌肉酸痛的老人做指压按摩；还有“救护站”为疲累病倒的群众提供医疗服务；非官方“纪律服务队”协助没有政党后盾的指挥总部维持秩序，更有无数义工默默投入清垃圾作环保的行动。

　　回国后几天来，那一幅和传统民众抗争极度不协调，但是又何其热闹祥和，令人悸动的场面，一直在我脑海盘旋。

　　从九九静坐的“围城之夜”，到九一五的“红潮围城”的群情鼎沸，自发性是整个倒扁运动最动人的地方。

　　我在弥漫着汗臭味和尿酸味的台北车站，以及满载历史伤痕和充满政治戏剧张力的凯达格兰大道，被滚滚红潮深深的触动！

　　当然，历史从不曾定格在某一个阶段，双十节肯定会掀起狂烈的红色风暴，划破天际的“阿扁下台”口号肯定会震撼人心。我想，阿扁会否在风雨飘摇中，最终以非宪政体制的方式下台已经不再重要。

　　家长对下一代道德教育的敏感，媒体锲而不舍的查证与监督司法判决，评论界专业的推理，跨越政党的倒扁群众热情而专注的投入，齐声讨伐破坏民主运作的元凶的激情愤慨，才是精髓所在。

　　然而，在台湾呆十天，看见电视上阿扁同僚还在恶意的扭曲事实，煽动大众对“红潮”的恐惧与敌意的时候，我异常愤怒。我想这些无耻之徒还一心献媚示好，纵容贪官污吏，即使不是胆小，便是与利益成了共犯结构。这些现象说明了不只是国家认同问题的撕裂混淆，更重要的是法制精神的陨落。

　　于是，《百万人反贪腐倒扁运动》以“礼义廉耻”为主轴，就是要唤醒大家的道德良心。

　　倒扁群众随着民歌手胡德夫在细雨中激情的高唱《美丽岛》、集体举手宣誓打击贪污追求和平之时，我看见许多人都流泪了！那是多么浓郁而深沉的忧患意识呀！那也是对权威、对威吓、对贪腐，最温柔的反叛。

　　于是，瞬间迸发的社会力量不再容许绝对权力绝对腐败的政治最高层生浓发疮，不再容许以假乱真，掀动社会矛盾的腐败政客狡猾操控台湾的民主实践。

　　我相信，这种民主社会的热情与成熟，将会让蓝绿红再度融合，以“道德捍卫，反贪腐重人权”为抗争基础，刺激台湾政治路线大洗牌。我认为，不管抗争成功与否，这股成熟而理性的公民社会力量，已足以让轻佻傲慢而又贪腐败德的最高层内心犬儒无力，最终尊严扫地！

　　正如王尔德所说：“当我们都处在泥沼时，总要有人仰望天空中的星星。”　我实在很期待双十节能够再次见证台湾民众用最温柔与理性的方式，进行他们最坚定的抗争，更希望“天下围攻”当天，台湾人都能看见星光，看见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