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当专业操守抢独家

　　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采访新闻是我们的例常工作。无论发生什么事，尤其是关乎华社的大事件，被派出席采访的记者可说是背负重任，非得打起十二分精神，全力以赴。

　　记得，在一个马华领袖召开的记者会上，本地主要媒体记者都云集该马华领袖的部门。 由于刚好是党内部问题闹得热烘烘期间，该名领袖对于敏感问题都三缄其口。任记者怎么穷追问，也都“套”不到该名领袖将出一些“新闻”来。

　　结果当天的新闻，我直接报导该名领袖对于敏感课题的回应冷淡，并把记者会现场气氛稍微概述一下。 似乎已经成了一个习惯，对于凡出席的记者会，我都会尽量抽空略略看看各大报章和其他电子媒体如何报导同一个记者会，看看其他同行，以什么角度，来报导同一则新闻，以求取人之长，补己之短。

　　然而，当天某一夜报的头条新闻，我发现那标题拟得跟我报导的有出入。某报资深记者使用的“直接引语”，有违背该名马华领袖原意之嫌。

　　初时，我还以为那是该名记者，在会后抢独家新闻，私下访问所得。详读之下发现，整篇报导的内容结构，来来去去都是在引述马华领袖在记者会上的“直接回应”。

　　为了进一步求证， 我多次重听了我采访时所录下的影带片段。仔细聆听部长的回应和记者发出的每一道问题。结果，我非常的肯定，这名资深记者并没有准确的使用“直接引语”。

　　一些记者为了使新闻显得更为完美，断章取义，错误表达了说话人的思想或修改自己的采访记录，这是非常令人感到遗憾的事。

　　违反新闻伦理的后果是，隔天各大报为了突出各自的报导角度，制造了许多不真实的“直接引语”，受访者在同一个场合中给的回应出现多个版本，每则报导引号内的措辞也各不相同，导致读者看后一头雾水，不知该相信谁？

　　再看看最近的吴雅芳事件，最清楚真相的应该是接到第一手消息的媒体工作者。黄燕燕和周美芬的名字任意调换，模糊人民视线的后果是，人民知道的，都是有利之徒窜改，而且选择性报道的。媒体机构为了各自利益，不惜典当了读者的“知情权”，媒体最后成为“强化谎言”的利器，身为读者的我们，还能对那原本该揭开事实真相，但是却不讲诚信、不懂专业操守的媒体，寄予什么厚望？

　　媒体工作者的职位代表了公众利益，可是当我们发现这些“社会监督者”为了抢出位，为了抢独家新闻，居然炮制失实或存有捏造等不负责任的报导时，我们能不当一回事吗？最能够呈现事实真相的媒体人，竟然不懂“求证”的基本原则，黑白不分，作出违反传媒专业道德操守的行为，叫我们如何继续相信看到的新闻必定必定必定是“事实”，肯定肯定肯定就是“真相”？

　　我们当然可以气愤的骂：捏造事实根本是天地难容的事！但是，在严厉谴责之余，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未来我们该以什么标准，来区分哪家报章或电子媒体报道的才是真相？ 才是那不容置疑的大白真相？究竟谁应该担当起没有如实报导真相的全部责任？基本新闻伦理被刻意放下，错误报道之后，谁真有坦然出来认错，并承担起文责的道德勇气？

　　我们不是经常说：“正确，持平和中肯”是最基本的新闻工作者操守吗？ 那肯定也是新闻编辑自主的立足点。

　　在信任荡然无存的世界里，如果真实的谎言，虚构的事实，渐渐成为媒体机构打压对手的利器，那么，这则新闻即使是“独家” 又怎样？对我们来说，那根本就毫无意义！

承受不了的穷

　　在万挠长屋一间简陋的幼稚园里，我看见现年13岁的Shanthini正帮忙老师照顾小朋友。

　　因为好奇，我在课室一旁访问了她。 “我在这里帮忙， 扫地啦， 教小朋友读书，为他们准备早餐。他们每月给我100令吉，10令吉我给妹妹当学费，剩余的90令吉我交给妈妈买菜。” 深入探问之下， 才知道Shanthini来自一个复杂的家庭。 “我有10个兄弟姐妹。我爸爸没工作，经常喝酒，我有两个妈妈，一个是采花工人，另一个在工厂当女工。”

　　于是，我们跟着Shanthini回到了她的家。Shanthini的亲生妈妈Letchumi刚采花回来，忙着打理家务。Letchumi告诉我，Shanthini在去年的小六评估考试中考获４A 2C，她非常喜欢读书，不过，家里穷，10个孩子都要糊口。而她每天早上6点半就去采花，一天工作5到6个小时，最多能赚15令吉。花少的季节她只能赚取5令吉。

　　访问的那一天，老板只给Letchumi10令吉。她说，她平均每个月只赚200多令吉，加上丈夫小妾当工厂女工赚取的600多令吉，整个家庭13口，就靠少过1000令吉的收入过活。为了节省每趟5角钱的巴士费，懂事的Shanthini常带着两个妹妹，徒步走两公里的路去上学。 送Shanthini三姐妹去上学途中， Shanthini天真的告诉我，她将来要当律师。

　　我看见两个妹妹的手中都有便当，而她却没有。一问，Shanthini笑着说，她喝水就饱。我鼻子一酸……. 贫穷可分为两种，一是绝对贫穷（月入265令吉），二是相对贫穷（月入529令吉）。

　　绝对贫穷是指人们吃不饱，穿不暖，没有房屋等，而相对贫穷是指生活标准低于一般家庭的标准。就像Shanthini这些低收入的家庭，尽管也不在相对贫穷的的急需救济群里，但是他们也只能求三餐温饱，无法改善生活素质。

　　政府设订的相对贫穷收入指数实在太低，无法反映真实的城市贫穷状况。因此， 非政府组织促请政府把相对贫穷家庭529令吉的最低收入，调高到一千到一千两百令吉。

　　我想，要铲除城市贫穷， 首先要正视问题。一旦正视， 问题的困难程度才浮现出来。把贫穷线订得这么低，究竟符合谁的利益？ 首相在上任后宣布政府将在2008年消除赤贫。首相署经济策划单位和国家统计局在明年的第9大马计划中，或许会稍微调高相对贫穷的指数。

　　但是， 与此同时，我们也知道， 如果政府真把贫穷线调高到一千令吉，需要政府关照或救济的城乡穷人肯定将以倍数增加。那么，首相要在在位的这5年之内全面消除贫穷，谈何容易？因此，为了证明首相说到做到，一般认为，首相署经济策略单位最多把贫穷线调到600令吉左右。

　　政府要铲除贫穷， 就必须体认到诚实面对问题的重要，政治的扭曲不应该剥夺穷人提升生活素质的权利。政治如果不是为人民的福利而存在，那么我敢保证，不论是城市贫穷，还是官司勾结，司法不公，贪污滥权等恶俗将世代相传。

　　我只怕来不及等到Shanthini长大当律师， 可能就得要为她因为经济压力被逼半途辍学而痛惜。

　　我们实在不能再假装不知道这一天随时会到来，弱肉强食这个丛林规则在我们的社会里往往以极文明的方式进行。我的悲观在此。

改变不了的性别

　　访问武吉安曼扫黄组助理警监NORANI之后， 我的心绪非常不安宁。 助理警监说，他非常欣赏本地一节目主持人的主持风格。

　　“我们要看到够man的主持人，敢敢骂， 敢敢批评，人们才会醒悟。性工作者和变性人应该完全被铲除！” 询问之下， 让她动心的主持人原来就是那个经常标榜宗教观，到处骂性工作者是令人生厌的“鸡”，变性人应该遭天惩的帅哥。NORANI坚决认为，性工作者和变性人严重影响社会安宁，应该被警方全面铲除。

　　在我国，性工作原本就是最受争议的行业，性工作者必须抵受来自道德，法律和政策的逼迫。而马来变性人如果从事性行业，他们面对的阻力更大。她们经常遭到警察的骚扰和宗教局的逮捕。而宗教局可以援引回教刑事法，来逮捕和提控回教徒变性人。 一旦罪成，她们将面临最低800令吉， 最高3000令吉的罚款或监禁或两者兼施。

　　也是性工作者的马来变性人告诉我：“ 警察捉我们去关5到6个月后，再放我们出来，我们要转行，找其他的工作时， 雇主大都歧视变性人而不聘用我们，我们惟有再度从事性行业。” 在我国，有7到8千名马来变性人，占1万名变性人总数的百分之70或80。她们受到社会和家庭的排挤，加上获取的工资不高，导致他们当中，有百分之65的变性人从事性工作。

　　由于回教禁止信徒改变性别，所以大部分国内的回教徒变性人，都没有进行变性手术，尽管他们的打扮举止像足女人，可是身份证上却写明他们是男性，雇主会问，“你到底是男性还是女性？”。这些变性人要融入社会，却不得其法。

　　因此，我们发现，变性人社群比较起其他社群拥有较少控制或主宰社会的动力。由于他们受教育不高，加上身份尴尬，导致他们追求良好职业和个人幸福的机会， 较主流社群有限。

　　看到这里，或许您已经再也沉不住气，跳起来大骂：“谁叫他们从事肮脏的性工作？谁叫他们变态，不男不女？” 没错！我们太习惯为“不入流”的边缘群体贴上种种负面的标签，对他们采取一种道德主义批判。

　　但是，如果您的道德批判和歧视， 能够让变性人或性工作者更好的参与社会，摆脱爱滋病的威胁，和您一样拥有缴付税务，购买房子，获得社险保障的权益，那么，我们对弱势群体的意识才算真正提升。

　　我想，如果政府真的考虑到变性人的权益和需求，就应该在逮捕她们之后，将他们与其他男囚犯隔开，避免他们遭到性侵害， 并在扣留她们半年的期限内，给予她们必要的辅导。更重要的是，根据他们的学历和专长，提供她们技术培训，让她们在出狱后，能有一技之长，融入社会。但是，如果主流社会还是继续鄙视变性人，这些建议将来有幸获得执行，也会注定失败！

　　国际人权公约宣称“人人生而平等”，就是希望社会尊重不同人士。而媒体的责任，就是要平衡社会政治权力， 缓冲社会权力分配。

　　如果我们的媒体无法对社会中的弱势族群“充权”， 最低限度也应该避免令他们“削权”，真正做到贯彻公平客观的理念才行！

法治“倒驶”

　　事实上，有学问的没学问的都知道，性行业和吸毒群体无处不在。

　　但是，我国仍然存在着许多具争议性法律，这些法律的存在美其名是要保护公共安宁，事实上却间接导致政府提倡的公共卫生计划以及控制爱滋病蔓延的所有努力面对失败。

　　您看, 我们的政府提倡安全性交，以避免爱滋病的蔓延。 但是，与此同时，警方的扫黄组却以性工作者身上所搜到的安全套，作为扣留他们的其中一个证据，造成性工作者害怕携带安全套，以避开警方的逮捕 ，最终无法保护自己。

　　我们都知道，许多性工作者患上性病或爱滋病时，经常受到政府医护人员的歧视，而被逼转向私人疗所求医。我们也知道，一些还没有把性工作合法化的国家，已经设立“特别诊所”，给性工作者提供医疗和辅导服务，并强制性要求性工作者每隔三或四 个月作身体检查一次。

　　但是，我们的政府却执意认为， 设立特别诊所等于承认性工作者的存在, 会让人以为大马政府已经承认了娼妓业，鼓励性泛滥， 这是非常不道德的做法 ！我们情愿让性工作者， 嫖客和他们的妻小暴露在感染爱滋病的风险中， 也不要承认爱滋病的阴影，每时每刻潜伏在灯红酒绿的性交易中。

　　结果， 我们继续宽恕嫖客， 歧视性工作。承认性行业的存在，却以“妨害风化”的名义，援引1955年的轻微过失法令，来逮捕性工作者，让他们面对最高100令吉的罚款或监禁1个月或两者兼施。

　　我们不愿为低级的“鸡”争取她们应得的权益，只要确保性工作者无法享有与其它行业相同的各种国家福利。结果，这个产业往往“合法的”被黑社会控制，性工作者最终沦为性奴隶。 行业的地下性和流动性也导致她们成为警方干扰的首选对象。

　　今天, 还是有很多人强烈反对政府派发免费针筒给吸毒者。但是，这些人或许还不晓得，很多吸毒者因怕被警察捉，都不敢身带针筒。 最后, 他们唯有请“专人”帮他们静脉注射毒品。

　　或许还有人不晓得，吸毒社群都有自己的吸毒巢。在那个地方，他们也有自己委任的“doctor”， 这个“doctor”其实就是吸毒者。 他将帮忙其他不敢自己使用针筒的同僚静脉注射毒品。他平均一天可以跟数十位瘾君子注射毒品。针筒的不足以及卫生意识的低落，一旦“doctor”没有做好针筒的消毒工作，我们正担心，他将把爱滋病毒广泛的传播出去。

　　“每个人给他打针的话，都有给他代价，比如说给他一块钱，他为了赚一块钱，就跟其他人打针啰。因为其他人怕拿到针筒嘛，拿到针筒的话，警察捉他们去坐牢。”

　　Ikhlas 中途中心的社工向我透露，“doctor” 平均每天跟数十名瘾君子注射毒品。谁都无法担保“doctor”所使用的针筒，真有经过完全消毒，特别是当这位doctor可能也处在毒瘾发作，心神不宁的状态下执行他的任务。

　　在公共道德和净化社会的名义下，我们的执法官员正在做着一些他们认为对的事, 用崇高的 “法”作为后盾, 继续拘捕性工作者和瘾君子。可是，我们却没有一套完善的计划,协助这些灰色群体活得更好, 最终制造更多的地下活动，进一步剥夺了这些高风险群体享有人身安全, 健康福利以及工作条件的权利!.

　　所以, 请您跟着我用福建话念念上面的标题。谢谢!

贼的好朋友

　　每一个行业都有伦理。而且无论从事哪一个行业， 相对真假， 对错， 善恶，美丑的分别还是必须维持的。

　　拥有53支会及351名区会代表的大山脚区会，是槟州马华最大的区会，也是最多纷扰的区会，各阵营在党里党外都对峙不下。而基于大山脚政坛吹起幽灵党员风波，我们为了调查幽灵党员的起源和纷争，特别拉队到大山脚去追踪采访。

　　在还没有启程前， 我就告诉自己，各政党间的恶性竞争，往往倾向于互揭疮疤的恶性斗争，当权派或挑战派无不使出各种手段来加强竞选筹码。 因此，无后援的孤军处在进退两难的窘境时，不惜撕破脸，累积证据将政党纠纷带上法庭是可以理解的事。

　　然而， 要做一个客观公正的报导，就得采访两派陷入斗争的人马。由于这个课题涉及面太广，涉及政治人物，普通百姓， 马华党员或其他政党的党员， 警方和法庭，没有真凭实据的流言蜚话，一旦被在没有求证之下错误报导，都可能为我们自己惹来麻烦。

　　因此， 这样的采访工作是件苦差。 说是要追踪时事，谁知最后反被不同阵营的人马贴身追踪。就比如第一天刚在甲派人马那边采访完毕， “一些人”就比我们先一步跑到乙派领袖那边去“通风报信”。我抵达乙派领袖办公室，还没开始访问，其律师就通过电话警告我说：大山脚幽灵党员已经入秉法庭, 不能报导。我说我并没挑战高庭判词, 只想就幽灵党员纷争拿双方回应, 能不能报导，我将会咨询公司律师团, 不用他操心。

　　隔天一早，要访问一行幽灵党员时，我远远就看见乙派人马在街头一角，运用手提录影机拍下进来办公室的受访者。是为了吓一吓远到而来，拿着报案纸和宣誓文件，要在咱们镜头前澄清的“幽灵党员”吗？ 我不知道。

　　如果身为监督政府第四权的媒体， 因为这些小小的阻碍而却步了，或者因为害怕得罪某一派人马而不敢碰触政党领袖疮疤, 不敢监督他们的工作，编辑无法自主，那么， 要赐予我们的观众一个最表层的事实， 几乎不太可能。

　　客观报导不谈人情,只要追求真理。但是,今天,我们如果以“不做揭发性报导”来报答某一方的“人情债”, 就间接也包庇了他们的错误,无法监督他们工作,典当了追踪报导的精神和尊严。 结果， 我们也只能做一些歌功颂德， 不痛不痒的温情报导。

　　对我而言，在专业伦理荡然无存的社会里，若真实的谎言，虚构的事实，渐渐成为媒体工作者的沟通符号，新闻的“新”，事实的“真”，就变得毫无意义了。因为那也只是一堆只顾自己利益的趋炎附势之徒，为追求名利或明哲保身而耍出的把戏。。。所有的穷追猛打，挖掘真相的努力，也会因为这些人的个人权力和名誉的斗争而百废！最后，记者不再是记者，沦为公关，成天只忙着搞关系。媒体人不再坚守“警察”的角色，沦为“贼”的好朋友！

　　或许，许多人都忘记了，媒体工作者的职位代表了公众利益，即使下班后，他们仍是一个现场研究者和社会监督者。所以，当我获知幽灵党员的报导，最终不被通过时， 我也只能对天长叹！

牛油或原子笔?

　　8月6日和7日，大马爱滋病理事会和大马监狱局联手主办了一连两天的研讨会，旨在减低爱滋病在监狱中传播的风险。出席者包括了全马8个监狱的总监，非政府组织和其他执法组官员以及大马爱滋病理事会属下减低伤害计划工作队的成员。

　　各监狱总监轮流对各自监狱采取的防范爱滋病和毒品使用措施，作简短的报告。 官方的数据显示，截至2005年7月28日为止，全国共有1842名囚犯是爱滋病患者。

　　大马监狱局也坦承，政府在处理爱滋病患和这些高风险群时，面对很大难题。其中包括监狱爆满，不够空间将这些高风险群和健康的囚犯分隔开来；不够狱官或辅导员对吸毒者推广改造与治疗计划；缺乏病床和监狱诊所；家属不愿处理爱滋病亡者的身后事等等。

　　我们都知道，在世界各地的监狱，由于大部分囚犯是吸毒者， 他们在进入监狱的那一刻已经带着无法马上摆脱的毒瘾，因此，当他们入狱时，保安的不周加上狱内有庞大的需求， 监狱内毒品广泛流通的现象，可说是见怪不怪。 联合国防范爱滋病协会也揭露，在监狱中，吸毒者大都使用静脉注射方式吸毒，针筒一旦私运进监狱，就会被罪犯重复使用。在有限的资源下，吸毒者甚至可以把普通的原子笔改制成针筒来吸毒。

　　加影监狱最近针对500名入狱者进行的抽样检验中就发现有高达93.51%的入狱者是使用针筒的吸毒者。 在一个受控制的范围内，如果没有采取良好的防范措施，将有可能造成毒品泛滥和爱滋病和其他流行性传染病等肆虐。

　　尽管各监狱都不承认，监狱中出现性活动和毒品泛滥的问题，但是我们都知道，在男子监狱里，同性之间的肛交是普遍不过的事。没有做好预防措施的性活动，将导致爱滋病毒广泛传播。如果没有使用润滑液或安全套，更是让病毒有机可乘。
　　
　　因此，大马爱滋病理事会“减低伤害工作队”建议，为囚犯提供清洁针筒和安全套， 但是各监狱都不认同这个做法。他们认为，监狱当局已经做好足够的防范措施，包括派遣更多警员巡视牢房和24小时亮灯等措施，来避免囚犯在牢里共用针筒和进行性行为。

　　这就奇怪了！谁说性交必须关着灯，在拥挤的牢房里进行？谁说加紧巡察工作， 就必定必定必定能避免毒品渗入监狱？坚决反对派发针筒和安全套给囚犯的太平监狱总监还笑着告诉我：“别担心爱滋病的传播，他们有牛油！” 电光石火之间，我思想差点转不过来。

　　最后顿悟时，也不知该怎么做出反应。 或许，政府下一步可以做的，就是把更多的原子笔和牛油供应给囚犯，既可以维护监狱当局的威信，也可以自欺欺人。

假慈悲更残忍

　　叶雯很美。第一次在“防止虐待协会”访问她时，摄影机突然出现了状况，整个采访没法完整收音。于是当天晚上，我们再次前往她的办公室作第二次专访。

　　那个晚上，她的同事都回了， 只剩下她一个人在忙着。电话响了几次，其中多个电话都是投报电话，告诉叶雯哪里又出现了流浪狗，流浪猫，哪里又发生虐待动物事件。

　　叶雯遗憾的告诉我们，全国有20万只被人遗弃的猫狗在外流浪，平均每个月一千只流浪狗猫被送来他们的协会，但是该协会最多只能安置400只动物，在有限空间爆满的情况下，他们被逼对多余的600只没人领养的动物进行人道毁灭。

　　 “如果你不人道毁灭他们，他们会挨饿，去到外面会感染疾病而痛苦。我们这里的工作人员都很辛苦，我们爱动物，逼不得已要做这种事情。那些刚出世，没有疾病的，没有缺陷的，我们也必须了断他们的生命。” 我听后，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心想：为什么要那么残忍？我们不断跟叶雯辩论人道毁灭的适当性。

　　我始终认为，只有那些患病的动物或者是特别危险不适合收养的动物才可以被施予安乐死。 就在那个时候，刚好有善心人士在街边检到一只刚出生的小狗，它依偎在叶雯的手掌里，楚楚可怜。

　　叶雯说，当晚她会喂饱小狗，给它温暖的被， 明天一早才采用静脉注射的方法让它安乐死。叶雯说，如果我们真得不愿它死， 那么叶雯希望我们暂时领养它两个月，过后再把它送回来注射疫苗和结扎。

　　那么，她保证会收留那结扎又健康的小狗在该协会长达两个月，等待善心人士来领养，两个月期限满后，如果没人认养，才结束它的生命。 我本身不敢碰触毛茸茸的动物，因此马上转向站在我身旁的制作人和实习生，希望他们能够救救小狗。

　　可是面对这样简单的要求，基于环境和个人因素，我们三人都无法答应。小狗还没有出现时，我们还在辩论人道毁灭的残忍，几分钟过后，一只狗小小的考验，我们的慈悲信念都崩溃了！ 我不得不承认，真正的慈悲不是只为延续流浪狗猫的生命，但是却让他们在外四处流浪，面对风吹雨打，面对挨饿的痛苦。真正的慈悲是给以它们爱与呵护，让它们如我们的小孩一样，平安健康的活着。

　　对此，美国人道协会也承认，静脉注射法是惟一一种能够被接受的，可用于狗和猫的安乐死方法。据美国人道协会称，现在美国有13个州，其中包括加利福尼亚、佛罗里达和纽约等，要求动物收容机构以静脉注射的方法对一些动物实施安乐死。

　　因此，如果我们再争辩，几秒钟内便能使动物“完全没有痛苦”地死去的安乐死有多么的残忍的话，那么与此同时，我们真的也要去农场或禽畜宰杀场走一趟，听听那些动物临死前的痛苦哀号，看看腥风血雨的场景。那么，我敢说，你不会再道貌岸然的对我说“对流浪猫狗实施静脉注射安乐死，是何其残忍！”因为，喜欢批判的您，每天都在享用它们美味的肉！

　　因此我说，叶雯很美。美在她的不虚伪，不假仁慈。因为我亲眼看着她照顾着这些无人问津的无家可归的动物们时，眼中没有丝毫怨恨与残忍。残忍的是，我们这些只会苛刻批评，却不愿正视社会问题的人！

为遭封杀的新闻寻求出口

　　7月6号， 社区传播中心（KOMAS）在孟沙ACTOR’S STUDIO 一连四天主办了第二届自由电影节， 共播出19部国内外的纪录片和短片。

　　这次的主题着重在言论自由和人权醒觉方面。其中一部名为“Clean shit”的短片由四名本地女子所制作，他们都不是专业的电子媒体工作者。但是凭着一股对社会课题的关心， 他们走入社区，聆听来自边缘社区的声音。

　　这部短片讲述武来岸居民强烈反对政府在该地建造垃圾焚化炉的经过以及居民和当权权展开一系列斗争所面对的挑战。

　　故事真实记录了一名出生于武来岸的女子李玉金，从一个单纯平凡的乡下女子，怎么带动当地居民认识环保课题，最后甚至动员村民起诉政府的全过程。这部短短25分钟的纪录片，在第一晚播放后，就赢得观众的热烈回响。

　　武来岸反对建造垃圾焚化炉委员会的三个成员也来到现场，和观众做交流。过去无法在主流媒体上获得这个敏感课题充分背景资讯的现场观众，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受武来岸的故事所震撼。通过这部短片的播出，以及和反对建造垃圾焚化炉委员会成员的直接对话，大家似乎对武来岸垃圾焚化炉问题这个耗资超过15亿令吉的大工程有更全面的了解。

　　连连的提问，显示了我们真的害怕有天，我们的下一代会在呼吸着致癌的二恶英，饮用含有有毒物质的水源中成长。

　　在我国， 有不少课题包括政治斗争，警方贪污腐化问题，教育和环境课题，一旦影响到当权派的利益和名誉，初时还被媒体炒作得热辣辣，都会慢慢“萎缩”或突然在主流媒体上消失。在这种情况下，观众的知情权完全被剥夺了。好在，科技创造提供的方便，如数码摄影机的创造，成为平民一个有效工具，让他们也能够成为社会监督者和时事关怀者，为遭封杀的新闻寻求出口。

　　因此，真相在没有刻意修饰的情况下，越显鲜明，也更直接被传达出来。他们的镜头取景可能不成熟，也不够专业，但是这并不防碍他们去呈现事实的真相。观众也从他们粗糙的拍摄手法中，看到他们每一个画面所带出的讯息。从当晚观众和武来岸居民及导演激烈的讨论中，我们看到观众渴望得到资讯，渴望了解事实真相。

　　我们不得不承认，许多时候，一些敏感课题被政府封杀，以及媒体的自我审查，导致受害者往往没有任何渠道抒发他们的抗议行为和不满的情绪。 这些民间媒体的勇敢揭发和独立自主的创作，确实为我们这些真正的媒体工作者带来思想上很大的冲击。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专业的媒体人不去报导涉及公众利益的课题？当中，有多少是政府下令要封杀的？有多少又是媒体的“自我设限”，为了怕得罪当权者而不敢报导的？我们不是一直在说，新闻是记者对于事实的忠实反映， 也是事实在媒介上的“再现”吗？ 当事实无法再现，真相无法还原的时候，谁是最大的受益者？谁又该对人民负责？

为何选ROSLI?

　　不久前，电视新闻曾经播出一段强奸案惯犯ROSLI的自我表露。 被打朦了脸的ROSLI对记者说：“男人只有一个女人是不够的，就好比天天吃咸鱼会吃腻，想吃鸡和虾一样。”他还坦言， 性感的女人他肯定不会放过，女性暴露的穿着，容易挑起他的性欲。

　　尽管这则新闻是以干案累累的“酒店色魔”终于落网为开头，志在探讨强奸犯，周而复始的犯下相同的罪行的原因。但是，这个报导后来引起不少争议。

　　有观众认为，电视台不应该让强奸犯赤裸裸大谈犯罪经。有一些同行认为， 这样的新闻不应该只有强奸犯的声音而已，而应该以专家或心理医生的病态分析作结束，才不至于误导观众，进而达到教育观众的目的。当然，也有同行认为，纯粹告诉观众一个强奸犯的心理状况没什么不妥。

　　或许，一些问题，值得媒体工作者一起来思考。 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记者选择要突出这个主题，选择ROSLI？是因为ROSLI和落网的酒店色魔－马顺福同样年青时就干案？ 还是因为这两名强奸犯拥有共同的性犯罪倾向？

　　记者为什么要引述ROSLI的心理状态？是要让观众了解一个强奸犯干案动机？选择ROSLI是否就能说出马顺福的心声？还是因为个案年龄和入狱罪行相似，就能将两者“同等化”？他们的心理病是否就一样？有没有任何理据证明这个个案的代表性？有没有什么调查研究证明ROSLI，真能够反映大部分强奸犯的共同心理病？媒体处理这类报导时如何避免“以偏概全”的嫌疑？

　　另外，让ROSLI道出性感衣着女性挑逗他的性欲的用意何在？会否强化女性引诱加害者的迷思，女性同胞应该自我约束的旧有观念，让家长以此机会教育家中少女，不要穿着性感？受听者对这报道如果有意见，又该通过什么管道来抒发？

　　我始终认为，记者如何处理一则新闻事件，正考验着他们的认知与良心。而媒体工作者不能不认真思考他们的社会责任。

我在想，有没有其他角度来反映这个社会问题的严重性？ 要知道，强奸犯干案的原因是相当复杂的。该怎么教育我们的孩子更重要的“危机处理”？ 该怎么告诉我们的孩子，这些坏人根本就有病，他们需要治疗需要改造，而所有被强奸的， 不管有没有性感打扮的女性根本就没有错！因此，她们在被强奸后不可寻死，没有什么比保住自己的性命更加重要！受侵害后，她们一定要冷静，要报案，不要沐浴，尽可能保留捉拿坏人的一切证据，以及做好医疗处理？女人绝对有美丽的权利，任谁都没有权利伤害她们。

　　媒体工作者的职位代表了公众利益，媒体人该怎么向媒体教育这个目标，慢慢挨近？

致命的毒针

　　之前因为做爱滋病的专题报导，我访问了一个爱滋病患—阿发。他因为多年前吸毒之时公用针筒，而感染上爱滋病。我问：“为什么要公用针筒？难道你不晓得这样会交叉感染爱滋病吗？” 阿发的回答，相信也反映了许多瘾君子的最真感受。

　　“你赌瘾发作时， 根本就不会去在意那支针到底清不清洁，手上有多十块钱， 你就会多买十块钱的毒品来吸。我们在公园里， 马来人， 印度人， 华人就这样传着用同一支针筒。不知道会变成AIDS。”

　　爱滋病毒在阿义的不懂防备之下，已经潜伏在他的体内，伺机爆发。后来， 阿义是在一间戒毒所里，被验到感染上了爱滋病。当时，他甚至回想不起来，究竟是从何时开始， 自己的血液遭到污染。对于爱滋病的传染途径， 他和一般的吸毒者一样缺乏了解。对于这个人人闻声丧胆的病症，他从自己身上显现出来的种种症状， 一步步理解，并用很长的一段时间来重新振作， 面对生活。

　　我发现，因为长期受到歧视和排挤, 像阿义这样的病患显得异常敏感。他们真的需要社会的接纳， 接纳他们过去所犯的错， 接纳他们染病后变得异常脆弱的肉体和心灵。他们真的经不起， 哪怕是一个眼神的伤害。但是，谈到接纳, 首先我们就得破除种种对爱滋病的迷思, 增加对这个世纪绝症的认识与了解。

　　大马爱滋病理事会揭露，平均每天有19个爱滋病新病例。而有三成的妇女是受到丈夫的传播, 无辜受到感染。于是, 大马爱滋病理事会积极推动“减低伤害计划”，当中建议政府为吸毒者免费派发针筒, 就是希望能够降低吸毒者因为共享针筒，而传播爱滋病毒的风险。

　　首相日前也表示， 尽管政府免费派发针筒和安全套予吸毒者， 作为对抗爱滋病传播的建议引起争议， 但是首相觉得这个建议值得一试。

　　可是, 我们的社会， 特别是一些有很高道德观的宗教组织，一听到这样的建议就气愤填胸, 严厉的批判此建议的荒唐, 认为这样做只会鼓励更多人吸毒。我的疑惑是：难道那些原本要戒毒的人，会因为得到免费针筒而“被鼓励”继续吸毒吗？难道那些不想吸毒的人，会因为政府的派发免费针筒这项“优惠”，而选择毒品吗？如果对患上爱滋病的吸毒者采取“放逐政策”，就能马上控制爱滋病的蔓延，那么，为什么因为公用针筒而交叉感染上爱滋病的吸毒者居然占七成之多？

　　反对免费派发针筒给吸毒者的人，都是所谓拥有崇高道德观的人。但是，他们可有想到,　事实上要协助一个吸毒者戒毒, 并非“一朝一夕”的事。而偏偏这些无法在“一夜间”摆脱毒品的人，却是让爱滋病毒广泛传播的源头。而他们无辜的妻小, 大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爱滋病带原者！这样的交叉感染，肯定会引发更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这样简单的思考脉络, 搞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社会却要花上好几年的时间来争论不休? 因此我想说：那些才智不足, 盲目批判的无知妄大之徒,　才是爱滋病不断在吸毒者群体中加速蔓延和“减低伤害计划”胎死腹中的罪魁祸首!

Ayam Oh Ayam！

　　5月28号，电视上播出“Ayam Oh Ayam!”这个报导。

　　画面上警方出动消防人员用各种器材撬开温泉疗养中心或酒店的房门，追击正在进行性活动的性工作者。画面出现的是性工作者衣冠不整或惊慌失措的穿上内衣，媒体的麦克风追着一名性工作者， 将她逼上死角毫无退路，记者问道：“你一天接多少客人，赚多少钱？”该名性工作者低着头，用长发盖着脸， 背对着镜头, 以微弱的声音回答：“一晚接10个客人， 赚300令吉。”

　　媒体记者再以严厉的口吻说：“你上个星期不是遭突击检查了吗？为什么还做？”

　　晃动的镜头追踪着 性工作者美好的身段和他们的恐慌，以及他们的无地自容。我们的公众的视觉观感被煽动了，主持人骂得更痛快。

　　“这是一个如流着浓汁溃烂的职业……令人作呕的鸡……令人憎恨的肮脏行业……我们的政府几时才能铲除掉这些鸡？”

　　我相信那一集的收视率会飙升。 而且我们道德高尚的观众说不定还会和那位英俊潇洒的主持人一起歧视这群“下贱， 卑鄙无耻的鸡！”

　　我开始疑惑了。为什么同一个场景，那些嫖客却没有被镜头圈定？为什么嫖客没有被媒体追问婚姻状况和召妓的理由？ 为什么观众没有机会看见他们匆忙穿上内裤的狼狈样？如果说涉及性交易的人都是不道德的，所有涉及者都是不正派的，那么，为什么这些“臭男人”没有同样被“越俎代庖”的媒体记者严厉审问？

　　话说回来，性工作者的权益得不到保障， 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 她们自身不了解自己有什么样的权益， 不懂得保护自己。有者内心深处依然认为自己是堕落肮脏，见不得光的，因此不敢要求争取什么权益。比如他们不知道警方没有权利以“两个成年人在你请我愿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而将他们逮捕。即使遭逮捕后她们也有权不说话，有权打电话， 有权请律师。他们更无需怕媒体记者，麦克风又不是枪，干吗非得告诉这些跟着执法组尾巴，只顾抢“独家画面”的记者，您一天接多少客人？

　　为什么社会明明需要这个古老的行业， 却又不给性工作者一个明确的地位？
是因为这个行业出卖肉体就是下贱， 就不值得被尊重？您可以用你的专业知识，你的劳力， 你的技术在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中换取金钱，那我请问您，为什么性工作者就不能用自己的身体， 在一个供求交易平台上获得应得的报酬？你说这些“鸡”下贱，那么，些渴望性交合， 为了满足最原始的欲望而去“叫鸡”的男人又清高多少？

　　所以我说，这是一个价值观大翻转的社会。而媒体的不公平， 不客观， 不持平的报导，就是加强价值颠覆和强化旧有男尊女卑观念的罪魁祸首。

　　“许多警察用过我们的服务后都不给钱，我们讨，他们就威胁要捉我们， 我们能怎样？”一位性工作者告诉我，因为害怕被逮捕，害怕曝光，她们长期被欺压，
被逼屈服于好色警察的淫威下， 被蹂躏而不敢吭声。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性产业在我国还处于灰色地带， 性工作还没有注册在案， 从事性交易的权利， 性工作者的人身健康和财产安全等问题根本无法得到法律的保护。

　　“我的一个朋友因为无法让客人达到性高潮而活活被打死。”她声音低沉又哀怨，我至今都不能忘。如果社会坚决认为，这些不道德的人，不需要得到执法组的充分保护， 那么，一旦服务的质量和价格方面起冲突，性工作者根本无法通过正规渠道得到解决，只能够通过“以暴易暴”的方式摆平。她们又怎样能逃出“命比纸薄”的宿命呢？

　　要将性产业合法化显然面对极大的挑战。禁止性交易只能导致性产业更为边缘化和“地下化”。这将引起更多公共问题，包括性病的流行，“黑吃黑”，整个产业高度组织化，地下化。最后导致这些地下集团赚取更高利润，拥有更多资源来对付执法者。最后的最后， 执法难度越来越高， 社会成本越来越大。最大的受害者还是这群性工作者。她们不仅受到警方合法的打击，还要受到黑社会势力的非法盘剥，丧失基本人权，活得没有尊严……

　　我始终认为，如果性产业带来的负面效应大到天地不容的话，那就赶快将性工作定为刑事罪， 斩草除根。不然，就请尽快宣布性工作合法化吧！

无形的政府

　　大马有史以来第一份整顿皇家警队的调查报告书出炉，大马皇家警察特委会为重振警队威望， 提出了重振警队威望的125项建议。我们特别针对警方涉及贪污的课题，到街头去访问，得到市民非常有趣的回馈。

　　“有时方便啦！ 他跟你讲你这个saman 是300块， 我帮忙你解决你50块就可以了！ 有时15块都给， 他都拿！”路人甲以一种极尽嘲谑的语气这么回应。

　　“警方有贪污对我们人民也是好的， 好像我们跑快车， 给了钱就可以过当咯！”路人乙觉得为了省麻烦，用钱贿赂警察理所当然。

　　我在想，如果我们的社会没有守法的习惯，再多的法律也没有用！可不是吗？如果人民对警察贪污问题没有高度的自觉和共识，那么，任何法律都是空的！

　　记得今年二月，我因为遇上车祸，必须到警局见曹长的难忘经验。当时，警局内几十个警察在办公室里轻松得很， 谈笑风生。 当时曹长不在， 里面的警察理直气壮的回应说：“Amoi, sarjan pergi bank sekejab, tunggu luar ok?”我满股闷气， 百般不解干嘛尊贵的曹长要用办公时间去银行？难不成曹长的工作还包括处理账目？再看见办公室里闲着无事的警员蘑菇来蘑菇去， 把我当隐形人似的， 我简直气上了头。等了一个小时后， 其中一个警察才决定代曹长处理我的案子。

　　“你的报告看来没有认错的意思， 对方的报告一定也不会认错， 但是你们其中一人一定说谎， 说谎的那个人走出去一定会被罗里撞死， 就这样！”

　　他的咒语和处理案子的方式叫我感到吃惊不已。用恐吓代替求证， 用权威镇压百姓疑问， 我们的警员哪里还能依靠求助？我觉得再跟这样傲慢的警员辩论是非对错也是枉然。

　　步出办公室， 我赶紧下楼找摄影警员， 因为拖车佬已经把我的车拖来等待照相。一名胖嘟嘟的摄影警员动作缓慢的走出来， 跟随我到我车子的停放处。拖车佬远远的看见警员来到， 马上恭敬的向他问好。待这位警员照了两张相之后， 我居然看见拖车佬动作纯熟的往警员手心中塞了10块钱….

　　那一刻，我终于明白警员的傲慢与自大是由谁训练出来的了！它告诉我大马的民主根本没有生根。那警员明明在做他的本分事儿， 百姓干嘛要给他额外的“咖啡钱”？如果不是民众的默许和无知的盲目推崇， 那些警员哪敢狐假虎威？难道百姓真不知道所谓的政府官员， 就是像你和我这样的普通百姓辛辛苦苦的工作， 用纳了税的钱把他们聘用来为我们服务的吗？他们没尽责， 我们理应有权否定他们的工作表现， 要求他们极力改进才对？干嘛反过来让他们仗势欺人，把我们吓得半死？ 不敢得罪不在话下， 还献上钞票加以讨好，把他们捧上天，不敢用监督的眼光来衡量他们的工作效率和成果？到底我们要的是怎样的政府？ 我们不得不承认，百姓过去一直以贿赂，走后门或攀关系把警察奉承到底， 纵容他们贪污，提供警方滥用职权的可能。

　　今天， 看了皇家警察特委会报告书，我有很深的感触。不是说政府是人民选出来的吗？政府就是我们百姓的“公仆”。这种关系如果没有弄清楚， 再多的改革建议也是枉然。要杜绝贪污，首先就是要有一个完整， 独立又具透明度的机制去监督警察的违例行为，让你我百姓也有机会去投诉我们的“公仆”所做出的种种错误。

　　“ 不然的话，无形的政府就会出现。就好像警察， 军队， 情报组织，这些就是无形的政府， 他根本就看不起民选的政府， 因为他不用被选出来的， 他有一种心态就是说， 政府可来可去， 我永远都在， 产生一种自大高傲的心态。 ”实事评论员黄永安这样告诉我，一语道破警方权力过大，乃至于产生官僚态度的起因。

　　无形的政府多么的可怕呀！他们驾驭了法治，认为民选的政府以及他们的同僚或许可能也涉及贪污，因此，民选的政府多少也要给这些无形的政府一点薄面！首相要打击贪污，显然面对极大的挑战。到最后，任何整肃警队的改革巨轮都会碾过无数“无权又无钱”的百姓怨叹！我们迟早被训练成卑躬屈膝的小市民，不敢挑战无形的政府，活在不安全的社会制度中。

　　5月28日，首相指出，政府将会召开内阁工作队会议，鉴定落实125项建议的先后秩序。6月1日， 首相承诺将会把“肃贪”列为主要议程。6月8日，首相在主持长达两个多小时的内阁工作队首次会议后随即宣布，政府决定拨出25亿令吉， 推行160项兴建警察宿舍和建筑工程计划， 并承诺将大马警队塑造成有威望的部队。

　　看见这样的报导， 或许普通百姓会以为首相好像已经狠下心来重振我国皇家警队，让它成为现代化，有坚毅精神，廉洁和具公信力的警队。可是，仔细翻阅特委会报告书，我们发现特委会建议把“减少犯罪率，整肃贪污，遵守法纪和人权”作为大马警队的3大改革方向，并把这三项建议的完成执行日期定在这个6月。而“提供更好的警察建筑物和房屋”这个建议的完全执行期限，则是在15年后， 也就是2010年5月。

　　特委会在报告书中都有列明125项建议落实的时间表，因此，首相的“优先考量”叫我感到困惑。为什么会跟特委会的建议有那么大的出入？我们又该如何解读首相的决定呢？难道首相认为肃贪第一步是要有更巩固完善的警察局，为警察先生们提供更好的宿舍才行？在报告书出炉后的非常时期，难道赶快派些糖果来模糊人民视线，安抚军心，累积政治筹码，刻不容缓？我当然知道旌旗蔽天的千军万马能为巩固统治者的势力，更了解“合作比对抗更有效” ，可是......

　　是的。谁也不想得空捉一把跳蚤在头上爬？管他报告书中揭露某高级警官每月纳贿20万令吉，身家达740万令吉， 管他什么退休警员拥有3千400万令吉财产。反正人民的记忆是短暂的，18条大鱼都这样溜走了，今天还有谁会去追问反贪污局到底有没有做事？报章报导警方目前正积极调查4名涉及贪污指责的高级警官。 但是，如果“没有提控权利”的反贪污局最终调查不出什么来，您不要大惊小怪，因为这不是大问题。人民很快就会淡忘。而特委会建议的那个同样“没有提控权利”的警察投诉及违例行为委员会到头来变成“纸老虎”，你也千万不要出奇， 反正人民的记忆是短暂的。

　　所以啊！为了顾及较大的正义，在野党即使在国会为百姓的“最终幸福”争得满面通红，舌头发黑也没用，因为我们的社会还是有很多人并不觉得“法” ，可以赐予我们一个公平的社会， 可以保障我们的权益。如果没有决心和持久的毅力去扑灭贪污，改变30多年来整个社会的不良思维和风气，要整顿警队形象，谈何容易？

　　就这样，无形的政府，在你我的默许下，自然而然的建造起来了！

但求一死

　　记得以前在大学念书的时候，参加了一个佛学讲座，主讲人是经常走入监狱辅导死囚的开照法师。记得当时向法师提了一个问题：“师父，要怎样才能走入监狱？”开照法师听了，跟我开了一个玩笑。他说：“哎呀，要走进监狱非常容易，不过，要走出来就很难了！”当时，全场哄堂。我为自己居然提出那么愚蠢的问题而感到羞愧不已。

　　没想到多年后，因为记者的这个特殊身分，我终于有机会在不行差踏错的情况下，两度成功的走入监狱，采访即将上吊的死囚，了解到死囚在步上告别人生的绞台前，面对怎样的心理挣扎。五个接受我访问的死囚都不外是因为杀人、收藏军火和贩毒而被判死罪，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其中一名上诉失败的死囚居然等上13年还未行刑，他在狱中接受了佛法，悔不当初。

　　他告诉我，十多年来，看着白发苍苍的双亲为了帮他摆脱死罪，奔走于上诉庭、联邦法院、宽赦局等，受尽煎熬，尝尽人情冷暖。每当知道双亲在外受了委屈，他的心就绞痛。痛，是因为狱中的他根本无法分担家人所受的苦；痛，也是因为自己没能好好孝顺父母。

　我曾问他：“你最大的心愿是什么？”他直接告诉我，要嘛就宽恕他，让他出去重新做人，好好孝敬父母；要嘛就让他快点上吊。“我的一个朋友，败诉后居然等了17年还未上吊，我们真的很痛苦。”他不断告诉我，他不怕死，他最怕的是单独被囚禁在一间9乘13尺大的死囚牢里，天天面对冷冷的四面墙，完全与外界隔绝。生存的条件一寸寸被蚕食。死囚向刽子手道谢我永远忘不了，为死囚执行正法的“刽子手”告诉我，大部分死囚在步上刑场时，都会向他道谢。或许，死亡对他们来说，象征了自由与解脱。

　　我是记者，我不断提醒自己要做中立的报道，不要加入个人情感。不过，那一刻……当我听到这名死囚“但求一死”的卑微诉求时，我的心，真的遭到很大震撼！我想，死囚也是人，政府成立监狱的目的，原本就是要对违反法律的人进行再教育、再改造，希望他们改过自新，将来重新踏入社会做个好人。对于犯下大错的死囚，法律可以对他们判个死罪，不过，死囚被判死刑后的那一天开始，就已被社会遗忘。他们被判死罪后在狱中服刑十多年来，面对怎样的困境，没有人有知道；他们在狱中接触宗教辅导，痛改前非，真心忏悔，外间的人根本看不见。

　　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我们的社会有很多人，从死囚被裁决的那一天起，为他们冠上“永远的社会败类”这个罪名，要他們受千夫所指而不得超生。这是非常叫人感到遗憾的事。不过，如果你反过来问我：死刑真的那么残忍吗？我会说：不是的！为什么呢？因为真正的残忍是外间看不到的，媒体又不能公开报道的。

　　譬如，我不只一次要求加影监狱总监公布从过去到现在，被吊死的死囚总人数和他们的种族分化。总监告诉我：“不行，这是官方机密，不能报道。”就譬如，“刽子手”告诉我，死囚牢在星期五可以执行两轮正法，凌晨5点到6点，在短短的一个小时内，最多可吊死6个人。不过，媒体从来不会在第二天报道刚被吊死的死囚名单和他们的犯罪背景，更不用说他们的遗愿了！

　　如此一来，我们不是让“坏人杀好人，好人再杀坏人”的恶性循环再继续下去吗？我们不是想通过死刑来降低犯罪率吗？那为何我们的法律要如此保守不透明？刻意让应该被看见的，继续被掩盖；让应该被知道的，继续不公开，进而鼓励社会出现更多法官和警察来定对错，确保犯大错的死囚永远没有机会要求重来？

　　不管您怎么想，我真的情愿难逃一死的死囚最终被斩首示众，或不是很文明的在一个公开的地方，被民众拋掷石头至死，说不定类似公开的残忍被目睹后，反倒对社会起阻吓作用，让人们不敢以身试法！这么一来，死囚肯定死得更有价值，人民知道真相的权利也不会被剥夺！当然，我更希望那个“求死不得”的死囚现在已经如愿！

二次灾难

　　去年1226空前大海啸，却使得南亚十一国海啸罹难者总数跟着窜升至二十多万人。斯里兰卡全国沿海各地都未能幸免，为了检视该过灾后三个月来的重建工作进度，我去了斯里兰卡，进行6天的采访，并直击汉班托塔，该国受灾最严重的城镇之一，到各帐篷区去实地勘察灾后情势。

　　回国前一晚， 我在该国卡首都科伦坡的酒店过一夜，由于在汉班托塔时，几乎每一餐都吃当地咖喱饭， 我突然很想吃热腾腾的金旦汤面。结果，在市区的整条街上， 我们去了好几家餐馆询问，可却得来这样的回应：“我们不卖金旦汤面”。

　　我心想：“这怎么可能？”　结果我们再走了一段路，到街边一印度杂货店买了两包方便面，　心想可能是语言不同，　他们不理解我们的要求。　看到方便面后，他们一定“开窍”。可是，事情并没那么简单，接下来碰到的餐馆都拒绝了我们的要求，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印度餐馆愿意帮我们煮金蛋面后。我的摄影师居然在厨房当起了督工，一步步教当地人如何煮方便面。

　　过后，捧出来的汤面更是“艳惊四座”。那个瓷碗洗脸盘般大，引来其他顾客异样的眼光。我红着脸硬吞下半生不熟的汤面后，心情非常难过。
要吃一包方便面，竟然面对这么多波折，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很疑惑。当我们一大箱一大箱把所谓“最方便的”的方便面送到海啸受灾国时，是否有考虑到当地人的真正需求和文化背景？过去由于甚少介入国际救灾行动，所以对国际上目前的人道援助作法并不了解，各团体出发点良善且具有强烈的使命感不容置疑，但是做法上却不但不能对于灾民产生实际的帮助，反而对受灾国政府造成混乱和困扰。消耗当地原本已经很有限的资源。

　　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我和摄影记者在一个“专人”的牵引下，顺利进入当地政府的物资仓库拍摄时，看到的景象。偌大的仓库里，堆满了来自世界各地国际救援团体所运来的种种物资。我随手打开一个物资箱，发现里头有饼干，麦片，米粉，咖啡包，campbell 灌装汤，甚至是果酱等，如果真要有效分类，仓库负责人就必须看懂英文，华语和马来文标签。否则，对于林林总总的物资集中于一个箱子内，分类都出现问题了，怎么还能发放出去？仓库工友也承认，物资种类太多，清点耗用太多人力，导致物资发放不出。

　　因此，当我在酒店翻阅当地的旧报纸时，发现斯里兰卡主要报刊《岛报》以头条新闻报导，ARAYAMPATHI 县政府挖了一个五英尺深的大坑，埋葬了大批的救援物资时，内心更是百感交集。这样的负面报导在在暴露了当地政府的无能。
但是，国际赈灾团体真的不用自我反省吗？

　　灾后的重建需要大量的资源和人力， 这是长期的工作。 但是， 救灾的热潮几个月就完全消退， 灾民的漫长寒冬则遥遥无止境。国际赈灾经验不足，语言不通，物资缺乏统一， 协调不周等各种复杂的因素形成“二次灾难”， 让灾区更加悲惨。世界卫生组织的网站上就有列明四种不应该捐的物资， 分别是食物，衣服， 血液和“不请自来的义工”，因为从历史经验中这些都是“二次灾难”的元凶。

　　可是啊， 我们总喜欢以我们自己的方式来救人， 管他什么国际赈灾的共同做法和规范。我买十箱方便面，你买一打头痛丸肚痛散。另外，受灾户一定有女人，善解的张三李四也争着来报效一罗里的卫生棉。 我们谈到助人， 只求自己快乐，管他二次灾难，文化隔阂，语言障碍。。。反正我们只要发送爱心，受难者是不是真正受惠还是其次。

化思念为行动

　5月14号是2005年国际爱滋病烛光纪念日。我受吉隆坡爱滋支援服务社的邀请，出席爱滋病患的闭门分享会。

　　整个场面尽管严肃，却非常感人。其中一对男女病患来自不同的家庭， 一个受丈夫传播而感染艾滋病， 另一个则是因为公用针筒而感染爱滋病。女病患看见丈夫去世后，绝望得割脉自杀，要让原本纯洁的性灵得到救赎。当时瘦得只有29公斤的她,被送进一家关怀中心去休养。

　　中心里另一个男病患同时患有肺病，自己刚好也是最弱的时候，但他却对心生怜悯，无微不至照顾女病患，在一旁鼓励她，要她活起来。女病患重生后，轮到男病患病危，服药后出现种种副作用， 生命垂危时，女病患也不曾离开。

　　“丈夫死后，我对爱情没有期待， 他的鼓励与支持， 给我力量。” 女病患颤抖的声音， 隐藏着她对于美好人生的追求和渴望。台下的我已热泪盈眶。谁说患上世纪绝症的艾滋病患就不能再追求爱情或婚姻？谁说他们就失去了爱人和被爱的能力？
很多时候时候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观念， 认为患上艾滋病等于“等死”， 其实并不然。 靠着药物和适当的照顾，一些病患甚至可以活上十几年。 这些病患跟普通人没有两样， 他们依然要工作， 要生活。 但是， 我们社会上的人们却不让他们跟其他人有平等的工作和社险保障的权利。

　　一个病患曾说：“患上糖尿病的病患可以买意外保单，可是我们爱滋病患却不被接受，我觉得这是社会对我们的偏见。”可不是吗？谁说爱滋病患走上街就一定会被车撞死？谁又能保证癌症或其他传染病病患肯定不会比爱滋病患早死？

　　RUMAH SOLELAH－国内唯一一间收容爱滋病妇女和孩子的中心总干事LILI 不久前告诉我，当中心的病童到了适读年龄， 她把孩子送到宗教学校去上课，谁知孩子意外流血时，学校老师却怕得半死，不敢靠近病童。大人对艾滋病的无知可见一斑。

　　“这些老师应该被教育。” LILI 遗憾的说。我发现, 社会人士臆想恐惧, 盲目的歧视和道德判断才是让这些病患绝望或选择放弃生活的主因。我反对任何藐视人性尊严, 扭曲个人意志的制度。今天我们谈人权, 就要有公平而完善的制度去保障每一个人的生命安全。不管这个人拥有什么宗教或健康背景。当一个法律只能加强一方的权利, 而忽略了一些弱势族群的基本需要, 那么这个制度只是确保强者更强的手段和工具。因此，要减低爱滋病患的伤害, 就必须从一份感同深受的关怀开始。

　　如果这些爱滋病童无法得到同等的照顾，如果媒体工作者也只能“季节性”报道爱滋病课题，如果还有人建议把爱滋病患隔离到一个小岛去，这只能让爱滋病患者的伤害加深，反映出主流社会的迂腐以及整体教育的失败。

　　因此，每年的国际爱滋病纪念日，除了点燃蜡烛到湖边去为离世的爱滋病患默哀外，我们真的要“化思念为具体的行动”，深入了解尚活着的病患和家庭，究竟需要怎样的援助？怎么让爱滋病患的遗孤,也能在不受到任何歧视的环境中快乐成长？

心中一把尺

　　大学毕业那年，我到泰北一个叫做‘回鹏’的少数民族村去当了一个月的义务老师。在当地台湾人开办的一中学的布告栏上，我仔细阅读当地中学生的得奖作文。我记得作文比赛的题目是”我的父亲”。

　　一篇荣获第二名的作品深深感动了我。那位同学写着：“父亲临死前叫我做个好人，不要吸毒，不要盗取别人的思想…” 后来，我认识了那位优秀青年。 他是老师口中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我问他：“什幺叫不盗取别人的思想?” 他害羞的以不是很标准的华语解释道：“就是要诚实，要尊重别人，不要欺骗……”

　　后来的后来，他顺利申请到身份证，来到槟城韩江中学念书，我和几个朋友共同负担他的学费，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孩子将来不论做什幺，一定不会变坏，因为他父亲临终的叮咛，已经成了他做人处世时心中的那把尺。

　　去年九月，为了让筹备中的新节目 《寻找天使》 赶快成型，我写了一首歌，并邀请本地一著名唱片制作人谱曲。这名制作人亲自上我们电视台，了解节目要求，甚至观看了还不曾公开播放的节目片断。一个多星期后，他交货了。曲写得很好，由他旗下女歌手演绎这首歌，我们都很满意。

　　上星期五，我们再度接洽这位制作人，告诉他《寻找天使》就要启播，希望他开始为我们制作主题曲。后来我们才发现原来他已经制作了一首歌卖给另一家私人公司。 歌名刚好也叫《寻找天使》。浏览了那歌词，我们惊讶的发现好多词都是源自于我们的原作。不同的是，他旗下的女歌手名正言顺的成为作曲和填词人。这样的“巧合”，让我觉得非常遗憾，我心想，他心中那把良心的尺究竟在哪里? 后来我摇了个电话找他，直接表达心中的遗憾与不满，而他给的理由是他联络不上我们，以为我们不要那首歌了，他甚至还辩护说：“词曲已经不一样了” …… 我说：“你不尊重原创概念，你背负了我们对你的信任！我们真的很遗憾。” 尽管这名制作人最后表示愿意承担一切后果，包括引进该私人公司赞助我们的节目等等，但是，我已经质疑他心中的那把良心之尺。

　　从那一刻起，这名制作人在我心中的美好形象荡然无存。我也开始不断思考何谓专业道德守则。我觉得专业道德或操守规范涉及的层面纵使太广，但是都离不开最根本的“尊重人格尊严” 。而只有通过社会意识层面上树立人本意识、诚信观念等等，尊重人格尊严才能蔚然成风。

　　从事新闻工作40年的史丹福大学传播学系教授吴惠连曾说：“传媒最高的道德责任，是让自己的专业，能够有尊严的活下去。”因此，当我们的专业被侵犯时，我们就要发言，这是我们的义务，也是我们的权利和根本志气。

　　我非常明白唱片的销量和道德准则最大的制约力量，来自广大市场。热爱本地创作的朋友如果晓得专业行为准则是建立在尊重原创概念、不盗取别人的知识产权，那幺，让我们一起杯葛那些操守沦丧的唱片制作公司，只有这样，商业伦理和道德操守才会有根本的保证!不然，我们真的不如一个当时只接受初中教育，却已经明了什幺叫做“不盗取别人思想”的山上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