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正解读黑金属事件

　　以前在大学修读《传媒与文化》这门课时，我们的讲师经常提醒我们，对任何主流文化或次文化的了解，离不开追寻该文化的历史脉络，更离不开深入了解它所经历的转变和政治权利的关系。

　　2006年前夕，警方扫荡旧巴生路一家名为“保罗之家”的店屋，逮捕了380名音乐派对的与会者和过路人，并指他们是黑金属”音乐的成员，正进行着传播“暴力、性爱、反社会、魔鬼”等不良意识 的活动。

　　许多音乐爱好者和非政府组织都抗议政府用强硬的手段来打击青少年次文化的发展。当权者对黑金属的缺乏了解（或根本不愿意多加了解）导致无辜受牵连，一同被抹黑的的音乐爱好者怨声载道。

　　我访问了不少乐团和音乐人，但是他们都无法清楚告诉我大马青少年所热爱和推崇的黑金属究竟是怎样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来目前大马还没有一项学术研究报告，专门分析黑金属音乐在本地的真正涵义，以及对本地青少年的影响。

　　国大人类学博士Dr. Wan Zawawi Ibrahim就认为，任何一种西方音乐一旦引进大马，都会被我国的青少年本土化， 随着不同文化的融汇而产生新的定义。也是国大研究团院长的Dr. Wan Zawawi Ibrahim博士就建议，大马政府应该成立一个专门研究小组，由学术界专家共同研究本土化的黑金属，在大马的定义和影响。

　　博士不断强调，或许我们应该让这些热爱黑金属的青少年出面告诉大众，他们所理解的黑金属究竟是怎样的？让他们自己来说，我们据实记载他们对黑金属的看法和音乐对他们生活产生的变化。我非常赞同，我说如果真有这样的论坛，记得邀请我出席聆听，我想阅读这批青少年的思想，用他们的视角去看他们所热爱的音乐。

　　任何外来次文化的引进，包括各类型的音乐，戏剧，漫画等，都会经过一定程度的修改变更，或跟当地文化的交融与结合。因此，我们看到发源于美国，以黑人音乐、蓝调为基础的摇滚乐，一流传到印尼，已没有大胆激情快节奏的乐风，变成了灵活富地方风味的Rock Manis。

　　同样的，黑金属如果引入大马，由于我国的民情和文化背景和北欧国家不同，这里的青少年也可能创意汲取黑金属乐风，器材安排和表演艺术，摒弃那些和咱们宗教道德伦理不符合的元素，不追随西方黑金属所谓崇拜撒旦的思想，在音乐上去芜存菁。
　
　　如何为本地推崇黑金属的音乐人平反？首先，就必须让学术界专才深入探讨本地青少年对黑金属的理解。在这样专业的研究还没有展开之前，我们将西方所有关于黑金属的推崇精神，表达仪式和信仰完全套用在本地青年身上，说任何喜爱黑金属音乐的我国青年就是偏离宗教，实践邪派音乐，性泛滥，和毒品和酒类挂钩，这是非常不公平和残忍的。

　　但是，我始终认为，断定某种次文化的正与邪，不是宗教家或当权派的专业，而是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心理学家和哲学家的专业。任何涉及文化研究工作的人，如果没有抛弃宗教观，“以人为本”的去研究次文化的形成，那么，这样的研究结果也一定是片面的，可疑的。

　　过去我们都习惯于接受当权派对正统文化或次文化所做出的解释。当权派对次文化的窄化和独霸，只允许一种正统或原始的解释，让所有外来文化被贴上“危险”，“荼毒青少年思想”的负面标签。我们根本不去思考这些外来次文化对我国僵化的主流文化会起怎样的刺激，会对我国平庸的社会带来什么不一样的火花。

　　我们都清楚知道，主流文化好自矜贵，将地下寻求抬头的次文化踩在脚底，无法成形，贱死边缘。当权派总是会滥用权力，以父母宗教观的霸权面目出现，阻止次文化的独立多元发展，确保独霸主流永远不受挑战。

　　目的何在？不外是为了加强集权领导，训练出更多听话的孩子，不让我们的年轻人有批判精神或质疑权威政治的能力。

　　但是，当权派却选择不去理解青少年次文化的流行态势，一味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以偏概全的时候，我们只看到武力，法律和媒体变成了霸权主义者抹黑和打压青少年次文化的工具。

　　就如这次警方处理黑金属事件的方式，为的就是造成独立地下乐团的分崩离析，希望另类音乐胎死腹中，达致有天被主流音乐吃掉的历史规则。结果，被牺牲的不只是任何不见容于既成正统的另类音乐，也抹杀了大马次文化狂野活泼，理性颠覆的能力。

Iskandar和他的地下乐团

　　现年28岁的Iskandar是一个多媒体开发人员。他持有学士学位，是个专业人士。为了追踪黑金属事件，我在律师楼的会客室和他巧遇。当时，他和另两个朋友向人权律师咨询普通百姓被警方在公共场所突袭时，所拥有的基本权利。

　　Iskandar搞地下乐团已经有14年了。他说，他拥有一份正当的工作，周末喜欢和一群志同道合的地下乐团爱好者玩重金属音乐。

　　Iskandar说，玩重金属音乐只是他生活的一部分，并不是他的信仰，他是一名虔诚的伊斯兰教徒，每天作五次礼拜。

　　然而，12月31日，他在旧巴生路一家名为“保罗之家”的店铺，主持地下乐队演唱会而被警方逮捕。

　　“我们尝试解释我们没有玩黑金属音乐，我们玩重金属音乐。重金属乐风很强劲，但是跟黑金属不一样。我们不是小孩子，我们没有吸毒，喝酒，我们尝试解释，警察不理我们。”

　　Iskandar 告诉我，当时被捕的380名青少年当中，有很多是路人，包括在路边印度食档吃夜宵的人，甚至一些在车里休息的无辜受害者。他说，警方当晚并没有给以他们明确的理由，只说是突击检查，要现场所有人出示身份证，随后就把他们尽数带往警局验尿, 直到凌晨五六点才释放他们回家。

　　“尽管警方有权在无逮捕令之下逮捕嫌犯，但是嫌犯绝对有权知道他被逮捕的原因。” 人权律师Amir说，一些受害者告诉他，警方根本没有解释清楚展开大逮捕行动的理由，就尽数捉他们去验尿。

　　更甚的是，一些个案要求见律师却不被允许。更更更荒谬的是，警方在还没有调查清楚这些青少年是否真涉及黑金属之前，就让7名青年嫌犯接受媒体的访问。

　　“宪法保障被捕者得到律师援助的权利。媒体反过来比律师更有接见被捕者的优先权，这是错误的程序。警察应该专业的行事，不应该在扣留嫌犯期间允许媒体访问嫌犯。”

　　十五碑警区主任Mohd.Dzuraidi助理总监说，警方是接获有关黑金属乐队的情报，才展开行动逮捕这些怀疑涉及不健康活动的青少年。警方指他们是“黑金属”成员，进行传播“暴力、性爱、反社会、魔鬼”等不良意识的活动，当场充公了他们的乐器，光碟和一些地下乐团的徽章及宣传品。
　
　　“我们充公到的宣传册子和光碟确实有黑金属元素，有违反我们道德观的崇拜撒旦元素。看他们的歌名，我没有看到他们所说的什么诗歌。他们理应参加政府或被承认的非政府组织举办的新年倒数活动，而非这个偏向不道德，不健康的活动。”Mohd.Dzuraidi助理总监的语气像足了戴着毡帽的宗教师。

　　后来，警方证实音乐会的主办单位，并没有申请娱乐和集会执照，而触犯了1984年娱乐法令第41条文。而当晚警方也逮捕另外4名怀疑非法印制物件，而触犯印刷及出版法令的男子。

　　大马人民之声协调员叶瑞生说，整个逮捕过程中，警方一下说他们“非法集会”、一下说主办单位“没有申请娱乐执照”，一下又说这批青少年涉及黑金属，由始至终无法向现场的被逮捕者解释真正的逮捕原因。
　
　　“如果是说怀疑主办单位没有申请准证的话，那为什么又捉这些青少年去验尿？他应该捉演唱会的主办者就好吗！验尿是怀疑他们吸毒，我们发现警方在做着和他们指控不相符的事。”

　　验尿结果发现380名被捕者中，只有8人证实吸毒，其余百分之98的青少年与毒品无关。

　　针对这一点，人权律师AMER就说，警方必须要接受到合理的投诉或合理嫌疑某人涉及可被逮捕罪案（seizeable offence）, 才能在没有向法庭申请拘留令前，扣留嫌犯，或要求检验他们的尿液。

　　“警方必须要接获合理的投诉，不是任何投诉都动员。对于一些造谣者的投诉，警方必须先调查，确保投诉合理，那么他们才可以采取行动，在没有逮捕令下逮捕嫌烦。此外，如果警方接到可靠的情报，他们也可以在无逮捕令下扣留人。警方也必须作合理的猜疑。”

　　AMER HAMZAH说，在展开突击行动前，警方不可轻信谣言（疑浮罗交怡性派队转移首都）或从个案穿着打扮（打扮时髦穿黑色衣服）就断定这些青少年是提倡魔鬼、性爱、暴力、反社会的叛逆青年。

　　大马独立新闻中心事后也发表文告说，该次的扫荡行动再次证明当政者尝试巩固大众对独立音乐的刻板印象，对次文化有错误观念，一味抹黑打压，企图让青年成为社会风气败坏的代罪羔羊。

　　Iskandar对警察官对黑金属音乐的错误理解感到失望。他说，警方并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证明他们确实涉及黑金属。他告诉我，当晚表演的独立乐团乐风多样化，警方一听到吵杂的金属音乐，就执意认为那是重金属音乐。他有说不出的愤怒。

　　“ 媒体也是的！报导根本不公正，老作些不负责人的报导，记者只听官员的说辞，本身也不懂什么是黑金属就把我们归类为黑金属成员。大众因此听到黑金属就怕，说我们崇拜撒旦，杀羊祭拜撒旦，反宗教和走上歧途。事实并非如此。”

　　事实上，黑金属是极端金属的一种形式，源自于北欧。最重要的内容是撒旦崇拜仪式，反对教权主义和宗教探究。

　　我问Iskandar对黑金属的理解。他尽管没有直接告诉我黑金属音乐和他所爱的重金属音乐的不同，但不断强调：音乐是自由的， 不自由的是人们对某种类型音乐所持有的观念和偏见。

　　“如果你有一个音乐剧场，那是关于宗教仪式的，你会采用魔鬼的音乐吗？你肯定会用因为你想突出宗教的主题，难道这就叫黑金属？它只是娱乐表演的一部分，音乐表演的一部分。”

　　可不是吗？电视节目电台歌曲和电影情节大力倡导性和暴力，妖魔鬼怪光怪陆离违反道德宗教的片段俨然自成逻辑，理直气壮的存在。但是我们却容不下青少年通过音乐来发泄他们对旧有体制的不满，宣泄它们对社会，家庭甚至是宗教组织的情绪。这是什么样的变态心理？

　　Iskandar说，他的父母早已离异，他玩重金属，通过创作，来反映破碎家庭孩子内心的感受。他说，他的音乐纪录现实生活，他并没有陷入迷幻世界。

　“我有一群同样热爱重金属音乐的朋友，我们搞创作，自己写歌，自己制作光碟，和热爱音乐的朋友分享我们的作品，这样犯法吗？不是每个人都一定要喜欢主流音乐吧？我们用自己的音乐唱出自己的想法，和那些飚车族相比，谁在从事不健康的活动？”

　　我看出这位青年对音乐的执著，也听到他内心的呐喊。我猜想，他们不爱主流音乐，不找制作公司帮他们出版光碟，可能他们创作的音乐没有经济市场，不受主流唱片制作人的青睐，但是，他们搞另类音乐的自律和自发制作音乐的坚持和努力，的的确确感动了我。

　　“ 一些年轻人，他们没有空间发泄他们的愤怒，他们选择了毒品和烟酒，因为他们不懂得他们要怎样的人生。我们则决定我们的人生，我们决定玩自己的音乐，音乐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地方，这就是关于我们的一切，人们以为我们是黑金属，这是非常令人沮丧的。” Iskandar 的语调冷峻而深邃，却散发着音乐人最大的魅力。那一刻，我的心是悸动的。

　　Iskandar的分享，让我了解到一个专业诚实的媒体工作者必须时时刻刻准备跳出意识形态的框框，挣脱历史传统和惯性思考的束缚，用温柔包容的心和大胆批判的眼睛去了解这群被抹黑的地下乐团成员的心声。

　　音乐，如同其他次文化如电影，戏剧，漫画一样，只是一种表达想法的媒介，它是促进和平的工具，也是一种艺术。用“黑金属”之名，来将这些青少年“妖魔化”和把他们归类为“邪派”，都是不持平的。

　　我为一些本地报章以“和撒旦一同迎接新年”，“380黑衣帮警局过年”， “380黑金属客被捕”打头条命标题，一竹竿打翻全船人而愤愤不平，更为像 Iskandar一样无辜被抹黑的青少年喊冤叫屈。

　　我不希望媒体的不公正报导和执法组的强硬打压行动，让我们的青少年从此失去理性批判，大胆创作，发挥创意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我写这篇文章，对Iskandar和他的伙伴，还有长期鼓励和推动独立乐团创作的组织——扩音版图的创办人麦伟豪加油打气，也为当晚无辜受牵连的数百名热爱另类音乐的青少年平反。

她不喜欢“难民”这个名字！

　　 Aishah是个害羞的女子，第一次见到她时，我的问题像脱弦的箭，刺中她年轻的心。

　　“如果有选择，你要不要回去你的原生国？”Aishah是大马Rohingya族的第二代。事实上，她根本没有选择权，因为缅甸早就遗弃了她和她的族人。后来，我为自己竟然问出这么一个愚蠢的问题，懊恼不已。

　　大马和缅甸如同两个永远没有交错的桅杆，Aishah对于自己的身份认同异常敏感，也特别脆弱。她正努力紧捉着大马与缅甸这两柱桅杆，试着平衡自己和未来子女的身份航向。

　　“我要回去哪里？我一出生看到的就是这个国家，我根本没有看到其他国家，对我来说，这里就是我的国家。”她的回答，的确震慑住我对飘流的美好想象。

　　我想如果有一天，哪个愣头青突然问我要不要回中国，我大概也会有像Aishah 这样的笃定。当然，我比Aishah幸福太多，我可是有身份证，享有公民权的大马人。

　　“我的父母逃难，他们没有选择。可是，我们这一代并没有逃呀！” 听得出, "难民"这个称呼，对Aishah 和她的一对子女来说，是多么残酷的名字。因此，Aishah 对Rohingya族人的来处和自己继承的尴尬身份，醒目，并且坚持。

　　在那个动荡的时代，Rohingya族就这样被逼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今天，他们踏实的在大马定居了，他们的第二代和第三代也诞生于这个国土，但诡异的是，身份的认同与归宿感，却如20年前逃难时一样，日日夜夜反反复复在他们的心中交战着……

　　结果，他们的后代尽管没有上一代的苦难，但是他们却是在毫无选择之下，遗传了上一代的漂流……“难民”成了他们共同的名字，也是他们挥也挥不去的生命缺口！

　　和许许多多在大马诞生的Rohingya 族年轻人一样，Aishah 还在等待大马政府给Rohingya族人签发临时身份证，让他的子女可以在大马接受正规教育，将来有一纸文凭，可以从事更好的职业，一点一滴地展开自身的丰饶生命之旅。

　　或许，苦难本身并不动人，动人的是：有人可以因为它, 而透视一些什么；苦难本身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有人还在那里漠视，不愿做出什么。

无私的人道关怀

　　今早的“爱—开唛无障碍”电台节目，主持人彪民和李璘穿针引线，让听众了解我国政治难民的处境和面对的问题。我发现，许多听众都很理性的讨论这个课题。

　　由于在2004年，大马政府原则上已经承认了1万名无国籍的Rohingya族为政治难民，让他们能够享有合法工作和受教育的权利。但是, 这个承诺至今还没有兑现，Rohingya族人的后裔目前还是没有办法到正统学校上课，不能合法工作，引起媒体的关注。

　　而根据Rohingya族人权组织提供的数据，截至2005年7月，还有300多名的Rohingya族政治难民被大马执法人员逮捕，并关在大马各扣留营里。

　　许多听众都认为，大马政府应该赐予这些政治难民基本的权利，包括让他们合法工作和受教育的权利。我觉得这就是社会良知，这就是对生命尊严、对“人”的公平关爱、理性关怀。我庆幸收听这个节目的听众都可以从细微处，看到大马政府处理难民问题的纰漏和不足点，勇敢提出看法，提出理性批评。

　　一名男听众甚至批评大马政府在答应收留政治难民方面存有双重标准，只承认Rohingya族和菲律宾南部的穆斯林政治难民，而不承认同样来自缅甸，但是因为信奉基督教而遭宗教迫害的钦族(CHIN)政治难民。 　　老实说，在我作这个报道的过程中，这个问题不只一次在我脑海中盘旋，这是相当敏感的一块。因为，如果真要从“维护人权”的角度来看，我们确实应该在确定他们的确在原生国面对政治或宗教迫害后，就应该基于无私的人道关怀，给予这些政治难民同等的保护。

　　但是，我们的政府却说，内阁需要更多时间去调查其他族群（CHIN, KAREN等）难民的身份和逃难背景，才决定该不该承认他们或暂时收留他们。换句话说，查明这些难民的来处后，大马政府将来也可能给予他们人道保护。

　　这么一来，在目前这片模糊不清的灰色地带，没有人敢质疑政府的诚意，媒体的报道角度，也不敢斗胆轻骂政府在处理政治难民的课题上不公正。

于是，我们只好专注报道政府原则上答应保护的Rohingya族难民群体所面对的生活困境，希望在这里居留了10多20年的约1万名Rohingya族难民真正得到政府的援助。大马Rohingya族人权组织主席的Zafar Ahmead告诉我们，过去一年来，他们还是经常被移民厅官员和警方逮捕、扣留，甚至把他们流放到边界地区，或遣送他们回国。

　　“我本身在过去10年来，就曾经被逮捕12次，被关在扣留营，被流放到边界地区。我写信给大马人权委员会、人民之声等寻求协助，但是我们族人的生活，人身自由、基本人权还是没有获得保障。”

　　因此，Rohingya族难民希望大马政府履行承诺，给他们合法的难民地位，并提供他们临时身份证，允许他们在大马合法工作和受教育。

　　我想：如果连没有国籍的Rohingya 族还依然遭逮捕和遣返回国，那么，我们根本不用再要求政府怜悯其他来自缅甸的寻求庇护者了。这方面，大马政府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

　　“我们将把他们（CHIN , KAREN等缅甸政治难民）流放到边界地区，过后就不再是我们的责任了，我们不需要基于人道主义，对这些不是我国公民的难民负责。但是如果联合国难民最高专员署（UNHCR）为他们注册，签发给他们难民证，把他们送到第三国家，我们会全力支持。”首相署部长DATUK SERI NAZRI的回应直截了当。

　　尽管我们知道还有几万名非穆斯林难民在大马非法逗留，这些人，一旦被遣返回缅甸，可能会遭到宗教迫害。但是NAZRI重申，大马政府并没有签署1951年关于难民国际保护的日内瓦公约，移民厅官员和警方有权援引1959/1963年的移民法令来逮捕、扣留和遣送那些没有合法文件的外来移民（当中可能包括无法证明身份的政治难民）回国。对于那些没有合法证件的外来移民，一旦罪成，他们可被施于6下鞭笞，最高5年的监禁刑罚，或被罚款最高1万令吉。

　　为了避免政府错把政治难民当成非法外劳来对待，联合国难民最高专员署代表Volker Turk就表示，难民署在资源分享方面，愿意给以大马政府全力配合。 因为，只要加速鉴定政治难民地位的程序和工作，政治难民才能尽快拥有合法的身份，从此光明正大的在大马工作。他们的子女，也才能摆脱文盲的桎梏，并得到医疗卫生保障。


　　所以，在联合国难民最高专员署和内阁还没有达致共识，携手拟出难民地位的认同机制之前，我们忙着讨论难民培训配套或大马容纳难民的社会条件等都是枉然！

隐形的群体——政治难民

《难民之声》报道出街后，接到许多观众的询问电话。其中一个从事餐饮业的老板娘告诉我，常常有难民找上她的餐馆讨工作，她不晓得该不该聘用他们。

“这些难民都有联合国难民最高专员署（UNHCR）所发出的信件，他们逃难很可怜，有些还带着孩子，我们聘用他们犯法吗？”

我直接告诉这个善良的老板娘，大马政府并没有签署1951年联合国关于难民国际保护的公约，因而也不承认这些蜂拥到我国避难的难民。

“如果你真要聘用难民的话，请详细阅读他们持有的信件，如果是来自缅甸Rohingya 族人，你大可冒险聘用他们。” 用“冒险”这个词儿， 并非故意要让这位女士不安， 因为Rohingya族人的逃难背景相当复杂，身份更是敏感。

根据1982年的公民法，缅甸政府不承认Rohingya族为土著公民，造成Rohingya族成了无国籍民族。

80年代开始，Rohingya族人不断受到迫害，他们的行动自由受到限制，如果没有官方许可，他们就不能离开村子。属于没有国籍的Rohingya族人自此逃亡到孟加拉、泰国，和大马士等边境国家寻求庇护。

目前保守估计，大马有高达1万4千名的Rohingya 族难民。他们通常举家从缅甸逃到我国，组织成7到8个成员的大家庭。

在2004年11月，我国政府基于人道关怀，原则上承认我国1万名无国籍的Rohingya 族人为政治难民，并承诺给予他们临时身份证。

问题是，过去一年多来，大马政府并没有履行承诺, 也就是签发临时身份证给Rohingya 族，让他们拥有合法的身份，在大马找生活，以及自由融入社会各服务体系里。

结果，许多Rohingya 族人和其他逃到我国避难的缅甸少数民族如Chin 、Karen以及印尼亚齐省的政治难民一样，经常遭当局（移民厅官员和警方）肆意逮捕，扣留或流放到边界区域，不理他们的死活。

大马钦族难民委员会的协调员 Simon告诉我们，大多数的钦族难民是通过代理公司从泰国边界潜入大马。他们每人平均向代理人缴付2千到2千500令吉不等的“非法入境手续费”。

但是，来到大马，不少钦族寻求庇护者被大马移民厅官员逮捕。Simon 说， 目前估计有400到500个钦族寻求庇护者，被关在大马各扣留营里。每人平均被关半年至一年后，就会被当局流放到缅甸和泰国边界区域。

“当他们被流放到边界地区，那边已经有代理人在等着， 把他们关在房间或货柜箱里，要求他们联络在大马的朋友赎回他们。”

很多被流放的钦族寻求庇护者，都联络不上他们的朋友，付不起赎金，最终沦为被贩卖的人蛇，被代理人卖到边界渔船工作。他们可说是受尽煎熬，一些失踪，一些则不幸死亡。那些有幸再度潜入大马的钦族人，还是摆脱不了再被逮捕，扣留，然后被流放或遣返回国的恶性循环。

对于这些在法律上不被承认的政治难民，即使他们都持有UNHCR发出的难民证，他们最多只能在我国居留，不能合法工作或受正统的教育。

“原来他们只能住在这里，不被允许工作呀？那么，他们怎么生活？”

这位女士对大马政府居然没有一个处理难民的有效政策，感到非常惊讶和困惑。

看，普通百姓都有这种人文关怀。我们的政府却眼睁睁看着1万多名没有国籍的Rohingya 族人在我国居住了10多20年，在这里诞下第二代第三代了，却不肯正视这些难民的基本权益和未来。

结果，回不了原生国的难民，只能继续偷偷摸摸的找生活，做些所谓3D（dirty, dangerous and difficult ）肮脏、危险和艰难的工作，靠微薄的收入养家糊口。他们最多在工地、收集垃圾领域或餐馆工作。

最可悲的是，他们的下一代竟也无法在大马获到最基本的教育。

“我希望我的孩子有机会上学，这样才不会学坏；如果没有上学，每天无所事事，变坏的机率就比较高。现在我的孙子也到了适学年龄，但还不能上学。”一个Rohingya族妇女无奈的道出他对孩子未来的担忧。

要知道，剥夺难民接受教育的权利所付出的社会代价是难以估计的。假如一些儿童眼中的世界只有暴力、贫穷和剥削，而没有其他东西，那么，他们的未来，还有希望吗？

“想上学却没得上，心里真的很难过。看到人家上学，自己也很想上。（因为不识字）要去哪里都不行，不懂搭巴士。”　一个早婚的Rohingya族少女因为不能和同龄孩子一样上学读书，内心非常感慨，接受我们的访问时热泪盈眶。


非政府组织Tenaganita 和人民之声都认为，除了保障难民的工作权，扫盲与教育是事关难民未来及其可持续发展的一项永久性投资。 他们都促请大马政府和联合国难民最高专员署密切合作，加速鉴定Rohingya 族难民身份的程序，尽快签发合法证件给他们，让他们可以光明正大的在大马工作，也让他们的子女有机会受教育。

在我国，单单是缅甸和印尼亚齐难民，就有5万多人。这还不包括来自泰国，菲律宾南部，孟加拉等国的难民。这些难民大部分聚集在巴生河流域地区，有者还住在森林里。

在钦族难民委员会的引领下，我们去了Putrajaya森林，亲身了解钦族难民，在聚落如何挣扎求存。在Putrajaya森林里的三个据点，住了近700名为了逃避缅甸军政府的迫害而逃前来我国寻求庇护的缅甸钦族人。

事实上，不管他们是否拥有难民证或是“under confirmation letter”, 简称UC信，他们都不可以在我国合法工作。结果，工资以日薪计算的钦族难民一律被视为“非法移民”，受尽雇主和执法人员的“合法”剥削。

“我们在布城工作，做些散工找生活，拿到薪水的话，警方就来骚扰，半途等我们，搜身要钱。我们没钱的话，就送我们去警局。”山上的钦族难民无奈的说。

拥有100万人口的钦族，是缅甸的少数民族。由于缅甸是个佛教国，而大部分钦族却信奉基督教，因而受到歧视和迫害。 80年代中旬，钦族人成立了钦族组织（Chin National Front），与军政府对抗，以争取钦邦独立。自此，军政府肆意捉拿任何怀疑支援这个组织的钦族人，甚至把他们折磨致死。


逃到我国后，他们的生活并不好过。没有身份，导致这些难民必须躲躲藏藏，山头聚落卫生条件极差，他们的患病率非常高。

由于他们无法得到政府的医疗援助，许多难民生病了，也不去看医生。因为一旦病了，他们和外国游客一样，必须缴付比本地人高出许多倍的医疗费。

可是，我们都知道，难民和游客不一样，他们并非持着通行证前来我国旅游，有者更是连身份证和护照都没有的无国籍政治难民，就比如Rohingya族难民，他们是在没有选择之下，才到我国寻求政治庇护。



目前，内阁正计划为政治难民提供培训，把难民妇女训练成家庭女佣，男的训练成建筑工人。由副首相 DATUK SERI NAJIB TUN RAZAK 为首的内阁特别委员会，将负责策划这项训练计划的执行内容。

可是呀！我们都知道，在大马，执法当局一再未能把寻求庇护者跟没有证件的非法外劳（经济难民）区分，使寻求庇护者和难民经常遭执法人员骚扰、威胁勒索、 殴打和性侵害，不少难民更在扣留营里死亡。


我想，在还没有推行什么训练难民成为有素质的建筑工人或家庭女佣之前，脑袋稍微清醒的人都知道，大马政府和UNHCR的当务之急，是设定一个鉴定难民地位的共同标准。因为这一刻，肯定他们的存在，给予他们难民地位，比什么都重要，不是吗？

备注：政治难民是指那些因为国家内战，或因为种族、宗教、国籍、政治理念的不同，或者成为某特定社会组织会员而受到迫害，前来我国寻求庇护者；非法外劳或经济难民，则是那些没有合法的证件，由于自己国家经济条件不好，而前来我国寻求更好的工作机会者。

今年冬至特别冻......

　　明天是10月23日, 也是大部分申请自愿离职的同事在本公司的最后一天。

　　临别前夕，看到收拾妥当的同事把一箱箱的杂物送出走廊；有人拍照留念；有人到处分派名片；相拥抱握手道别。办公室气氛有点感伤。

　　打开邮箱，看到数十封告别的电邮。许多同事还来不及相识相知，就要道别。

　　事实上，这次公司大变天，倒让我看到人性百态。

　　自愿离职的名单出炉后，有人欢呼雀跃，昂首挺胸公告天下，他们即将抱着一笔大钱追求自己的理想，潇洒得可以，让身边的人都为他们祝福。

　　然而，一些人知道自己申请自愿离职成功后，居然含泪投诉公司无情无义，不珍惜他们过去对公司所作出的贡献，没有加以挽留他们。

　　我想，这些人当初提呈自愿离职申请书时，或许根本毫无去意，但是又担心自己或在被砍的名单里，于是抱着“买个保险”的心情，签了名。

　　说明白一点，他们害怕将来被裁时，得不到更高的赔偿，但又不相信公司真会放他们走。谁知，公司接受了他们的自愿离职申请，他们如期得到一大笔钱走路，心里却有不甘。这是什么样的一种矛盾心情呀？

　　我不敢说他们不够热爱这份工作，只能说这些人不敢冒险，但又觉得自己太重要。

　　或许，从一开始，他们并没有认清自愿离职计划推出的动机，最终目的和公司评估一个员工去留的考量。明知道公司已被收购，管理层大换血，居然无知要求新管理层坐下来“讲情义”，忘了这批心血根本没有情感包袱，真是失策啊！

　　看到这些人以“受害者”的姿态出现，我觉得非常可悲。陷入今天的两难，是不懂得抓要害、定大局，怕捡了芝麻而丢了西瓜。更遗憾的是，他们不愿对自己的选择负起全部的责任。

　　很多时候，短期来看，放弃，的确比努力来得容易。但是长期而言，若没有尽一切努力，就轻易放弃，不敢为理想下赌注，不只愧对自己的良心，也让对手看清了自己。

　　许多人问：将来公司要再瘦身，你们这些留下的人被裁怎么办？

　　我想，留下的人，自然也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吧。相信自己坚持的目的，清楚知道自己为了什么而守，即使最坏的事情发生了，我们也敢说：值得！

　　今天是冬至，一个选择离开的同事发来的电话短讯说：“今年冬至特别冻......祝福。”

　　对我来说，最冻的，应该是遭背叛吧！

　　有人说： 在职场上，阴狠歹毒的小人到处都是，常常因为你不小心得罪了他们而怀恨在心，伺机兴风作浪将你吞噬。

　　更多关心我的朋友都劝我，逢人只讲三分话，不可把自己的真实感受全盘托出，不要急着交心表态，实话虚说，才能装糊涂驾驭小人。

　　我想说：对自己诚实很重要，勇敢面对自己的真性情更重要。择善固执，可能让我在人生方向的选择上有更多的不肯定，但这种冒险的精神，仍是我愿意拥有和坚持不放手的。当然，我常常这样提醒自己：要严防别人的暗箭，不要无端树敌。

　　今年冬至特别冻吗？若理想不死，心中燃起一把火，坚持到底......我坚信，冬至寒夜过后的每一个日子，肯定还有温暖。

遗憾的是……

　　昨天傍晚，一些同事陆陆续续接到公司发出的终止合约通知书。对那些合约经已到期的同事，公司决定不续约，至于那些合约未满的同事，公司决定提早5个月叫他们走路。这样的决策来得突然，一些接到信的记者小妹都哭红了眼，这两天非常难过。

　　自从公司决定瘦身，推出自愿离职计划后，我们都明白，下一步可能会对节目开刀，再调配选择留下的人手到姐妹台或进一步辞退过多的人手。

　　“接下来，公司会对哪个节目开刀呢？”我们几位同事开始热烈的讨论。索性问高层。得到的答案，令我乍舌：

　　“那我要看我的output 需要多少人手，再来决定我的input。”

　　换句话说，如果公司决定砍掉一个节目，那output就等于零了，负责input的同事肯定会遭殃。

　　在一个媒体机构里，选贤与能是多么的重要。高层的想法未免太单纯，依这个想法作出的决定也太难以叫人信服。高层忽略了每一个员工的工作表现，资历和强项，以及他们的潜能和可塑性，更没有认真评估每一个节目的素质、方针和对社会的影响。

　　一个有素质的电视台原本就应该有各种风格的节目。为了照顾不同阶层观众的需求，各个不同的节目本应理直气壮的存在，只要它还有口碑，或对社会产生良性影响。

　　我们尽管无法要求一个私营台履行社会责任，做些口碑好，但不赚钱的节目。但是媒体经营者尽是“往钱看”， 随意对一些节目开刀，以“output”来决定“input”, 思想一条线般毫不犹豫除掉多余的人手，失去的不只是一群有理想的工作伙伴， 还失去了忠实观众。

　　可以预见的是，未来我们将做些大众想看的节目，或捧官方大脚、走安全路线的节目或新闻，不敢坚持对output作较为复杂的思考和严肃的探索。

　　我们强调媒体教育，强调节目必须富有人文素养以及启发社会的功能。但是，我们也遗憾的发现，我们的社会的文化体制还没有成熟到我们所期望的程度，大部分观众爱看反智报导，爱看容易消化的节目，不爱思考社会现象，或对身边发生的时事不热衷。

　　为了获得最大量的观众，一些节目制作人尽是制作一些催人热泪、性和暴力的节目来哗众取宠，赚取高收视率。结果，这样的节目没有什么内涵，个性尽失。

　　最近，我们的编辑部常常受到“指示”，不要碰触某些课题，尤其是涉及种族教育的课题，更不能批评首相的领导。我想，在分析社会问题时，没有洞幽烛微的敏感，没有持平中立，不敢挑战权威，不敢对整个旧有体制提出怀疑，那，这样的媒体机构，我们要它来干什么？

　　在报导新闻、追求真相的过程中，首先我们必须有“siasat”的侦查精神，要发挥监督的角色，更要不断的对自己固有的价值坐标提出质疑。否则，观众看到的，就是偏颇报导，而记者也将有可能作出危险的论断。

　　报导的空间有多大，就看编辑自主权有多大。如果我们还会因为报导某些教育课题而忙着打电话知会上头，提醒上头“照着”我们；揭发官方滥权时，接到某某拿督的电话，便马上紧张的抽掉某段新闻，不敢伤害到眼前的政治权益，那么，任何负责任的报导都会注定胎死腹中。

　　不敢担当，便是不愿对广大群众负责，不敢为弱势族群发声，不敢对有血有肉的受害者说公道话。

　　新闻自律是钳制言论自由的借口，权势的斗争让主流价值大刺刺存在，真相与谎言在一个灰色混浊区中达到整合。结果，阅听人被愚弄，在翻来覆去喧哗浮躁的真假新闻里，不敢再相信媒体。

　　总有那么一天，责任、品德、道德勇气会慢慢被腐蚀。媒体界只有权力的操纵，没有责任的担当，媒体人会对自己的定位与前景愈感手足无措，进退失据。

　　明天是本台很关键的一天，公司高层将会公布成功申请自愿离职的职员名单。

　　留下的肯定会被磨得更无情；抱着大笔钱走的，肯定不会转回头。

　　我的制作人告诉我：“遗憾的不是去与留，遗憾的是壮志未酬。”

理想有多靠近？

　　最近身边的朋友都会这样问我：“你们的公司提出自愿离职计划，你有何打算？”

　　是的。得知这坏消息后，一些同事已忙着到特别柜台询问，如果申请自愿离职，可能得到的赔偿数额有多少；更有一些人高调地向其他同事炫耀自己的“身价”，并决定拿笔大钱走路，把这坏消息看成是“运到了”的好事一桩。

　　当然，更多的同事担心，如果不申请自愿离职，未来公司要再“瘦身”， 可能会面临被裁退的命运。因此，这个充满着不确定的非常时期呀，可说是草木皆兵，公司里的每一个人，无不陷入打心理战的焦虑当中。

　　事实上，高层在宣布这项过渡措施后，就开会向我们解释公司被逼采取这个步骤的原因以及对我们未来的影响，并发出通告向全体员工解释何谓“自愿离职计划”，以及要求所有员工参与“自愿离职计划工作坊”，帮助我们作一个聪明的决定。

　　于是，我也开始检视自己在这一行的付出和回报，在做出任何决定之前，认真思考自己的理想在哪里。

　　我认为，追寻理想的路上， 就像一个通往秘密基地的路程。我在四年前，就认定媒体这块秘密基地是我的理想。从此就感觉自己开始在一条起伏摆荡的小径急速滑行，从没有想过半途退缩，而且还不只一次，冲动的跟身边朋友分享一路走来的奇遇。

　　理想与坚持，让我忘记脚下的崎岖和坎坷。

　　在这个非常时期，我想说，在判断“去或留”的自身条件时，懂得过滤和割舍，是一种智慧。这个时候随波逐流或消极的抛一枚硬币来决定我们的未来不但危险，也很容易迷失，并且无以为继。

　　更甚的是，选择留下或离开时，如果老觉得自己在吃亏，绝对是双重的损失。首先，我们抹煞掉曾经在这公司的成长部分，也损失了公司对我们的付出所给予的肯定。

　　要知道，我们很难找到一份工作，能满足我们对“理想”的所有想象。因此，知道要找一份真正能够让我们的自我发挥得淋漓尽致的终生志业并不容易；知道理想无价，要达致理想肯定要做出一定的牺牲，那是一种成熟。

　　没有这样的认知，我们永远无法将所有的“付出”和“失去”负负得正。我始终认为，聆听自己内在的声音非常的重要，诚实的面对自己的真性情和感受，对自己的决定负责，在该留时留，在该走时走。

　　我常常这样给自己鼓励：决定放弃的那一刻，我将永远也不知道自己距离理想有多么的靠近。

　　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认清自己的理想在哪里之后，就要全力以赴，然后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人们不是常说吗，最美的风景，总是要穿过最险恶的瘠地才会有缘目睹。

　　看到理想在哪里，真的就要勇往直前，不要犹豫无需迟疑。那，去或留，就不再是问题了。

　　如果你还问我：到底什么是理想？

　　我的看法是：“理想是不管你拥有多大财富，你还是不会嫌累，还是会坚持做下去的事，因为你知道，它，让你的生命得到升华。”

　　理想有多靠近？就看你我愿不愿意坚持到底。

别叫我们的孩子太沉重！

　　近来双语教学问题再度浮出台面。教育部副部长DATUK韩春锦针对华小使用英文教数理课题表示，教育部长会对此事做出宣布，并让华小有足够的时间调整上课的节数。

　　华教界人士都很关注该部会如何作出安排。在这方面，董总立场鲜明，主张华小须贯彻母语教育原则，除了3 个语文科外，其他的知识科，都应以华文和华语作为教学和考试媒介语。

　　在谈双语教学这个课题时，我们难免要问：身为华裔子弟的我们，在小学、中学乃至大学的教育体制里，各课程编排里面，究竟国语占多大的份量？我们的母语又占多大份量？

　　在我们激烈争辩双语教学成效如何的同时，或许第一个浮现在我们脑海里的，应该是我们的母语未来将处于什么位置，受到怎样的冲击的焦虑。这些都是需要长时间来研究、剖析，以及进一步精心规划的课题。

　　我把这次双语教学政策上的改革，看成是一件大事。心情确实非常焦虑，因为这将决定我们后代学习华文的“质和量”。

　　我这样说，并非否定了英文或国语，或者双语教学的授课效果。因为，我们都知道，英文是国际认同的语言，英文教育是“必不可少的”。

　　问题就在于：我们应该在什么时候引入英文在小学的课程编排里？要引入多大的量？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的教育专家科学性的去研究和探讨的。

　　当然，教育专家的研究范围必须以一个孩子的成长需要为依归。比方说，一个8岁小孩的知识接受能量，或学习容量有多大？ 他知识度的增长需要，对母语基础教育的需要等等，都需要我们的教育专家提出科学性的依据。专家必须根据我们的孩子的需要，有比例的给以分配，进行华语和其他外语的教育安排，才真能让我们的孩子在学习上不会太沉重。

　　事实上，在大马，华裔子弟华文课节数并不多。以前我们三年级时才开始学习英文，现在我们的小孩一年级开始，就要学三语，华文颗节数的比例肯定会减少。从小学开始推行英授数理科后，我们的孩子生活的质量如何得到一个提升，或达致最好的平衡？身为家长的，不着急才怪。

　　我们都明白，孩子能够在小学阶段，就能学习好三语最好不过。但是，孩子的精力和时间毕竟有限，整个教育环境充满了竞争，课业特别的繁重，孩子的书包如行李箱那样大，重到背不起，必须用轮子拖着走。他们很小就在繁忙的学习阶段中度过，压力太大导致他们很小就失去童真。我一直在想，在这样的压力和激烈竞争底下学习，我们的孩子会快乐吗？

　　不久前，我访问永乐多斯，她坦言，她多么希望她的孩子不要在那么充满压力的情况下学习，不要陷入这么无情的竞争环境里。但是，大马整个教育大环境并不允许她的孩子不做完繁重的功课，因为“填鸭式的教学、文凭至上”是一个必然的追求，孩子不能停下来，结果，他们快乐的童年被牺牲了。这是一个叫人感到遗憾的事！

　　因此，是时候我们在时间和课程编排上，为孩子作更合理的安排。同时，在观念和教学方法上有更科学的指导，确保孩子活泼学习各个科目，同时热爱母语教育。

　　在这方面，我们更需要教育专家通过科学性的研究，以及和政府教育部门的讨论，在科学的理论基础上，清楚地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才是最适合引入英语教学的时机，又该引入多大的量？

老师别太沉重

11月5号，雪州国中华文教师联谊会和SERI KEMBANGAN 民众图书馆联办了一连两天的“文化传承与精致人生讲座”。我受邀当“我看中学中文”沙龙讲座会的主持人，面对的是上百位国中和独中老师，我这个外行人，难免有些心虚。

　　老师踊跃发问，言论精辟的三位主讲人，陈亚才，莫顺宗和梁靖芬精彩的回应。就连主持人也接到问题。

　　“国中老师所面对的问题是一个星期只有三节课。有时遇到公共假期或学校有特别活动，一个星期连一节课也上不到，如何进行课本上的多样化学习？”

　　这位老师还说，国中华文老师根本不能完成25节课的课文，还要教语文知识（短语、句子成份、修辞、熟语和名句精华等。）所以，很多时候，他们只能“赶”或“匆匆地”完成重要的技能，特别是考试局将会“出”的语法技能而已。因此，他问我是否可提供一些建议？


　　另一个老师则说：许多父母亲强迫孩子选修中文，但这不是中学生自己的意愿，造成中文老师的心情很沉重。他问身为主持人的我，有什么看法？

　　这让我想起，在我念国中时，每次上华文课，我的华文老师，恨不得把中华文化的深厚内涵，通过那几节华文课，全都传授给我们。但是与此同时，我的老师也清楚地知道，大马整个考试制度，并不需要我们懂得那么深入。

　　因此，老师天天忙着追课文，填鸭式的要求我们跟紧考试范围，根本没有时间把我们带入中华文化世界，去引导我们看到中文的美。于是，在读名句精华时，我们没有历史线索，我们死背死记，学习到的中文，刚刚好“够用”考试能“过关”而已，懂得多，但不专精，可谓“样样通，也样样松”。

　　我们可能熟读文学著作，但是未必懂得这个文学著作背后所承载的深厚文化内涵。谈到中华文化的精髓体认，我们这一代是严重匮乏的。

　　今天，我们处在一个不同于昔日的全新世代，老师如果还墨守成规，当个永远的指导者，附加指示者，或给标准答案的传声筒，那么他们只有跟学生渐行渐远。

　　为什么呢？老师如果没有以一套自己的想法和全新的理念、谦逊的作风、宽容的胸怀和创新的思维来看待ｅ时代学生的需求；用他们的眼睛、他们的语言跟学生沟通，那么，学生是不会爱上中文的。我们的学生一定会这样投诉：这老师教得太烂，中文课太闷。

　　我想，既然课文是教不完的，那老师们大可不用太“匆匆”，在有限的节数里，用心聆听孩子的声音，走下讲堂，走进孩子们中间，成为孩子共同学习的陪伴者，发掘孩子的创新思维和创造能力；培养并放手让孩子成为自己人生的主人，主动、自主地学习语文，主动实践和探索，为自己的人生负责。

　　而对于那些被父母盯着，强迫他们选修中文的孩子来说，更是不会主动翻开中文课本，或在上中文课时，突然变成瞎子、聋子和哑巴。

　　我想，学习语文原本就是学习思考的过程。学习中文，是要感受整个中华文化背后的氛围、民族内涵。让我们的孩子在生活里去学习中文吧！刻意强迫他们学习，反而没有多大用处，把母语教育，如同方言学习一样生活化。让我们的下一代，在生活中用他们的熟悉的母语（中文或不同的方言），来认识生命；在丰富文化传统的环境下，教育孩子儒家思想，让他们尊敬生命，拥有独立自主的人格，做一个好人。

　　所以，亲爱的老师，千万不要太沉重。今天，倘若你尽了力，还是不能让一个孩子爱上中文，看不到中文的美，感应不到中华文化的深厚内涵，那不完全是你的错。

　　因为，只要您还能对孩子的“求异思维”，给以充分的呵护与鼓励；让一颗颗创新活跃的思想因子，在我们精心守护的园地里破土而出；让孩子热爱学习，如同热爱生活一样；让孩子以他们的速度，慢慢进步；让他们的未来，依照自己心理描绘的一一实现；那么，您才是身负培育人才与推动母语教育发展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啊！

　　我之所以在座谈会上，坚持播放展雄声音演绎的《最后一课》，因为这文学作品曾深深感动了我。都德对语言与民族的热爱，深深牵引着我的心。那是一种呼唤，对“寻根”的殷切叮咛。老师的使命，就是把这份感动，用心传递出去，给未来我们的孩子……

　　只要让我们的孩子记得，他们曾经在成长过程中，有过这么一次学习中文的机会，那方块字是他们的根，是他历代先贤的来处，那么，未来，无论这个孩子去到哪里，我相信，中文不会是一个陌生的名词……

要不要转个弯？

　　23岁那年，我在大学一场公众演说中说： “许多人年轻的时候已经死了，但是直到老年时才被安葬！”那时的我觉得，生命充满着无限的挑战，大专生应该发挥生命的使用权，应该拥有逆向思维，不应该丧失活泼批判、理性颠覆的能力。

　　最近作了一个关于校园选举的报道，出街后引起不少回响。有人威胁要报警，有人在网上说我们的电视台已经被反对党操控， 有人甚至要求惩罚我们的电视台，因为我们支持落败者。

　　这个报道引起很大争议，一些“知识分子”拜访我们电视台，教育我们如何选择采访对象、如何作一个公正的报道。更多的同行劝勉我们说：适时转个弯，不要碰壁！

　　我始终认为，暂时妥协的目的，是要往正确的方向调整， 而非不费吹灰之力地复制另一个悲剧，训练大家绝对服从，训练大家的奴性。妥协过程中，需要设定一个底线，这个底线不能被挑战，不然，转个弯求过关的心态，会开个非常不好的先例。未来面对权威时，我们会忘了最初的理想。麻痹久了，未来面对危机时，自然也会选择不吭不鸣，从此裹足不前了！

　　在无处不变、太花俏、太杂乱的世界里，回归媒体专业和伦理，不偏不倚，反而成为一种中流砥柱。认定“准确无误，公正、客观报导”为我们不二的信仰， 站稳立场的话，我们就无需考虑转个弯去迎合强权口味， 无需对制作的报道说抱歉。

　　问题就在于我们对真相到底在不在乎？不在乎真相的阅听人，可以满足于简化的半真半假的东西？没有雄厚专精的编辑结构，我们怎样创造深刻高品质的报道？

　　如果转弯只为了保饭碗、求过关，那么，我敢说，媒体这领域只有纵容更多有权者以知识挂帅来践踏我们的知识产权，所做出来的节目或新闻， 只是不同版本的“愚民商品”，这样不断窄化和独霸的媒体，我们要它来干什么？

　　我当然知道，乖乖活在别人的要求下，也许会得到比较多的赞赏，但却不一定符合自己对人生的期待。尽管我们有立场，有主张，但是我们的言语却未必周延，这导致我们在冲撞整个旧有体制的过程中，伤痕累累。平坦的路，经我们一走，变成一波三折。

　　“客观持平”，简简单单四个字，在做一个负责任的报道中要拿捏得准，却如此艰难。我一直认为, 这是一个价值观大翻转的年代，贼反过来监督警察；应该维护公众利益的媒体人， 却忙着当公关，忙着搞关系，甚至“认贼作父”！

　　转弯后，如果能确保编采及节目策划的决定， 绝对以新闻专业固有的准则和专业判断为依归，那转弯又何妨？

　　不然，如果为了不开罪任何人，不惊动任何机构，而不尽力对有关论题和事件作公正持平和公开的探讨，那是我们有渎职守。我们几乎忘了我们服务的对象是大众，我们转弯的目的是为了避开外界的影响和压力，那么，我们真愧对社会大众。

　　这样的急转弯，未免太狼狈！

美丽背后

　　“哗FM”电台在上星期五凌晨一点停播了，数百名支持者云集NTV7 公司大门外，点燃白蜡烛，陪伴“哗！FM”走过美丽的天空，场面温馨感人。

　　众主持人在空中说出他们的理想，说出他们的感慨与悲伤。烛光和泪水，再上万点小雨，使人心不静神不宁，恨不得这一夜可以进入无限。。。

　　我想，过去两年半，“哗！FM”确实捉到了最重要的契机，把自己放在历史时刻里，发挥问政、娱乐大众、教育和反映民声的角色。因此，我们听到有人激动的说：这个电台在广播业建立了言论自由的新指标。未来，它可以成为广播界衡量言论自由、敏感尺寸和开放度的指标。

　　过去，“哗！FM”曾发挥公共舆论的功能，为社会提供前瞻的可能，充当人民的喉舌； 未来，这个电台的名字，不会轻易被人遗忘。结果，一种壮志凌霄的感觉，油然而生，一片通明广阔的天地展现眼前，这是一种超越现在，向“不可能”挑战的渴望。

　　但是，那一夜，我却感到异常的不安。白蜡烛的燃烧真能确保民主自由的空间得到保障吗？流出的泪水，如果不能唤醒我们的道德良知，和极力捍卫媒体自主的决心，刺激更深刻的反省，那么，泪，恐怕白流了！

　　可不是吗？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轰轰烈烈的牺牲，激动人心的演说，如果不能刺痛我们麻木已久的良心，还有什么意义？我想起一些人浸在权力的酱缸之中，收取高薪厚禄，热血和抱负与朋党之争浑浊搅拌，太怕丢饭碗，结果不敢有异议，有主张，这是非常叫人遗憾的事。

　　话说回来，如果没有一些人的默许，任何独裁者也不可能得势， 不是吗？民主不是从天降下来的，必须经过理性的争取。指责、异议、对抗只是过程，追求自由民主才是最终目的。那么，我们还有什么顾忌？

　　该怎么争取？我想，就是为不平事伸张一点正义。不平则鸣，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让那些有偏见，有私欲，才智不足，学识道德有限制的人，感觉到被监督、被批评、被质疑的压力。

　　可是啊！一些人为了取悦当权派，尽可能选择性认识真相和报导历史，不敢面对自己的真性情，不敢得罪权威，保住的只是那不伦不类、支离破碎的所谓“猫狗尊严”，违背良心人性，苟且偷生。在堕落的权势斗争里，正义必须和利益斗争有直接关联，才会受到重视，不然，正义的呼声注定继续被漠视的。

　　我非常害怕看到人人都是同样的一个“模”，不敢回应内心的呼唤，不敢挑战权威，不敢走自己的路，在应该说话的时候失语。

　　如果我们无法阻止一个盈利电台的停播，至少我们要从悲痛中、烛光中，作最深刻的反省，确保理想不死。更要体认到：缺乏思索、理性颠覆和创造的社会，绝对走向停滞！

校园选举与流氓文化

　　采访大专校园选举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不是选举一面倒的成绩，而是选举过程校方为打击“亲学生阵线”（青派）和媒体而使出的种种手段。

　　就如马大，以副校长为首的选举委员会制订了一些不合理的竞选条规，如竞选期间不能结盟；候选人必须拥有至少3.0的成绩积分（CGPA）；只有48小时的竞选时间；校方通过宿舍长拿到宿舍生的个人资料与手提电话，强制所有宿舍生出来投票，不然，他们随时可能被踢出宿舍或威胁延发他们的贷学金；每张选票印上编号侵犯学生隐私权，在在显示校方直接干预选举的公正与自由。

　　大专学生事务处为了显示亲政府，不惜把执政党的理念带入神圣的校园，倾全力协助校方属意的“亲校方阵线”（蓝派）漂亮胜出。

　　校方到处散播白色恐惧，包括半夜搜查一文学系学生的房间，揪起他的衣领恐吓，连连敲打该名学生的脑后，还在投票日前一晚，命令所有宿舍官，允许学生把菜单带入投票礼堂作参考，不禁让人怀疑选举委员会的独立性。校方将选举手册置于一旁，滥权偏帮亲校方学生造成另一派学生求助无门，反对无效。

　　结果，整个校园选举沦为“二元分化”的战斗场。群众大会上，台上演说的候选人很少让我们看清校园的问题核心，反映学生具体议题，对不公平制度有看法，对校方不平政策提改革，或向校方要求合理的权力分配。

　　看到的是候选人用鸡蛋或朗诵马来班顿等方式滑稽的介绍自己，呼吁学生记得带学生证去投票、机械化的招手、僵硬的微笑、流氓似的呼叫，好像出席嘉年华会一样。我看得纳闷，好在，保安人员突然将我的摄影师请下台，再请我到礼堂外谈判，最后我的手提电话连连响起，学生事务处高层请我回家。

　　再看博大，校方三年来执行欠缺透明的电子投票制，候选人不能重算选票和监票，亲学生阵线要呈交备忘录给学生事务处副校长。我又前往采访，却受到校方百般阻扰。而署理副校长人在现场，向我要通行证不遂，粗暴的对我喊话：“keluar!”我觉得流氓学生就从这里得到学习榜样。

　　因此，当学生代表告诉我，他的朋友受到蓝派学生的欺压，群起围攻他，最后报警求助。我听后很无奈，上层为镇压学生反弹不择手段，亲校方学生自然嚣张，使用暴力是可以理解的。集权领导怎么能不形成今天弊病百出的校园选举呢？

　　于是，博大生为挽救校园民主，发动了“一人10仙”筹款运动，要校方买选票，恢复票箱选举。我想，公平及透明的校园竞选，需要他们沉痛呼唤民主和自由的声音。他们的杯葛行动不是认输，而是对于整个流氓文化的彻底绝望，他们的筹款行动一点也不幼稚，而是追求正义、抗议校方黑箱作业，一手遮天、以大欺小的理性施舍。

　　这种杯葛行动没有以牙还牙，以暴易暴，有主张有原则，我欣赏他们的勇敢！

宽容面对新政策

　　卫生部估计，在10年内，我国的爱滋病患将增至30万人，而吸毒者将超过100万人。面对如此险峻的局势，政府必须在防治爱滋病与毒品蔓延方面寻求突破。

　　今年10月开始，政府计划在10间私人诊所和10间政府医院里，提供免费的美沙酮，给1200名毒瘾很深，但有愿意戒毒的吸毒者。

　　究竟“减低危害计划”的第一步会不会成功？小市民又如何看待这个计划？街头访问时，我们发现市民多处在道德审判和维护公共卫生的两端忐忑不安。

　　 “好像跑到没有有路好跑了，只有这个下下策，只有用这一招，看实行一下子看有没有进展，如果没有的话，就证明这个方式是行不通！”一市民无奈的说。

　　提供美沙酮替代疗法予想戒毒的吸毒者，以毒攻毒的方式究竟行得通吗？ 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疑问。 或许还有很多人不明白， “美沙酮替代疗法”是针对那些有意愿放弃毒品的吸毒者而设的。

　　在试验计划中，1200名有意戒毒的吸毒者将在政府锁定的医院和诊所的医生面前口服美沙酮。 但是，“美沙酮替代疗法”是一种长期的治疗，就像治疗糖尿病和躁郁症病人一样，需要至少１年的时间。过后，治疗者才能慢慢减少服用美沙酮剂量，转入“美沙酮戒毒计划。”

　　当然，为了避免美沙酮被滥用，医生也会不定期检验治疗者的尿液，确保他们没有继续吸毒，协助他们逐步摆脱毒品。

　　但是，我们都知道，在6万5千个投报的爱滋病例中，有百分之75的个案是静脉注射吸毒者。这些吸毒者大部分都不能放弃静脉注射方式，在缺乏针筒下，与人共用针筒来吸毒。

　　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政府希望在明年初，再为1200个无法脱离毒瘾和采用静脉注射的吸毒者提供免费针筒，希望能够避免吸毒群体吸毒时传播血液传染病如爱滋病、B型肝炎等疾病。因此，“交换针筒计划”才是减低危害的重点。

　　问题是，根据1952年危害毒品法令第37条文，携带针筒是犯法的。吸毒者将面临最高两年的监禁刑罚。

　　要推行“交换针筒计划”，政府的当务之急是修改目前的法律。如果法律来不及修改，执法组还无法达致共识，交换针筒计划缺乏一个强而有力的监督机制；如果还有人认为，美沙酮“以毒攻毒”的替代疗法注定失败，而不理解美沙酮治疗后，病人只要有决心，医生将逐渐减少美沙酮的服量，直到不需要治疗为止,进而转入戒毒计划。

　　如果对“美沙酮戒毒计划”存有误解，继续否定美沙酮以毒攻毒走不远，那么，可以预见的是：每天将继续有20个或更多的爱滋新病例的出现，在2015年时，爱滋病将成为一种流行病。

　　这一刻，我们要相信：相信公共卫生比什么都重要，相信法律是要确保人人平等，相信任何政策的推行，必须依靠百川不拒的包容气魄和宽宏视野。更要相信：我们的敌人是毒品和爱滋病毒，而不是吸毒者和爱滋病患。

　　有了人道主义的温柔与深沉，我们看到“减低危害计划”即将试跑时，才不会郁结不安，起码能够祝福。

媒体工作者爱当导演

　　采访民政党选时，发生了一件小事，叫我一时感触良多。

　　这件小事让我认真思考了自己过去作采访时的态度，和每个新闻工作者理应抱持的专业操守。

　　在改选成绩出炉后，成功获得蝉联的DATUK SERI林敬益医生面对着各大媒体，首先用英语和国语分析改选成绩和接班大计。我最后也举手要求DATUK SERI用华语解读党选成绩。得到DATUKSERI林敬益华语版的简短回答后，DATUK SERI就起身让摄影记者拍照，结束了记者会。由于还有问题来不及提问，我决定守到晚上的“民政之夜”的晚宴上，再度访问他。

　　当晚，看到DATUK SERI林敬益再度出现于晚宴会场时，我赶紧飞扑过去，抢先访问他。谁知，身边好几个摄影记者也一窝蜂拥上，把我挤出线，迅速把一份报纸推到DATUK SERI林敬益的手中。接下来的那一幕，才是够精彩。一旁的我变成观众，那些摄影记者顿时荣升为“导演”。

　　“DATUK SERI，看报纸！”

　　“DATUK SERI，翻报纸！”

　　“DATUK SERI和夫人看这边，不用再翻报纸了！”

　　我吓呆了。原来，带有宣传报纸意味的精彩画面，是用这样的手段得来的！那我们过去看见部长们一起看某纸的温馨画面，想必也是这样被追逼着，一令一动作般出炉的！DATUK SERI林敬益真爱看那份报纸吗？答案不尽然。

　　但是，这样的画面出街，和之前的我一样天真的读者，能不被蒙在鼓里吗？能不被这演出来的“假象”所欺骗吗？那天，我亲自见证了一些媒体工作者爱当导演，“制造新闻”的小小过程，真的觉得这件小事不能不提，因为它对我自己和同行都会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我想，当初我们选择当记者的时候，可能有些理想，希望从不同角度探求社会真相，对不平的事件伸张一点正义。可是工作久了，采访变成是例行公事的苦差，不再是发挥理想和自我的志业。久而久之，当初的热血和抱负不知不觉地溜走了。

　　因此，很多时候，许多同行，包括我自己，已经学会拖泥带水胡混过去的本领。采访时，我们甚少思考，也不做功课，人家给什么，我们就“搬字过纸”。然而，看见同行当起导演，把“制造新闻”当成理所当然的稀松平常事，忽略了“正确，客观持平”的专业操守，我还是深深感到无奈。

　　记者和摄影师当导演的后果是：阅听人所得到的“真相”已经是被扭曲的真相，煽情的词句和精彩画面背后，充满了花俏讨好的企图。

　　有人说：“今天的新闻，就是昨天的历史。”因此，还真拿不准今天所看到的新闻，是不是政治自我颠覆，媒体大势炒作的所谓真相？有谁敢去质疑这段历史的真实与尊严？有多少人曾想过光明灿烂的画面底端，背后有多少媒体工作者的刻意铺排与精心执导？

　　我们真的要问：今天的新闻，究竟能否准确写下昨天的历史？而这段历史是不是盖棺论定的真相？这个真相，又是符合了谁的利益的真相？你和我都可能被执政者对资讯的垄断所蒙骗，而媒体工作者所做的工作，就是要把这个可能被蒙蔽的层面揭开。

　　认知到真相产生的争议点和追求真相的专业精神，从今天起，我们才不会对他人报道的新闻全盘接受，而不敢质疑它的真伪。

正义的意义

　　“哗！FM”停播事件闹得热烘烘，一些马华领袖大义凛然的说：电台有其社会义务，功能非同一般商品，因此不应当作商品作买卖。这把正义的声音赢得许多人的支持。

　　但是，许多人却忘了，早在一开始，这个电台就不是“公有”的。这个时候，我们出来高喊，它应该被“公用”，发挥其社会责任，达到“公享”的本质。那么，我只能说，大家对私营广电（广播/电视媒体）的运作不够了解。

　　今天我们争论，能不能把一个媒体当成商品来进行买卖时，就得看这个商品由谁制造？他的持有人是谁？私营的媒体自由，最后变成用媒体产品获取私家利润的自由，有什么出奇？因为将媒介当成商品、产业来经营，一个必然的结果是，它会往“利”方面走，要求 “公有”和“公享”几乎不可能。

　　而国营广电由政府编列预算、拨款，工作人员以公务员的身份宣导政府政策，听命办新闻、传资讯、提供教育和娱乐，它或许可以超越商业考量，办些不挣钱的节目，照顾到弱势族群的利益，但要达到“编辑自主”并不容易。在拓展文化和民主、监督政府（老板）、维护公众利益时，难免流于“小骂大帮忙”的表象。

　　但是，这并不表示私营广电由私人资助，就能够克尽言责、监督政府，不沦为当权派的喉舌。因为，任何产权最关心的是资源的使用权、受益权和转让权，更重要的是，私营体制完全按照商业方式由私人企业（或政党盟友）来投资经营，加上持有人（或背后政治靠山）有公职有钱有权的话，没有人敢保证他真能做到为全民说公道话、谋利益，而不以权谋私！

　　有人因此建议，我们争取办公营广电，不让政府直接经营传播业，而是委托一个独立性的媒介机构来经营。例如英国的BBC和日本的NHK等，经费来源主要靠电视执照费、社会捐款以及部分政府拨款。如果政府向私人盈利广电征收税务来支持公营广电的运作会更好。这么一来，公营广电便可独立于政府之外，不以盈利为目的，充分体现社会公器——“公有、公用、公享”的本质。

　　所以，我们希望看到更多大义凛然的马华领袖站出来，直击问题核心——要求拥有最后权力决定“网络设备提供者”以及频波分配等证照分发的能源、水务及通讯部长，制定一个公平透明的频波分配政策，公开广电执照资格，以杜绝大气层的频波这个公共财在人民的无知下，被瓜分进入几个私人集团（政党盟友）的口袋里。

　　我们真不想看到还有哪位投机政客在那边空喊话，一边试图钳制媒介经营竞争的自由，一边纵容财团或政党盟友挟持广电资源！正义如果有任何意义，就得赶在下一个私营媒介基于利益考量而停播之前得到实现！

记者入狱的反思

　　新山监狱局趁百年老监狱拆除之际，特地开放让公众住牢房一天，亲身体验坐牢滋味，媒体更获当局特别眷顾，让11名记者入狱。

　　本地报章以“本报记者入狱”来打头版标题，绝对有卖点。读者没有详读内文，还会瞎紧张，以为记者以身试法，被判入狱。详读之下，原来，记者为了把精彩的坐牢经验和照片呈现给读者，只好“勉为其难”入狱。

　　记者过后分享了他们坐牢经验：许多记者都觉得“难顶”，投诉牢内蚊子蟑螂多，空气闷热，一些记者还说，他们夜间还闻到阵阵尸臭味和甘文烟的味道；甚至还在牢房里看见放在地板的餐盘上的杯子突然自己滑起来，听起来充满“灵异”气氛，叫读者看了也心生毛。当然，还有一记者在狱中，突发灵感搞创作，据说写了一首叫《明天的双手》的词，真是可喜可贺。

　　最可贵的是，完成坐牢创举的媒体记者，隔天还获赠一份“坐牢结业证书”，证明他们“到此一游”。最后，众记者手持红彤彤的“自由万岁”四个大字，漂亮留影，然后各自欢喜归家，乐也融融！

　　看了这些报道后，我有一股闷气在胸口。这一次记者们所看到的，事实上是一个经过铺排的场景，而透过他们的镜头所呈现出来的，也只是狱方决定要让民众看到、知道的部分情景。

　　事实上，牢房的恶劣情况，并非常人所能想象。监狱人满为患时，可能把7到8个囚犯关在同一牢房，里边流行病肆虐、毒品流通；为了得到协助，一些囚犯被逼和受求人进行同性之间的肛交。

　　因此，记者蹲在牢房走廊的画面，除了达到娱乐观众的效果之外，我真的觉得没有多大意义。或许，记者都忘了本份，忘了报导社会真相的职责。而媒体的排版和图片的呈现，充满了哗众取宠的企图。

　　目前，新山监狱有30个官员驻守，每月可安排两次的“坐牢一日营”配套， 每次让15人参加，当局还说会尽量安排记者，被关进相隔一段距离的牢房。

　　照我看，这30名狱官理应被派到其他人满为患的监狱去执勤，而无需搞噱头，应酬媒体记者或其他游客。而坐牢经验，应该由真实的囚犯来现身说法，而不是抱着游玩心理，充满入狱“期待”的记者玩家来告诉我们。

　　我实在看不到当局让媒体记者参与“坐牢一日营”配套，对社会起什么正面意义？记者自愿入狱，除了满足个人的好奇，“一尝一生难得一回的铁窗生涯，增加记者本身的人生阅历”之外，还为什么？把“自讨苦吃”的体验，戏剧性绘声绘影的告诉读者，刺激读者的视觉，满足读者偷窥心理之外，请问还有什么更大的涵义？

　　不久前出炉的皇家警察特委会报告书曾经揭露：滥权的狱官，竟向囚犯索取高达300令吉，来购买三杯奶茶，炒面和印度煎饼给囚犯；向要打电话的囚犯征收100令吉；而性工作者半夜被警官带出牢，回来后颈项出现“吻痕”，这样的监狱才够可怕！也才是最真实的！

　　记者有使命，有胆量的话，可为了社会公义，乔装囚犯混进监狱，揭露这些真相，报导这些事实，监督政府的贪污舞弊行为！

　　如果不敢冒险，那么，记者《明天的双手》，也可以用来报导这些“真相”，誓死捍卫读者“知的权利”！ 而不是游监狱16个小时后，出来告诉我们，他们那有惊无险、不痛不痒的人生体会！

　　美国有位勇敢的女记者朱迪思·米勒因拒绝透露“深喉”身份，为“捍卫一个生死攸关的原则”而被判入狱4个月。这样的坐牢，真有志气！

　　可我们报名坐牢的记者，却排排蹲在走廊边，接受点名，刻意入狱体验坐粪桶吃牢饭的经验。没有充分发挥监督政府的“第四权力”的责任不打紧，还沦为跟班，陪着政府耍把戏，自导自演这场闹剧…

媒体暴力的恶果

　　曼谷的kaosan 路， 是著名的红灯区。多年前我以游客的身份，在那里自助旅行。可能在泰国游玩了近一个月，皮肤晒黑了，像极泰妹，一名老外居然上前问我价钱，我华容失色的对他说：“No! I am not a prostitute!”当年， 我有一种被羞辱的感觉。

　　这些年来，多次采访性工作者之后， 我发现，我开始对性工作有不同的体认。我真的觉得我没有资格歧视性工作者。我认为，如果新聞工作者无法独立于任何宗教信仰等组织和何政治派别之外，我们就无法坚守媒体的监督角色或任务，作较负责任的报导，或对不公义的工作任务，有异议，有主张。

　　8月3号晚上，为了作探讨性工作者权益的相关报导，我们驶进吉隆坡几个红灯区，进行采访工作。和我随行的制作人认为，要拍摄性工业领域人士的相关画面， 理应得到他们的准许，于是他大胆走入一间廉价酒店说明我们的来意，希望他们看见我们作类似报导背后的善意， 能给以合作与支持。但是， 如预料中一样，他却招来了酒店负责人的坚决反对。

　　“报导了又怎样？”红灯区廉价酒店的负责人质问我们。 如果我们还义正词严的说：不不不！我们要正面报导真相，媒体要与公众忧戚与共， 和弱势族群形成自然的结合，放弃个人的本位，反映性工作者的真正需求。我想，我们不遭到他们的群起攻击才怪！

　　最后， 我们被逼驾着车，整晚在红灯区来回观察， 并采用偷拍的方式，摄下他们找生活的画面。这是非常惊险的工作。

　　结果，在一条陋巷，我们被两名性工作者发现，他们远远看见我们的车子驶来， 就躲在一辆车身后方，等我们的车子一经过， 就愤怒地对我们的车子猛抛石头。我捉紧驾驶盘惊呼，微缩着身子，简直失了魂！

　　后来我想， 如果真不能得到他们的同意， 无法得到他们的信任，再大粒的石头砸破我们的车镜， 我们也要承受。谁叫我们先行使媒体暴力，引起他们的憎恨？他们以暴力反击， 我们咎由自取， 根本就怨不了谁。

　　唉！要作调查报导，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什么呢？因为观众一般喜欢看一些富于刺激，和煽情的画面， 偷窥别人的私隐最好不过。更多的人渴望看见穷追猛打， 挖掘私隐的报导。 例如揭露名人的私生活，血淋淋和色情鬼怪这些“反智报导”特别受欢迎，以前较温文客观的编辑方针看来没有多大市场。

　　市场导向决定了一切货品，包括媒介。这是非常叫人遗憾的事。陷入讨好观众的迷失是可悲的。我们都知道，媒体是社会的公器，是民意的传声筒，是正义的守护神， 是道德的安全瓣。可是，如果公器被滥用，没有公正客观的原则， 媒体也极容易成为洪水猛兽，甚至是暴力的代名词。

　　 一旦没有足够的反省，媒体的公信力就会受到质疑，不够客观， 不持平的报导， 就会引来被污名化一方的愤恨， 一竹竿打翻全船人的叫我们哑口无言。因此，不久前听闻有同事进入红灯区采访时，车子被刮花和爆了轮胎，也无门争辩对错。 谁叫媒体老爱攻击这些“鸡”，丑化他们， 抹黑他们？

　　结果，当我们说要为性工作者争取权益，有人听后差点笑脱牙，觉得这是天方夜谭。说是要走入红灯区，了解性工作者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们的诉求， 好作深度的追踪报导，倒不如先承认自己眼高手低，螳臂当车不自量力，无奈的承担起媒体暴力的恶果……

典当专业操守抢独家

　　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采访新闻是我们的例常工作。无论发生什么事，尤其是关乎华社的大事件，被派出席采访的记者可说是背负重任，非得打起十二分精神，全力以赴。

　　记得，在一个马华领袖召开的记者会上，本地主要媒体记者都云集该马华领袖的部门。 由于刚好是党内部问题闹得热烘烘期间，该名领袖对于敏感问题都三缄其口。任记者怎么穷追问，也都“套”不到该名领袖将出一些“新闻”来。

　　结果当天的新闻，我直接报导该名领袖对于敏感课题的回应冷淡，并把记者会现场气氛稍微概述一下。 似乎已经成了一个习惯，对于凡出席的记者会，我都会尽量抽空略略看看各大报章和其他电子媒体如何报导同一个记者会，看看其他同行，以什么角度，来报导同一则新闻，以求取人之长，补己之短。

　　然而，当天某一夜报的头条新闻，我发现那标题拟得跟我报导的有出入。某报资深记者使用的“直接引语”，有违背该名马华领袖原意之嫌。

　　初时，我还以为那是该名记者，在会后抢独家新闻，私下访问所得。详读之下发现，整篇报导的内容结构，来来去去都是在引述马华领袖在记者会上的“直接回应”。

　　为了进一步求证， 我多次重听了我采访时所录下的影带片段。仔细聆听部长的回应和记者发出的每一道问题。结果，我非常的肯定，这名资深记者并没有准确的使用“直接引语”。

　　一些记者为了使新闻显得更为完美，断章取义，错误表达了说话人的思想或修改自己的采访记录，这是非常令人感到遗憾的事。

　　违反新闻伦理的后果是，隔天各大报为了突出各自的报导角度，制造了许多不真实的“直接引语”，受访者在同一个场合中给的回应出现多个版本，每则报导引号内的措辞也各不相同，导致读者看后一头雾水，不知该相信谁？

　　再看看最近的吴雅芳事件，最清楚真相的应该是接到第一手消息的媒体工作者。黄燕燕和周美芬的名字任意调换，模糊人民视线的后果是，人民知道的，都是有利之徒窜改，而且选择性报道的。媒体机构为了各自利益，不惜典当了读者的“知情权”，媒体最后成为“强化谎言”的利器，身为读者的我们，还能对那原本该揭开事实真相，但是却不讲诚信、不懂专业操守的媒体，寄予什么厚望？

　　媒体工作者的职位代表了公众利益，可是当我们发现这些“社会监督者”为了抢出位，为了抢独家新闻，居然炮制失实或存有捏造等不负责任的报导时，我们能不当一回事吗？最能够呈现事实真相的媒体人，竟然不懂“求证”的基本原则，黑白不分，作出违反传媒专业道德操守的行为，叫我们如何继续相信看到的新闻必定必定必定是“事实”，肯定肯定肯定就是“真相”？

　　我们当然可以气愤的骂：捏造事实根本是天地难容的事！但是，在严厉谴责之余，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未来我们该以什么标准，来区分哪家报章或电子媒体报道的才是真相？ 才是那不容置疑的大白真相？究竟谁应该担当起没有如实报导真相的全部责任？基本新闻伦理被刻意放下，错误报道之后，谁真有坦然出来认错，并承担起文责的道德勇气？

　　我们不是经常说：“正确，持平和中肯”是最基本的新闻工作者操守吗？ 那肯定也是新闻编辑自主的立足点。

　　在信任荡然无存的世界里，如果真实的谎言，虚构的事实，渐渐成为媒体机构打压对手的利器，那么，这则新闻即使是“独家” 又怎样？对我们来说，那根本就毫无意义！

承受不了的穷

　　在万挠长屋一间简陋的幼稚园里，我看见现年13岁的Shanthini正帮忙老师照顾小朋友。

　　因为好奇，我在课室一旁访问了她。 “我在这里帮忙， 扫地啦， 教小朋友读书，为他们准备早餐。他们每月给我100令吉，10令吉我给妹妹当学费，剩余的90令吉我交给妈妈买菜。” 深入探问之下， 才知道Shanthini来自一个复杂的家庭。 “我有10个兄弟姐妹。我爸爸没工作，经常喝酒，我有两个妈妈，一个是采花工人，另一个在工厂当女工。”

　　于是，我们跟着Shanthini回到了她的家。Shanthini的亲生妈妈Letchumi刚采花回来，忙着打理家务。Letchumi告诉我，Shanthini在去年的小六评估考试中考获４A 2C，她非常喜欢读书，不过，家里穷，10个孩子都要糊口。而她每天早上6点半就去采花，一天工作5到6个小时，最多能赚15令吉。花少的季节她只能赚取5令吉。

　　访问的那一天，老板只给Letchumi10令吉。她说，她平均每个月只赚200多令吉，加上丈夫小妾当工厂女工赚取的600多令吉，整个家庭13口，就靠少过1000令吉的收入过活。为了节省每趟5角钱的巴士费，懂事的Shanthini常带着两个妹妹，徒步走两公里的路去上学。 送Shanthini三姐妹去上学途中， Shanthini天真的告诉我，她将来要当律师。

　　我看见两个妹妹的手中都有便当，而她却没有。一问，Shanthini笑着说，她喝水就饱。我鼻子一酸……. 贫穷可分为两种，一是绝对贫穷（月入265令吉），二是相对贫穷（月入529令吉）。

　　绝对贫穷是指人们吃不饱，穿不暖，没有房屋等，而相对贫穷是指生活标准低于一般家庭的标准。就像Shanthini这些低收入的家庭，尽管也不在相对贫穷的的急需救济群里，但是他们也只能求三餐温饱，无法改善生活素质。

　　政府设订的相对贫穷收入指数实在太低，无法反映真实的城市贫穷状况。因此， 非政府组织促请政府把相对贫穷家庭529令吉的最低收入，调高到一千到一千两百令吉。

　　我想，要铲除城市贫穷， 首先要正视问题。一旦正视， 问题的困难程度才浮现出来。把贫穷线订得这么低，究竟符合谁的利益？ 首相在上任后宣布政府将在2008年消除赤贫。首相署经济策划单位和国家统计局在明年的第9大马计划中，或许会稍微调高相对贫穷的指数。

　　但是， 与此同时，我们也知道， 如果政府真把贫穷线调高到一千令吉，需要政府关照或救济的城乡穷人肯定将以倍数增加。那么，首相要在在位的这5年之内全面消除贫穷，谈何容易？因此，为了证明首相说到做到，一般认为，首相署经济策略单位最多把贫穷线调到600令吉左右。

　　政府要铲除贫穷， 就必须体认到诚实面对问题的重要，政治的扭曲不应该剥夺穷人提升生活素质的权利。政治如果不是为人民的福利而存在，那么我敢保证，不论是城市贫穷，还是官司勾结，司法不公，贪污滥权等恶俗将世代相传。

　　我只怕来不及等到Shanthini长大当律师， 可能就得要为她因为经济压力被逼半途辍学而痛惜。

　　我们实在不能再假装不知道这一天随时会到来，弱肉强食这个丛林规则在我们的社会里往往以极文明的方式进行。我的悲观在此。